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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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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是不可抗力,但落榜就是落榜,说什么也没用,心情沮丧的王守仁回到老家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
不要小看明代文人的结社,这些大大小小的社团一般由仕途失意的文人组成,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力量,绝非摆设。
万历时,张居正为了顺利推行新政,曾强力打击全国各地的书院,结果想尽千方百计,也没能肃清这一传统。没过多久,就出现一个狂人,名曰顾宪成。此人简直就是言官的楷模,愤青的偶像。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满意,闹别扭;申时行上任了他还是不满意,天天发牢骚;更倒霉的是王锡爵,为了斡旋群臣和万历的关系,遭人误解不说,还被顾宪成放冷枪、设圈套,一堆人狂喷,直接被骂回家去。反正谁当首辅他骂谁,简直就是“首辅杀手”。
首辅杀手不贪不占,长期混迹于中下层官僚,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对上。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天吵架的顾宪成终于给人黑了,直接罢官回家。
顾宪成估计不懂什么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回去了还不安分,两天不折腾就闲得慌,于是成立了日后闻名遐迩的东林书院,还制定了院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培养愤青的书院。
相比之下,王守仁的龙泉山诗社就没有东林党那么大的影响力了,社员们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作赋,相互品评。偶尔游山玩水,下棋对弈,一派名士生活。
这段时期是王守仁文学创作的迸发期,他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比如:三月开花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醉酒)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9 左冲右突(2)
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消了,在诗社后期写给诗友陈宗鲁(后拜入阳明门下)的诗中,王守仁积极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念再次显露: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这是先就明代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又转到成圣的话题上来。
弘治十年,王守仁26岁,回到北京。
这段时期,王守仁开始用心钻研兵法,四处寻觅兵书来研究,每遇宾宴,经常“聚果核列阵为戏”,显然是想成就一番统御之才。
可惜,弘治时期的明朝已不再具有主动出击的军事意志了。实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得久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打起来牵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终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
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业,扫平北方,却遭到大臣们的阻止,于是他去问还算有些想法的的内阁大学士刘大夏:“太宗(朱棣)频出塞,今何不可?”老油条刘大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明朝的皇帝再没有挥师北伐的激情了(脑残志坚的朱厚照除外)。
但这丝毫不影响王守仁学习兵法的热情,因为即使不当军事家,兵法中蕴含的一些权谋思想也值得一个有追求的人把玩与借鉴。后来的事实证明,心学在制敌时其实就是兵道。
王守仁对《司马法》的点评颇具儒家的王道风范:“用兵之道,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
不要嘲笑王守仁的书生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而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王守仁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宥于一役之胜负。
而他评价《吴子》时又有点知行合一的意思: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这一段对孙武和吴起的对比太精准了,杀妻求将的吴起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坎坷,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于连。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脓,目光如炬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很不厚道地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他收买人心。事实上,吴起这种死了都要找人垫背的实用主义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务实到极点的态度。《孙子兵法》喜欢谈理论,把里面的军事术语删去就是《老子》。《吴子》则不同,它绝不说任何大而无当的话,通篇只讲“山谷应该怎么布兵,森林应该怎么行军”,可以说《孙子》是战略,《吴子》是战术。
而在王守仁,兵者,就是用来以暴止暴的利器。这一点同心学一样:志者,帅也。同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朱熹曾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心学也是如此,这是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这年是王守仁的思想冲突融合最为激烈的一年,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谈兵的同时还潜心佛老,又不知从哪找来一封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老朱在奏折里教育皇帝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对朱熹已经有所怀疑的王守仁还是照着他开的“方子”修炼了一段时间,仍感一无所获,于是“益委圣贤有分”。
10 官场其实不好玩
弘治十二年,王守仁28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
二甲第七名相当于全国第十名。自此,属于王阳明的时代到来了。
简单介绍一下明朝官制。
内阁:起初由模范皇帝朱元璋设立,为自己处理文件的秘书机构。内阁大学士一般三到五人,官阶很低(正五品)。随着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懒,内阁大学士承担起处理政务的重任,内阁成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三杨(仁宣时的三大名臣杨荣、杨溥、杨士奇。明称贤相,必首三杨)之后,内阁阁员一般兼任六部尚书,并且非翰林不得入阁,于是入阁拜相便成为每一个文官梦寐以求的事,而由此引发的掐架对骂,暗算谋杀等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成为明朝一道独特的风景。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排名要分先后)。六部各设尚书一人(正二品),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长)、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和主事(处长)。
都察院: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下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监察工作(明朝有两京一十三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与直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就是通常所说的言官。
六科: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从七品)。给事中品级虽低,权力很大,皇帝交给各部办理的工作每五天要到六科那注销一次,如有脱拉或办事不力者,六科直接向皇帝报告。六科还参与官员的选拔,皇帝御前会议,审理有罪的官员。最重要的是六科有封还皇帝敕书的权利,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认为不妥可以封还,不予执行。
翰林院:相当于中央党校。翰林院的首长叫翰林学士(正五品),下设侍读学士两人,侍讲学士两人(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两人(正六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后立即授予此职,编修(正七品)考中榜眼、探花立即授予此职。翰林虽无实权,但从翰林院出来的人大多成为高官,乃至内阁首辅。
此外还有大理寺(最高人民法院),与刑部,都察院构成三法司。
太常寺:主管祭祀。
光禄寺:主管宴享。
太仆寺:管马。
鸿胪寺:接待外宾。
回到工部,此部虽排六部之末,但上管皇家建设,下管植树造林,对想发财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肥缺美差。不过,王阳明一不缺钱,二不贪财,志不在此的他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即使只是实习,也热情似火、斗志昂扬。
但可惜,承平日久的大明朝早已失去了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土木堡之变更让后来者对北伐噤若寒蝉。目睹这茫茫一片的沉沉死气,王阳明愤怒了,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疏:
臣以为为今之大患,在于一些大臣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这帮人抑制大公刚正之气,专养怯懦因循之风。于是,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长此以往,衰耗颓靡,朝纲不振,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而近日的边陲之患正是上天在警省陛下,革故鼎新,改弦易辙的时机到了啊!
接着,他又提出八项措施供皇帝参考,内容涉及到经济、政治和军事,所虑甚深,所思甚广。
其实,历史学家对明孝宗朱佑樘的评价基本一致——弘治中兴。但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兴”太多了,这个中兴到底掺没掺水?
朱佑樘童年不幸,常年遭受老女人万贞儿的*,命悬一线。作为一名*控的儿子,多年来,朱佑樘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天,刀剑风霜严相逼,怎一个惨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朱佑樘噩梦般的童年比穷人家的孩子恶劣多了,这种生存环境都能抗到长大的,一般不是成为美国诸多B级恐怖片里的变态,就是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朱佑樘属于后者。
不过,朱佑樘的贤名主要是体现在与文官集团融洽的关系上,史书上关于他批复文官奏折记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嘉纳之”。
但“上嘉纳之”不能当饭吃,治国要的真才实干。即使弘治朝豪华的内阁阵容掩盖了朱佑樘能力上的平庸,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时人的记载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比如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便见到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满路都是流民,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足十天,官员的工资拖欠已逾数年。东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李东阳作为一时文豪,将汇报写得煽情动人、直言不讳,一时间广为传颂。但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只反复提醒皇帝要“节用广储”。
客观地讲,朱佑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才德兼备的名臣,比如徐溥、刘健、谢迁、马文升。
但制度不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地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团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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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良知到底是个啥?
王阳明清楚此刻自己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内阁审议,酌情施行。然而奏折呈上去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以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漫漫仕途,多少人就这光阴虚度中步入耄耋之年,哪还有平治天下的精力和热情?
春花闻杜鹃,秋月看归雁。人情薄似云,风景疾如箭。
王阳明早就看透了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特点,发牢骚道:就做官这项高风险的职业而言,皓首而无成者占绝大多数。幸而有成,能得其当盛之年者几人?这几人中,想做点事却又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
但王阳明跟普通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两面性,在自己偏激的时候立刻将心态调整到中间状态。比如他对仕途偃蹇感到郁闷时,马上又说:“天下之事,其得之不难,则其失之必易;其积之不久,则其发之必不宏。”
王阳明看问题之所以这么独到深刻,皆因其务实到极点的思维方式。
心学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偏激永远是因为你看得还不够多。
那怎么才能达到这种中正平和境界?致良知。
不要去寻章摘句,咬文嚼字了,王阳明的良知很简单,就是他临死时的最后一句话。就跟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导演库布里克,在他最后一部电影《大开眼界》里让妮可饰演的女主角说出最后一句台词“Fuck”来作为其导演生涯的谢幕一样,王阳明临终前用了八个字来回顾他的一生以及对人生和世界的总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多么简单的八个字,多么深刻的道理!良知者,内心之光明也。
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界定内心的光明?
我的答案是,符合自己真性情的想法就是光明。
这就跟孔子所说的“直”“礼”和“仁”一样,这是做人的三重境界。直是人的真性情,地球人都有,小孩表现得最多,大人一般情况不表现出来。礼是什么呢?孔子的礼不是礼教的礼,而是选择一种不伤害他人、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
那仁呢?仁就是“直”和于“礼”的自然流露,个体情感与理性原则的高度契合。
回到心学上来,光明与否不是外人说了算,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能说服自己的话是废话,不能从内心产生认同的道理就不是你的“理”。
于是又有问题了,光不光明都是我说了算,那是非标准由谁来定?其实,我们常说的“善”和“恶”都是社会根据需要来划分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都是伪问题,人性用四个字总结就是“趋利避害”,不存在什么善恶之分。然而,用社会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就跟孔子的用“礼”来修饰“直”一样,没有限制的社会是欲望爆炸的社会,最终只能走向毁灭。大部分限制是根据既往经验总结得来的,是符合浑然天成的良知的,但也有一些限制是违背“趋利避害”的本性的,这就看个体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些矛盾了。
经历的多了,就会发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这里的“君子”不单指贵族阶层,而是普遍意义上道德文化修养高的人;“小人”也不是指品格低下的人,而是指没有见识,社会地位很低的平民百姓。君子见多识广,心胸豁达,不贪图小利,往往能成大事;小人鼠目寸光,患得患失,往往把很小的事都搞砸。比如当你去见比自己社会地位高很多的权贵时,君子因为心怀坦荡,谈吐不俗,就会妙语连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而小人因为急功近利,难以坦率,只会给人以畏首畏尾的形象。
良知之心就是君子之心,渊默之心,临危不乱之心。君子的权术是高超实用的艺术,小人的权术是滑稽可笑的表演。怎样成为君子?拥有光明之心。如何拥有光明之心?深入思考,全面把握,说服自身,内心平静。
12 盛世危言(1)
阳明此刻并不平静,观政工部却去考虑户部、兵部的事,很明显是不想按部就班当个官混子。
明朝言官权重,有点追求的人都希望跻身其列,王阳明也不例外。当他的朋友以礼科给事中擢为京兆尹(北京市市长)时,他羡慕道:给事中是言官,京兆尹是三辅(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之首,朝廷这项任命是用言官来试做三辅啊!
在此期间,王阳明被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这个王越比较神,虽然是皇帝的亲属,但很有追求,是个进士。当年参加殿试时,狂风突起,将王越的试卷给吹到天上去了,王同学顿时欲哭无泪。还好考官又给了他一张卷子,让他答完交了。
没承想这年秋天,棒子国使节来京进贡,竟然带来了王同学的那张卷子,说是朝鲜国王一天视朝的时候,一物从天而降,定睛一看,却是天朝学生的试卷,不敢怠慢,便叫使者将之带回北京。
一张卷子跋山涉水从北京飘到朝鲜已然够神了,而据《王阳明年谱》考证,经常“通神”的王阳明早年曾梦见王越赠送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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