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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

　　毛主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

　　毛主席说：“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毛主席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

　　毛主席说：“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

　　毛主席说：“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毛主席说：“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他路也是如此。”

　　毛主席说：“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

　　毛主席说：“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

　　毛主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

　　毛主席说：“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

　　毛主席说：“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毛主席说：“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毛主席说：“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毛主席说：“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毛主席说：“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平原地带的战斗中，是困难的。速胜论者在这点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毛主席说：“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

　　毛主席说：“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

　　毛主席说：“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

　　毛主席说：“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

　　毛主席说：“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　

　　毛主席说：“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毛主席说：“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司马懿果断剿孟达
司马懿果断剿孟达

　　诸葛亮自出师以来，累获全胜，料长安指日可得，心中欣喜。这日，在帐中，面对巍巍祁山、滔滔渭水，拨动琴弦，自弹自唱，好不得意。　

　　忽报永安宫镇守李严令子李丰来见。　

　　诸葛亮心中一惊，以为东吴犯境，急唤人帐中。　

　　李丰进帐，一张娃娃脸笑得极灿烂，道：“丞相，家父差丰来报喜了！”　

　　诸葛亮奇怪地问：“何喜？”　

　　李丰：“魏新城太守孟达又要归顺大汉了。”　

　　“什么？你细细道来。”　

　　“先前孟达降魏，是不得已而为之。初降时，曹丕爱其才，封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镇守上庸、金城等处，委以西南重任。还三天两头赐以骏马金珠，同辇出入，给以很大荣耀。自曹丕死后，曹睿即位，不曾一次赏赐孟达。孟达在朝中的好友侍中桓阶、将军夏侯尚又相继病逝，倍感冷落，心中不忿，常对周围说：‘我本蜀将，受时务所逼才降魏的。’屡屡显露归汉之意。近日几次差心腹给家父密送书信，叫代禀丞相，表*迹。还说，丞相五路下川时，就已有此意。现在他在新城，又听到丞相伐魏，十分高兴，欲起所辖新城、金城、上庸三处军马举事，直取洛阳；让丞相放心去打长安，双管齐下，定可一举拿下二京。这是孟达给家父的书信，请丞相验看。”李丰一口气说完，双手呈上几封书信。　

　　诸葛亮接过书信，反复验看，逐句揣摩，确信无诈，大喜道：“天助我也。”遂命手下厚赏李丰。　

　　司马懿在宛城闲住，闻知魏兵累败于蜀，乃仰天长叹。懿长子司马师，字子元；次子司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晓兵书。当日侍立于侧，见懿长叹，乃问曰：“父亲何为长叹？”懿曰：“汝辈岂知大事耶？”司马师曰：“莫非叹魏主不用乎？”司马昭笑曰：“早晚必来宣召父亲也。”言未已，忽报天使持节至。懿听诏毕，遂调宛城诸路军马。司马懿接诏挂帅，正忙着调动宛城请路兵马，忽报金城太守申仪派家人，有机密事求见。　

　　司马懿见来人神色紧张，料定事关重大，便屏退左右，问：“你家太守有何机密事相告？”　

　　来人喘息稍定，便密报了孟达谋反之事。原来，申仪与盂达素来不和，盂达召申仪商议谋反，申仪表面应允，暗地里却差人向司马懿告密说：“我家主人和兄弟上庸太守申耽已知主公复将军都督之职，特来禀告，以求救助。”　

　　司马懿听了，身上惊出一身冷汗，便对来人说：“你家主人报告的太及时了。你且回去，令你家主人严守机密，稳住孟达。本都督自会采取断然措施，*叛逆。”　

　　来人一走，司马懿便禁不住仰天长叹：“哎呀呀，苍天有眼，这真是皇上的齐天洪福，社稷之幸！想那诸葛亮出兵祁山，连战皆捷，以至于天子不得不御驾亲征。如果此时再不用我，盂达又搅进来，蜀兵岂不是如虎添翼？两京岂不是岌岌可危？”　

　　司马师一旁气得双眉倒竖，撇着高做的薄嘴片叫道：　

　　“孟达这厮太可恶了。昨日降魏，今日降蜀，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这样的人，朝秦暮楚，留他何用？父帅快发兵*他吧。”　

　　司马懿：“是啊，军情危急，时间紧迫。我不如先平了叛逆，再驰援陇西的好。”　

　　参军梁钱听了，急道：“都督，盂达谋反，此乃大事，理应先奏明天子，再作决断才是。”　

　　“不，如果上表，等圣旨，这一来一往，一个月过去了，一切都晚了。”　

　　司马师忙道：“是啊，鞭长莫及，要误事的。”　

　　梁畿说：“都督刚复职，便擅作主张，不怕小人再进谗言？”　

　　司马懿听了，不免有些犹豫。他原本生性刚毅果决，此前削职谪贬之事，使他锋芒收敛，有了忧谗畏讥之患，履薄临深之感，遇事不能不瞻前顾后，权衡再三。眼下，他最耽心的是御驾亲征。倘若自己不能按时赶到长安，西线一旦失利，危及长安，天子会怎样想？但又一想，若不及时平叛，我既使赶到长安，又有何用？到那时，盂达已取了洛阳，我腹背受敌，只有挨打的份了。想到这里，他怒道：　

　　“哼！怕好侈小人只会误国，我司马仲达自信对大魏忠心可鉴，任那些庸碌小人去嚼舌喷粪吧。来人，传本都督将令：明日一早，兵发新城。一日要行两日路程，迟误者立斩。”　

　　一面又密令梁畿星夜飞驰新城传令，只说本都督复职伐蜀，令盂达听候本都督调遣，随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