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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9:中国战和纪实-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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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一听此话，苦笑、摇头、叹息！
但他拗不过李宗仁。
第二天——4月1日上午，张治中怀着“以最大的诚意与中共进行商谈”的沉重而激动的心情，率领南京代表团全体代表及顾问、秘书、随员共十九人，在以李宗仁为首的文武大员盛情欢送下，登上“天王号”专机飞往北平。
第二章 十字路口 10（1）
当天深夜，远在长沙的程潜在省府办公室里又绕室徘徊起来了！
他刚刚收听完中共新华社的广播。他觉得在播完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消息后，接着广播傅作义的通电，把二者联系起来，中共领导人今天作了篇绝妙的文章。傅作义他是很了解的，他很称许傅作义的勇气和魄力。北平和平解决的工作圆满结束，确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其意义深远。特别是在眼下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傅作义在通电中发表的那些认识和意见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傅作义说：“两年半的内战，就我个人内心和行动，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地斗争着……”而他程潜何尝不是如此！他与傅作义有同感：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但傅作义对戡乱政策的批判，比他的认识更加深刻，真是入木三分！傅作义认为：“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为了摧残人民和压迫人民……正因如此，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抛弃！”作为缔造“中华民国”的###，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信徒的程潜，面临傅作义所说的如此结局，回忆既往，心情是非常沉痛的！
突然，机要秘书匆匆送来电讯记录稿：“报告主席，南京出事了！”
程潜不由一惊，忙一手接过记录稿。
他万万没想到，为促成和平的实现，特意为和谈代表团北上送行的南京十一所大专院校六千多学生高呼“反对假和平”、“实行李代总统七项诺言”等口号，在示威游行途中，竟遭到血腥镇压，不由气急交加，把脚一跺，怒吼道：“李宗仁是怎么搞的！”他奔出办公室，直接与南京通话。
他质问李宗仁：“这对和谈何益？”
李宗仁难堪极了，在电话里一再表白：“决不是我的意思，决不是我的意思！我一定要张耀明妥善处理！”
听命于溪口蒋介石的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在李宗仁的严令下，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下令控制电讯，并决定用“双方互殴”来掩盖事实真相，推脱罪责。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南京“四一惨案”的真相，第二天传遍了长沙城。素来天不怕、地不怕，负有强烈革命传统的长沙大中学生万余人，为声援南京惨案，在中共湖南工委发动下，于4月7日举行示威，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经过长沙各条大街，高呼“反对假和平，争取真正和平”、“拥护中共和谈八项条件，彻底消灭反动势力”等激动人心的口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等激昂的歌曲，十分壮烈！整个长沙城沸腾起来了！且不说万人空巷、拥向街头、争相抢阅传单的场面，单讲当游行学生沿途在墙壁上写“停止征兵、征粮”等标语时，市民主动帮学生搬梯子，并从家里调好石灰送给学生的情景就蛮动人了！更使人激奋的是，许多工人、市郊农民、小学教师和公务员，自动加入游行队伍，连国民党的警察有的也换上便衣，跟着学生高呼口号……
虽然事前，湖南地下党通过程星龄向程潜打了招呼，而程潜早已宣布开放言论自由，但为防万一，他还是乔装打扮，带上随从，坐上小车，亲自巡视街头。他目睹如此情景，震惊得心扑腾乱跳，不由喃喃自语：“民心不可侮！”他几次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想下车向游行人们表白自己的心迹，但转念一想，只好作罢。这时，刚从南京飞返汉口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得到长沙举行游行示威的报告，大发雷霆，怒吼道：“程潜是怎样搞的，长沙简直赤化了！”
他立即电召唐星到汉口，气势汹汹地质问道：“程潜的意向究竟如何？”唐星道：“程颂公对李代总统与白长官是唯命是从的。”
白崇禧对唐星深信不疑。他以和缓语气说：“我总觉得长沙的气味不正。我早听说程潜身边的程星龄、肖作霖、邓介松等人大成问题！”
唐星不由暗吃一惊，但他不慌不忙地遮掩道：“不瞒你说，颂公的左右确实复杂。刘嘉树、杨继荣是坚决###的；肖作霖、邓介松不过是投机分子；李默庵态度暧昧；程星龄与颂公虽有族谊，但颂公向来不喜欢他。社会上有人叫嚷自救，想搞局部和平，不免使颂公摇摇摆摆。好在有坚决###的陈子良掌握兵权，颂公起不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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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字路口 10（2）
白崇禧听罢唐星这番介绍，不由点了点头，放心地笑了。
但不久，白以“华中军政长官”的职权，强迫邓介松辞去湖南省府秘书长的职务，以推荐为名，实是强派桂系人物杨绩荪继任，以此监视程潜。
但他万万想不到，没过多久，就在杨绩荪的眼皮下，中共地下党员余志宏向程星龄传达了中共湖南工委的意见，希望程潜、陈明仁向中共中央递送一份备忘录，表示起义态度。程潜得知，欣然同意，即嘱程星龄起草。备忘录表明响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决心脱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程潜校阅亲笔签名，但密送陈明仁签名时，却被陈拒绝，理由是怕泄露。备忘录由程星龄转送中共湖南工委。
恰李达潜赴北平，程潜得知后，即赠旅费五百元由方叔章转交，并委托李达向毛泽东汇报他起义的决心。李达经香港到达北平，在香山会见毛泽东时，如实汇报了程潜密谋起义的情况，毛泽东很高兴。
第二章 十字路口 11（1）
正当程潜在长沙密谋起义的时候，早在4月3日上午，中共和谈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北平六和饭店单独接见李宗仁驻北平的联络官黄启汉。
当天下午6时，黄启汉乘机回到南京。李宗仁忙把他接到傅厚岗官邸。
黄启汉向李宗仁报告：“今天上午周恩来接见我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歼灭殆尽，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进行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本来我们对蒋介石及其死党，就不存在任何幻想，倒是希望那些错跟蒋介石的人，应该认清形势，猛醒回头了。”
李宗仁闻之默然。
“周恩来要我向代总统转达几条具体意见。”
“什么意见？”李宗仁忙问道。
“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可以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以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
李宗仁一听此话，顿时两眼发呆，有如五雷轰顶，他与白崇禧“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李宗仁两眼凝视着黄启汉。
“第三，希望代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军政大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代总统的安全，希望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以防万一，如蒋一旦攻击，只要代总统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开进南京……”
李宗仁这一夜又失眠了……
翌日，程思远向他报告：“北平广播了重要社评，题目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什么内容？”李宗仁很焦急，“谈判没破裂吧？”
“那倒没有。北平广播说，有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和美国政府靠拢，另一条是向人民靠拢。前一条路是继续与人民为敌与蒋介石同归于尽；后一条路与蒋、美决裂……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李宗仁默然，绕室徘徊。
当晚，担任南京和谈代表团交通联络工作的刘仲华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给程思远，请于次日派飞机到北平接人。李宗仁闻之满怀希望，以为代表团要派人南归报告情况了。可是5日下午4时，程思远到明故宫机场去接人，接到的却是“民革”的中委朱蕴山、李民欣和一个不明身份的刘子衡，他们由刘仲容陪同前来。刘仲容乃湖南益阳人，长期在李宗仁左右任参议，与中共有联系。早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即致电毛泽东，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过江，举行和平谈判时，毛泽东为进一步了解对方的和谈意图，便抓住时机亲自对李宗仁、白崇禧进行策反，并提出要刘仲容担当和谈联系人。3月下旬刘仲容受白崇禧之托北上试探和议。他到北平会见了周恩来，随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并作了指示：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总统。如果谈判成功，欢迎李、白到北平来，也欢迎何应钦来；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阻碍人民解放军渡江，暂时也可以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关于国家的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那么我对等，我也出席，如果李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我们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那么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在对待白崇禧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你白先生喜欢带兵，将来国防部成立了，给你带五六十万人，做个大统帅好不好？”为了争取白崇禧转向人民，周恩来特地命令释放被俘的白崇禧一位亲戚——桂军师长海竞祥，并用飞机送到南京。这次刘仲容一行数人南来，一下专机，就避见新闻记者，所以当时被上海、南京报纸称之为“神秘客”。但他们并没有给李宗仁带来什么好消息，而是代表李济深以第三者资格劝告李宗仁、白崇禧完全接受八项条件。
第二章 十字路口 11（2）
李宗仁对此默然不语。
白崇禧却暴跳如雷：“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
当晚司徒雷登密访李宗仁。
李宗仁叹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已近三月，本想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一点努力，期望息兵，达到和平，解民于倒悬。古人云，尽人事而后听天命，但是现在……难呀，难呀……”
司徒雷登笑道：“贵总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贵国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线作战，有把握打三个月到六个月。如果贵总统决心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我想大家不会眼巴巴看中国闹笑话吧？！”
李宗仁见司徒雷登有所暗示，不由有了些把死马当活马医的信心。送走司徒雷登，急召智囊团谋划策略……
4月7日下午7时，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设宴招待朱蕴山、李民欣等，饭后谈到战犯问题，李宗仁说，他可以一身受之而不辞，而要求豁免蒋介石等发动“戡乱”战争的责任，以免和谈受到溪口方面的破坏。那位不明身份的刘子衡建议可由李去电毛泽东主席提出此项意见。
当晚11时，李宗仁致电毛泽东。
次日，李宗仁即接到北平的复电：“……战犯问题……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
李宗仁召开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研究磋商……
4月9日，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由何应钦出面给张治中去电，要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方。
“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
“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
“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
“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实施为条件。”
第二章 十字路口 12（1）
北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到了最紧张的阶段。
4月13日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和谈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草案，南京代表团的成员彻夜研究，提出了四十多处修改意见。
4月15日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半数以上的修改意见，某些方面作了些妥协，但对于“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两点，断然拒绝，并提出《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明确指出谈判以4月20日为期限，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须于20日以前表示态度，并定4月20日为签字时间。会后，作为南京政府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治中为难极了！心想这个协定双方已经谈了这么多天，基本上没有什么了，但如果我们签字而南京不认账，这个字也是白签。他暗暗算了算，此时离签字的时间还有72小时。他毅然决定黄绍竑偕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飞返南京请示。
黄绍竑与屈武一下飞机，就被李宗仁接走了。
当李宗仁读罢《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紧张得忙打电话给张治中，要他速去见周恩来，请中共把签字的时间延长几天。
18日下午8时，李宗仁召集桂系的核心人物黄绍竑、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黄旭初、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在傅厚岗官邸举行会议，商讨和议问题。
黄绍竑看了白崇禧一眼，首先发言：“有人认为《国内和平协定》是无条件投降的协定，这就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对待它。当前在军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势，从而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取得绝对平等地位。吾人迫于形势，绝不能同蒋介石共呼吸，同命运。蒋介石还可以退守台湾，苟延残喘，我们形格势禁，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足以自保。”他见李宗仁点了点头，又说，“如果德公同意签这一协定，则将来可选为联合政府的副主席，即广西部队亦因此得到安全的保障，共方已同意健生所率领的部队可以继续留住武汉，也可开到两广，两广在一年内将不实行军事管制和土地改革。这些条件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也是非常宽大的……”
李宗仁听到这里，不由插口道：“我对个人问题无所谓，而惟有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我是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应该辞职，以谢国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应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前途为重。”
手握桂系兵权的白崇禧板着脸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当众人都发表了意见，他不满地看了看李宗仁，又看了看黄绍竑，兀地站起身，武断地一字一句地说：“看来该我最后作总结了！”会场顿时无声。他忿然地说道：“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实有负付托之责。至于所谓两广在近期内不致有大变动，那也不过是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和局，好像吃鸡一样，好的部分先吃，其后鸡头鸡尾也要吃光。我已决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
李宗仁忙站起身正要开口，黄绍竑抢先劝道：“健生，你不要太固执了。傅作义在北平说得好……”白崇禧忿怒地把手一挥，打断他的话，吼道：“我不听！我不听！”扭身扬长而去。会议终无结果，时已深夜一时。
第二天南京政府行政院由何应钦主持召开秘密会议。
会议的形式很奇特，作为代总统，李宗仁只是列席会议。吴铁成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代表国民党中央，从广州赶来参加会议。阎锡山，参谋总长顾祝同，和谈指导委员会成员张群、于右任、居正、吴忠信、朱家骅、童冠贤等人也应邀参加。
黄绍竑报告和谈的经过之后，与会者有的摇头，有的撇嘴。
吴铁成气势汹汹地起身发言：“这个协定是绝不能接受的……”正说着，侍卫跑进来报告，说北平的长途电话到，请黄绍竑说话，黄闻言飞奔而去，众人紧张地等他回来。不一会，只见黄绍竑面色苍白地回来说：“是张文伯的电话。文伯要我通知各位，中共已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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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字路口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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