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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黑社会老大杜月笙野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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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正流通市面的纸币,逐渐以这四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停止使用。 为了防止各银行滥印钞票调换“法币”,在“法币政策”公布前,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其中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额为3430万元。掌握了这种情况后,中央、中国、交通行秘密集中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突然前去该行兑现。因事出意外,加上傅筱庵见上海地价暴涨,正在河南路耗资1000万元建一座“中国通商大厦”,头寸吃紧,未免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兑现要求。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以维持金融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想全面控制中国通商银行。 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抓住他与北洋军阀有过来往的辫子,加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傅筱庵惶恐之下,只身逃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大连躲藏。 傅筱庵一走,中国通商银行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它若破产倒闭,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宋子文、孔祥熙意在控制该行,并不想让它倒闭。但傅筱庵被官方整怕了,并且国民党政府已公开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不便出面请傅筱庵回沪,此事便交给杜月笙办。 杜月笙乐得作好人,当即托人带信给傅筱庵: “请先生回沪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天塌下来,有杜某人顶着。” 傅筱庵仓惶出逃,本是权宜之计,见杜月笙出面作保,决定顺水推舟,返回上海。他对带信人说:“杜先生铁肩担道义,真非常人也。我决定回上海,刀山鼎镬,在所不辞。” 他这话一箭双雕,一方面表示自己是为顾全杜月笙的面子才回沪的,另一方面借着吹捧杜月笙,强调杜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词美意深,可谓老奸巨滑。 傅筱庵回沪后,七拼八凑,又将投资千万、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作价300多万元拍卖,勉强还清债务。但是,遭此打击,中国通商银行气息奄奄,欲振乏力。孔祥熙、宋子文等感到火候已到,便授意杜月笙出面代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支持。之后,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把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并将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顾诒谷调去中国通商银行任总经理。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因此在金融界的地位当然更非昔日可比。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仗势欺人(2)
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殊关系,杜月笙还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虽然银行公会理事长的头衔未归于他,但他在金融界终于也成为一个能兴风作浪的人物了。  '返回目录'  
打入面粉厂(1)
如果说杜月笙插手金融业,是以建立中汇银行为开端,那么,盘得华丰面粉厂,则是他跻身工商界的标志。 华丰面粉厂设在小沙渡路上,老板为卢少棠。30年代时,卢少棠因在赌场上惨败,背上数十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产生了卖掉华丰面粉厂的念头。 开设面粉厂在这时是很赚钱的,杜月笙得知卢少棠的想法后,立刻叫他的重要经济顾问杨管北设法将华丰面粉厂搞到手。杨管北找到华丰面粉厂一位与他熟悉的陈经理,证实少棠确有卖厂之意,同时了解到已有人抢先一步在接洽买厂事宜。杨管北闻讯,心急如火,要求这位陈经理设法将这桩生意让给杜月笙,经他软硬兼施的努力,卢少棠被迫答应以109万元的低价,将华丰面粉厂卖给杜月笙。 价格谈妥后,杨管北按杜月笙授意去找傅筱庵。 这时,傅筱庵刚从大连避难回来,为处理中国通商银行的债务及与孔祥熙等人的矛盾,正有求于杜月笙。杨管北见到傅筱庵后,告诉他: “卢少棠准备卖出华丰面粉厂,因债务所迫,价格定得相当低,只需109万大洋。” 然后,他虚情假意地劝傅筱庵买下。其实,卢少棠要卖出、杜月笙想盘进华丰面粉厂的消息在当时已不是新闻,以傅筱庵的地位和关系不可能不知此事,他见杨管北突出此语,当然能听出其弦外之音,连忙摇动双手说: “不,不,我从没想过要买面粉厂,我不买,应帮杜先生买下来才对。” 杨管北闻言,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傅筱庵会猜透他的意思。嘴巴上却仍然甜丝丝地说: “还是傅先生买下来妥当。” 傅筱庵干脆进一步点明:“不,不,还是由杜先生买下来,交给你来管理。这才是最好不过了。” “不过……” 傅筱庵不得不接过话头,连忙说:“钱没有问题,中国通商银行可以借给低息贷款。” 杨管北东拉西扯,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得到了他想得到的这句话。就这样,杜月笙不用拔一根汗毛,华丰面粉厂便稳稳当当落入他的手中。 华丰面粉厂到手不久,杜月笙那干瘪但却包藏着无穷欲望的肚腹又开始了新的算计。他的双眼盯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位置。 因为取得这个位置,可以左右上海,乃至江南、江北数省的面粉生意。 这时执上海面粉业牛耳的是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著名实业家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荣家兄弟是无锡人,早年在上海当学徒,积攒一定资金后,开设了广生钱庄。还在光绪年间,荣家兄弟便投资面粉业,在上海开设“茂新”面粉厂,创出了深受欢迎的“兵船牌”面粉。以后又接连开设了茂新二厂、三厂,直至十厂。“茂新”之外,又设“福新”厂号,也是一厂、二厂,直至十厂。杜月笙以区区一厂之力,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当然不可能胜过荣家兄弟。但他有国民党权贵撑腰,有黑社会捧场,有玩弄阴谋权术的超人本领,凭借这些,杜月笙刚刚打入面粉业,便急不可耐地要与荣家兄弟一决雌雄。 杜月笙首先出高价将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标从荣家兄弟手中挖来。王禹卿绰号“面粉二王”,多年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10家面粉厂,在面粉行业中,素以精明干练,经营有方著称。此外,杜还聘来了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卿,让这两人与杨管北同任华丰面粉厂常务董事,负责全厂业务,以加强华丰面粉厂的竞争能力。 同时,杜月笙想方设法拉拢面粉行业中与荣家兄弟有矛盾的商人,以孤立荣家,扩大自己的力量。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生意人,分属于两个面粉业公会:上海面粉业公会、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荣家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上海面粉业公会,而杨管北因祖上在扬州、高邮等处开有面粉厂,因而与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关系密切。这两个公会所代表的势力,围绕价格及市场分配等问题,长期以来明争暗斗,角逐激烈。 1931年,国民党实行“裁厘加税”政策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厘即厘金,是旧中国政府在交通要道设关卡,对运销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1853年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由帮办扬州军务雷以诚首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对苏浙皖地区的面粉业商人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用于加工面粉的小麦基本在当地采购,不需长途贩运,很少厘金负担,只有把面粉运到上海的途中才需交纳厘金。所以,“裁厘”未使他们减轻多少负担,“加税”却使他们增加很大支出。而上海的面粉业商人要到外地采购小麦,途长路遥,支付的厘金数额大大超过苏浙皖三省面粉商人,因此,“裁厘”使他们得益不少。苏浙皖等地的面粉商人,本来就因运费等问题,在竞争上处于劣势,“裁厘加税”政策实行后,他们的境况更糟。 杜月笙看准这是笼络人心的好机会,亲自跑到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去活动,敦促三省面粉业商人,一同写了一个“呈文”,一方面表示拥护“裁厘加税”,同时要求考虑三省面粉业商人的损失,所征税收应比上海面粉业商人少百分之五十。这一“呈文”经杜月笙之手辗转,国民党政府江苏省财政厅送到了行政院财政部和实业部,之后,杜月笙又四出活动经宋子文、孔祥熙批准,江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四十,江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五十。  '返回目录'  
打入面粉厂(2)
杜月笙因此获得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商人的好感。 经杜月笙授意,这部分商人又和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一些上海面粉商人暗中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股票。 在取得拥有发言权的股票数额后,他们立刻要求召开上海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这时,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是荣宗敬,理事长是与他关系密切的王一亭,他们对杜月笙秘密进行的拉票活动一无所知。结果,在股东大会上受到猛烈抨击,被迫同意改选理事。 选举结果,杜月笙名列榜首,志得意满地取王一亭而代之,坐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交椅,杨管北则随之成为常务理事,从此他在面粉业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盯上航运业(1)
杜月笙挥拳打入面粉业后,他仍不满足,踌躇满志,又盯上了上海的航运业。 大达轮船公司是张謇创办的一家著名民营轮船公司。张謇曾是清末状元,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 张謇,江苏南通人,光绪20年甲午恩科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这年夏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文武百官照例应该跑在路旁接驾。这一天恰好雷雨交加,地面泥水几寸厚,张状元被淋成了落汤鸡,又在积水里跪了多时,回到会馆,夜不能寐,他自言自语地喟然长叹: “我读书当官,身列朝堂,难道只是为了做磕头虫而来的吗?我饱读圣贤书,志气何在?” 于是,他辞官回乡。这位42岁的状元公,自4岁开始念千字文,经过38年的寒窗苦读,结果是只做了120天的小京官又回家了。 张謇辞官后从商,从光绪21年到民国15年,他先建立了大生纱厂,以后又连建了8个厂,设置了电厂、油厂、面粉厂、机械厂、轮船公司等无数企业。 1904年6月,张謇在上海高桥租下南市十六铺一带大量沿岸土地,建设仓库、码头,成立大达外江轮步公司。8月,又在南通天生港设置码头和仓库,成立天生港轮步公司。之后,又从国外买进两艘客货两用轮船,合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及天生港轮步公司为大达轮船公司。该公司的轮船班次,被称为沪扬班,专跑上海经南通天生港至扬州霍家桥一线,独占此航线24年。 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不久,大达轮船公司经理鲍心斋也辞世而去。创始人的相继故去,给该公司经营上带来一定混乱。不巧的是,以后又连逢两场灾难,一是大达轮船公司存有巨款的德记钱庄破产,大达轮船公司因此损失好几十万。二是大达轮船公司所属“大生”、“大吉”号轮船先后失火烧毁,船上旅客死伤众多,货物损失严重,都要大达轮船公司负责赔偿。这两场灾难使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这时,原由大达轮船公司独占的航线之上,又出现了竞争对手———大通轮船公司。该公司以上海滩的洪门大哥杨在田为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费伯鸿为总经理,靠山不弱,实力也强大。大达轮船公司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受到这一劲敌的竞争,更是步履维艰,渐渐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 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是镇江帮金融巨子陈光甫开设的上海商业银行,陈光甫眼见大达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心里相当的着急;与此同时通州帮的实业巨子也在为此一问题焦头烂额,不知所措。于是,镇江帮金融界和通州帮实业界人士频繁接触,最后,他们认为如果能找一位通天教主、大力人士做后台,再聘一名富于魄力、精明强干的经理,也许可以死马当做活马医,解除大达的危机,让它站定脚跟,起死回生。 他们想来想去,认定这一对搭档的最佳人选惟有杜月笙和杨管北。持这一主张最坚决的,是大达公司常务董事兼上海商业银行业务部经理越汉生。 很不凑巧,这时杨管北刚好盲肠炎开刀,在闸北仁济医院里休息。于是,双方在医院里开始了接洽。 结果,已经有了点眉目,忽然又横生枝节,掌握南通事业大权的吴寄尘,坚决反对杨管北去管大达公司的事,他所持的理由是———杨管北年纪太轻,惟恐他少不更事,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杜月笙得到消息,淡然地一笑,他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摸得最透,一听吴寄尘公开反对杨管北,立刻便知道是“南通地产质询”结的冤。 原来早几年,大生纱厂周转失灵,南通实业界###张謇的得力助手,被张謇所倚重的吴寄尘为了解救大生的危机,竟将“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产业,坐落上海九江路22号的整幢洋房进行出售,然后把售得的款项移作大生纱厂救亡图存之用。 这一来,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股东为之大哗,南通地产是独立的企业,跟大生纱厂无关,它毫无理由被牺牲了去救大生。吴寄尘是迫不得已而出此,但是大生的危机解除,上海南通地产的股权问题却又变得无法收拾了。上海南通地产的股东们要求召开股东大会,为保障本身的权益提出质询,要求吴寄尘赔赏全体股票所受的损失。 股东大会举行前夕,愤懑不平的股东们想起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到时候谁来提出质询?因为南通事业的股东多半是张謇的亲友和旧部,他们站得住道理却是碍不过人情,谁好意思去跟张謇的代表人吴寄尘细算账目,要求赔偿? 于是,有人提出镇江杨家的小开杨管北。杨家及其亲戚投资南通实业为数不少,小开本身是大生纱厂的董事、三厂的常董,又在大达轮船公司和南通地产都有股份。杨管北年纪轻,冲劲足,他学的又是经济与法律。老一辈的有人找到杨管北一怂恿,杨管北果然答应担任开路前锋。 第一次开会,杨管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口口声声讲法律,要赔偿,吃亏的股东有了开路先锋群起而攻之、这弄得吴寄尘极不是滋味,更是对杨管北这个初生牛犊感到不悦。问题拖了又一年,赔偿仍然不见兑现,再召开股东大会时,吴寄尘请了曾任江苏财政厅长李耆卿担任主席,各股东因为血本无归,心情焦躁,于是纷纷发言,措词激烈,竟使李耆卿气得中途退席。从此,吴寄尘将所有令他难堪的账都记在杨管北身上,认为这一个后辈虽然年轻有才,却是不通人情,形同叛逆。  '返回目录'  
盯上航运业(2)
以后,吴寄尘对杨管北始终耿耿于怀。 这件事总得要化解化解,杜月笙想出一位适当的调解人,杨志雄。一则,杨志雄风度翩翩,舌辩滔滔,是他智囊团中外交人才的首选;其次,杨志雄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吴淞商船是张謇一手创办的,杨志雄毕业于该校,后来又曾出任该校校长,因此,他和南通张家颇有渊源。 请杨志雄来一商量,杨志雄说: “这件事我倒有两条路子,四先生的少爷张孝若,在汉口当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我也在汉口当船主,我们经常在一起,相当的熟。” “还有一条呢?”杜月笙知道。四先生就是大家对张謇的称呼。 “吴寄老有位侄子在金城银行当经理,叫吴蕴齐,我们也是要好的朋友。” “那么,”杜月笙建议说,“你是否先去跟吴蕴齐谈谈,请他劝劝吴寄老,要我跟小开去,无非是挽救大达。我充其量只能挂个名,搞轮船我不会,真要救大达,还得靠小开。” 杨志雄赞同地点了点头,回去了。他这时在德商西门子洋行当总顾问,吴蕴齐常到他办公室来,因此,第二天他便见到了吴蕴齐。他还怕他传话传不清楚,特意转弯抹角说:“我久仰令叔,吴寄老是通州实业界的老前辈,只是自己无缘见面。” 言下之意想请吴蕴齐引见引见。 吴蕴齐很高兴地说: “这有什么问题,我今回去就跟家叔说一声。” 第二天,却是吴寄尘由他的侄儿陪同,亲赴西门子洋行,专诚拜会杨志雄来了。吴寄尘一到,使杨志雄深感不安,颇有点窘。不过吴寄尘兴致很高,他和杨志雄一见如故,促膝恳谈。在这一次长谈中,杨志雄很技巧地提出杜月笙的见解———一切应以挽救大达为前提,杜月笙深知杨管北有彻底整顿大达的能力,使这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事业机构,发扬光大。吴寄尘对杜月笙的热心诚恳,非常感动,他在杨志雄的面前,马上表示出欢迎杜杨的决心与诚意。 当杨管北开刀的伤口愈合,出了仁济医院,他只晓得又有一项新职在等待着他,还不知道其中有过一段曲折。听说杨管北要接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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