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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辞唱诗读书随笔-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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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上的恶人的生命之火,而且也覆盖了孩子和他拯救过的婴儿,把他们变成两具小小的冰冷的尸体,又有谁知道“善”所做出的努力呢?
在相同的危险面前,善良的人并不一定能够逃脱困境,而罪恶的人也并不一定毁灭,灾难不分善恶,它在这方面是一个瞎子,或者说它一视同仁,只是施加它的蛮力。这就是事实。但是,恶人的毁灭和善人的毁灭终究还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价值。在灾难过后,活着的人会作出评价,评价就是价值。当然,依然有幸存的恶人,并不被善之毁灭的价值所震撼,但无论如何,胜利的旗帜总是以善的名义,哪怕,有人借此名义行恶。——暴力常常窃取“善”的旗帜。
六、贵族政治
贵族政治已经很遥远了,虽然英国还有女王,还有爵士。和中国则更是遥远,因为,中国似乎很早就抛弃了贵族政治而加强了皇权。但是,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都是一种等级政治,不同的地方在于,官僚特权代替了贵族特权,天生的富贵逐渐被可以打破阶层限制的官阶富贵所代替,例如在中国实行的科举制度,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变革,在中国很早就发生了,在战国时代,就是君主政治向贵族政治的进攻。天子权威的加强同时表现为出身微贱的人向贵族的进攻。例如商鞅虽然不能施刑于秦太子,但惩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也是贵族。君主政治战胜贵族政治,实际上可以说是草根阶层的胜利。一些出身卑微的人可以摇身变为富贵者,其根据不是血统,而是实际掌握的权力,当然这种权力归结为皇权。
雨果在《笑面人》的第二部的第一卷,用了十二个章节,一面介绍小说中的几个关键的人物,为情节的发展作准备,同时又借此展现了贵族特权阶级的胡作非为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例如与女王的矛盾,这个时候女王不过是首席贵族而已,还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另一方面,“巴基尔费德罗”这个人物,正是那种来自于草根的,必将从政权的内部击破贵族政治的力量的化身。他在雨果的笔下,又是“恶”的代表,小人的代表,他的幸福就是“破坏他人的幸福”,他从贵族那里骗取政治的资本,而内心对于他的“恩人”充满仇恨。因为他是不得不以蒙受羞辱来获得贵族们的施舍的。君主政治实际上最充分的表现就在这种人的身上。
诸葛亮对刘后主说“亲贤臣,远小人”是王朝兴盛的关键,对于君主政治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君主政治必然从贤臣开始而覆灭于小人。这是他的宿命。只要权力被固定为一个来源,就必然如此。
“国王都不喜欢周围有抱负不凡的人。”
君主政治的规律就是,贤臣逐渐被小人代替,最终自己埋葬自己。
今日中国的政治,仍然有这种阴影。治乱兴亡的历史怪圈要由民主来打破,但民主的具体的模式和制度,并没有完全地建立。
用文艺的腔调来说,民主,就是使“国王”不会总是“听一个邪恶的灵魂的摆布”的方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七、当然
当然,这不是政治教科书,它是一本小说,但它有政治的意义,或者说它有政治的追求。政治是不应当从文学中被清除的,纯文学也不是非政治的。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没有大师和杰作的问题的话,那么这问题不是出在文学技术上面而是出在政治上。
在我办公室的门背后有一大张毛主席像,用一个简陋的木相框框着,画面上的毛主席,头戴军帽,身穿军服,已经发胖,呵呵笑着。底下的题词有两排,上排写:“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下排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幅画像上的题词代表着一类文学,这类文学的典型在今天已经不大看得到了,但类型仍然存在,并且是主流。“国王都不喜欢周围有抱负不凡的人”,而一个文学大师正是一个抱负不凡的人,这种抱负并非是说他一定要抢班夺权,而是说他绝不是匍匐在国王脚下的人,一个文学的大师,必然有一种雄心,即担当起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导师的责任,但这种雄心并不会阻挡他人也有同样的雄心。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写出的戏剧正如我们所理解的戏剧,那么,他的戏就会是人类的心灵,人类的理智,人类的情感和人类的意志;就会是为了今天而复活起来的过去;就会是拿来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相比较的祖先们所创造的历史;就会是混杂在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在舞台上的混合;就会是这儿一起骚乱,那儿一场情话,在情话中,有对人民的一课教育,在骚乱中,有对心灵发出的呼声;就会是笑、是泪、是善、是恶、是高超、低劣、命运、天意、天才、偶合、社会、世界、自然、生活,而在这一切之上,我们可以感到某种伟大的东西在高高飞翔!”
“他将比任何时候更使他的作品和思想远离一切小集团;因为他认识了比一切小集团更伟大的东西,那就是党派,比一切党派更伟大的东西,那就是人民,比人民更伟大的东西,那就是人类。”
以上两段话摘自雨果1833年写的《〈玛丽…都铎〉序》。在这篇序言里,雨果提出了他的艺术观:“伟大掌握群众,真实攫住个人。”
当“伟大”已经在活人的世界中被注册了专利,不,比专利更厉害的,是垄断了,那还有谁能够被允许像雨果这样自信和指点江山呢?
中国的文学家不是缺少“真实”,不是缺少观察和想象力,而是不能够“伟大”,而伟大不仅仅是“不平则鸣”,而是来自于表达理想,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政治的理想,而政治的理想的基础是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
八、有多少无神论者
“有多少无神论者不懂得他们的善良和忧伤本身就是在祈祷天主啊!”当作者在叙述格温普兰和蒂的爱情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是有一点宽容精神的。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有多少有神论者不懂得他们对于天主的祈祷本来就是一个人的善良和忧伤啊!
宗教的迫害、政治的迫害,都表现了宽容精神的缺乏。基督教曾经处死异端,而共产主义曾经把教徒打入牛鬼蛇神的另册。有神论和无神论,这一种有神论和那一种有神论,都曾经不仅在宗教上、哲学上,而且在政治上和生活中殊死地搏斗。
为什么要强迫别人和自己一样呢?这种强迫实际上就是消灭个人的独特本质。
“一个愿意有所改进的伟大民族,结果却选了个最糟糕的办法”,因为“这儿不仅有法律,而且还有专横独裁”。于苏斯的那些妙趣横生的演讲,到处是对于贵族统治者的讽刺,但也有对于被统治者的讽刺,他说:“总而言之,你们相信上帝有两个办法,如果不是像口渴的人相信桔子一样,就得像驴子相信鞭子一样。”此话其实也可以给宣传宗教救国的人们提个醒,因为信教的人们中既有口渴的人也有像驴子一样的人,而宗教,有时像是桔子,有时也像是鞭子。
至于雨果,他说在那种专横独裁统治之下,老百姓就是“昆虫”。用于苏斯的话来说:“老爷有一条规矩:什么也不要干;平头小百姓也有一条规矩:什么也不要说。沉默是穷人唯一的朋友。他们只可以说一个字:‘是’。承认和同意就是他们的全部权利。”这就是“昆虫的智慧”,“一动不动才能保住身体安全”。
当然,这种“昆虫的智慧”在雨果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在他们的欧洲,已经不大使用了,“九三年”也已经成了历史,欧洲正在突飞猛进,建立在财产私有基础上的人权正在成为生活的习惯,贵族,甚至像拿破仑那样强有力的君主也只是回光返照的强盛了,尽管雨果还在流放。像他所说的:戏剧是“为了今天而复活起来的过去”,那么小说也是这样,它像历史一样,复活着失去的东西,“是拿来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相比较的祖先们所创造的历史”,这里面有两类:一是我们倍感惋惜而力图重新拥有的,二是我们当作耻辱来警告后代的。
九、法国
法国在十九世纪有了雨果,沉默的大多数们,便不再沉默了。不管他说得对不对,但他说得好。这就是文学胜过哲学和历史学的地方,文学调动起人们的情感的力量,而不仅仅是调动起思维和逻辑的力量。
和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一样,雨果显得从容,而陀显得沉重和焦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情节好象是缺乏整体的构思,它像是被一种可怕的力量推向不可知的远方的巨大车厢,承载着许多人类的情感在黑暗中呼啸而去,读者常常感觉到命运难测,这车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撞毁和爆炸。但是雨果却仿佛漫不经心地按照他的戏剧家的把戏在玩着,他留下了伏笔,然后海阔天空地跟你摆起了龙门阵,当你正在被他引入黑暗恐怖的情景中的时候,他就突然把灯光打开,揭开那伏笔的扣子,然后开怀大笑。
我现在看到了人贩子们留在海上漂流的葫芦被启封的这一章。这个伏笔终于有了结果,非常巧妙的设计,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大肆渲染那地狱似的监狱的恐怖情景了,他就是要捉弄一下读者,而被捉弄的人会笑起来说,被我们的大师捉弄一下是很有趣的事情。
在此之前,他一边描写格温普兰和蒂那再纯洁不过的爱情和格温普兰身上那并不受阶级限制的情欲,一边尽情地讽刺专横和独裁。
有时候在读者开始打起瞌睡的时候,他就用戏剧的把戏把他们叫醒过来,有时候他故意把你引入歧途,让你自以为是地前进着的时候,他却突然证据确凿地说:“喂,老兄,你看,道路在我的脚下呢。”
那么好吧,我还是跟着你走,雨果先生。
十、离开政治
离开政治,想想爱情。可是想不出什么名堂,爱情?似乎没什么好说的,就那样。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伟大领袖的这句话有道理。格温普兰和蒂之间的爱情就是有缘有故的。一个危难中的孩子救了另一个孩子的命,格温普兰专门做好事的善良是值得爱的,而作者安排得巧妙,也很残忍,把一个变成破了相的笑面人,一个变成瞎子,像一个古代的传奇,在贫穷患难中建立起来的相依为命。
可是雨果先生把情和欲分开,把情赋予“蒂”,把“欲”赋予海妖一样的公爵小姐约瑟安娜。爱情和情欲比起来,好象后者更显得平等,不分阶级。是对贵族政治的讽刺和破坏。
才子佳人小说常常写贵小姐爱上穷书生,但通常都是为穷书生金榜提名作准备的,其结局多半是要提升爱人的阶级地位,否则这爱情就死路一条,只能黄花枯萎结不了婚姻的果。那么看起来,其实“门当户对”主要是说婚姻的,并不是说爱情,爱情也是不分阶级的,问题只是在于爱情太过于脆弱,受不得世俗变故的搅扰,经不起各种享乐欲望的折磨,通常都要靠边站,成为人吃喝玩乐之余的消遣。
世上的婚姻和爱情实际上常常是各说各的话,各干各的事,但表面上却又总要挂起勾来。婚姻肯定要考虑家庭,考虑经济,考虑面子,有时要考虑事业,至于男人女人之间的情意,往往只是考虑好感,不讨厌,过得去。还有根本就连好感也没有的婚姻,或者说一种虚假的好感。这种虚假的好感只是靠财产和面子维系起来的,一旦这方面出现变动,婚姻就难免动摇以至解散。
把爱情单独拿出来说,它会考虑什么?这真的说不清楚,我有时觉得爱情的根源是一种生物特征,发源于组成人的肉体的那些细胞的爱好,起源于这些细胞的感觉。在众多的人中间,为什么就会爱上那一个人呢?恐怕是那个人的声音、外貌、气味、走路的姿势、总之一举一动都使另一个人的浑身的细胞都像被痒痒挠挠住了一样。所以,那些不要命的爱情故事都是这些不要命的细胞们合伙干出来的,它们在人的内部以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推动一个人前进。但是,无意识是一方面,意识又是一个方面,道德会在意识的领域里发号施令,它控制那些细胞们的冲动,这种控制,也就是压抑,压抑也就是痛苦。单方面的爱情常常是这样的。
而爱情和情欲的区别就像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百的区别,那百分之一的一点区别就是奉献的快乐和占有的快乐之间的区别。爱情使人渴望把自己奉献给他爱上的人,他把爱人奉为主人,自己降为奴仆,而情欲是相反的。
爱情、情欲、婚姻、道德,这四样东西都在一个人身上,他们往往不能和平相处,而喜欢斗争。。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十一、贵族政治为人类
贵族政治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就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常说的那样,客观上推动了历史进步。
在贵族和君主的斗争中,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这里的渔翁就是人民。但人民不是具体的人群,而是具体的群众的抽象。具体说起来,渔翁是市民阶级或阶层。
对于君主来说,贵族是一种民主力量、监督力量,像雨果所说的,这个阶级处在君主和平民之间,“贵族阶级好比一道墙,一边挡住国王,一边保护人民”,“它阻止了君主专政,建立起保护人民的栅栏”。但是,这道墙,这些栅栏仍然要被推倒,被保护的人民是“忘恩负义”的。而贵族不过是为了与国王斗争而利用人民,而施舍给人民一点好处,只不过他们掉以轻心了,他们为了加强自己对抗国王的力量而释放出来的这个囚犯,不是一般的囚犯,而是被束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
人民——那时侯就是资产阶级——不仅要索还国王从他们那里拿走的,而且也要逼着贵族还债。
其实,因为这个贵族阶级,相对来说,欧洲人是幸运的,没有遭受中国人所遭受的几千年之久的君主专政。
欧洲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太不一样,主要的就是社会阶级的结构。在贵族阶级之外,有一个主要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在相对顺利地发展着。而更主要的是,工商业本来就欧洲贵族阶级的取财之道,贵族和君主并没有遏止工商业的欲望,他们只是想用特权来控制它。而在中国却有一个强大的农奴和农民的阶级,这个阶级和工商业者有某种矛盾,农民的最大要求是土地的平等,而商业却常常打破这种平等,在表面上看来,政治权力和金钱的权力同样制造出失地的农民,而生产力不能吸纳这些人进入城市。流民,是一支急待重返土地的大军。王朝的更替,某种程度上就是土地——农业的最基本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
在中国的古代,贵族,作为大土地的占有者,他们既是君主的敌人,又是农民的敌人,因此,农民和君主的结盟,早早地埋葬了这个阶级,农民阶级把自由和良心都交给了君主,而君主回报给他们的,就是不再依赖血缘的荣华富贵的幻梦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以官僚为中心的社会关系。
新的特权代替了旧的特权。
贵族对于君主来说,是民主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对于贵族来说,又是更大的民主力量。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很早就消灭了贵族阶级,“赵氏孤儿”的故事早就已经成为政治绝唱的国家,在这样的官僚特权统治的国家,那更大的民主力量在哪里呢?这里已经没有中间的那一道墙,在最高统治者和一个平民之间,似乎已经打通了直接沟通的道路,在古代,一个流氓也可以做皇帝,君主专政之下的权力已经不再需要高贵的血统。农民阶级决不会产生消灭皇帝的要求,因为皇帝不过是一个农业家庭的家长的象征。只有新的阶级才能够提出新的要求,只有生活在契约关系中的人才会将政治与伦理分开。资产者和工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靠的是契约而不是伦理。如果说在选择统治者的事情上,工人的自由是一种可怜的自由,那么在选择被统治者的事情上,资产者的自由则是实实在在的,而资产者和资产者之间是平等的。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蕴涵了君主专政破灭的根源。君主专政是他们的平等生活的累赘和负担。
但是,官僚却要另当别论,官僚的生命力比皇帝强得多。在一个有贵族阶级的地方,对于官僚的监督来自于君主和贵族,贵族作为君主的监督者同时也就是官僚的监督者,因为官僚就是君主的手脚。英国贵族的上议院以及由他们扶持起来的下议院成为了给资产者的民主馈赠,人民接过了这个民主的形式,继续保持着对于官僚的监督。可是在中国却没有这种历史的遗产,在这里,倒好像官僚才是普罗米修斯,人民推翻了皇帝,到好象是把官僚这个普罗米修斯释放出来了。
在英国,是先建立了民主的政体,然后才有了文官体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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