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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实业，也想干实业，只是那么多行当，干什么呢？我杜某还有所不知，请钱先生赐教一、二。”　　“要搞实业吗？首先应有个银行，先挤入财界。在上流社会站住脚跟，且不说争身份，它也是发财的好门路，银行一面吸收客户的银根一边放债，做生意，借本生息何乐而不为呢？”　　“开玩笑吧？钱先生，开银行，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我到哪去搞那么多资本？不敢想啊。”　　“杜先生经营着五爿赌台，进账一定不少吧，据我钱某所知，先生仅为法国领事那那齐亚每月的红包就有１８万之多，这还不包括总巡长费才尔、总探目乔万士的１８万。还有杜先生在闸北、南市经营的福寿宫、凌烟阁的烟馆，也给市党部的陈群５万红包，这数也不错的吧！具体做法，容我代杜先生筹划。过两天，我们再细谈。这两天，杜先生可以先找找人，拉些股东。”　　钱新之当场表态愿意出力。　　杜月笙一听，知道这事有望了，当即表示同意。钱新之一席话把杜月笙的心说活了。　　送走贵客后，杜月笙上车去钧培里。这一次给黄金荣拜年，除了礼节性的意义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实质性的东西———请兄长一道开银行。　　“月笙，这玩意能赚钱吗？”黄金荣有些拿不准：　　“你能不能拿得准？钱赔进去可捧不上来。”　　黄金荣对于赚钱的行当，一向以为是贩鸦片、开赌场、戏馆为最，吃“黑”食吃惯了，大模大样地办银行、开工厂，他觉得既出力又不保险。　　杜月笙可不一样，他已经认识到了现在弟兄们的社会地位都普遍提高了，不像模像样地办些实业，难以在上流社会立足。虽然黑道也不能丢，但那毕竟是上不了台面的，久了终会使人怀疑。  ＇返回目录＇  

插手于金融业（2）
“大哥，我们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光靠鸦片、赌场，上不了台面，这银行是最体面的，外国的许多大老板都是银行家。你入一股，挂个常务董事的名，不过问事务，到时分红利，怎么样？”　　黄金荣觉得这样行。因为他知道，事情由杜月笙去做不会差的，杜月笙不可能做亏本的买卖。他不插手事务，只享受财香，何乐不为？　　“我就听你的，入一股。”　　趁着拜年的机会，杜月笙又跑了几家，拉了些股份。　　到年初三，钱新之果然送来了一套筹款方案。他向杜月笙建议说：　　“先生可以从三方面筹集资金：凑、堆、挖。”　　“何所谓凑、堆、挖呢？”杜月笙问道。　　钱新之却笑而不答。但是，精明的杜月笙很快就悟出了他的真意。而钱新之却不明其里，接着又解释说：　　“所谓凑，就是从鸦片行、赌场里拼凑。在“黑”行业中，租界里的１０家大土行，每家的流动资金少的十几万，多的几十万，而且盈利极高，为了给杜先生捧场，凑出几十万是没什么问题的。”　　杜月笙自己所控制的上海最有名的５大赌场：富生、荣生、义生、利生及源利，每天进出的金额，动辄几万、几十万，提出一部分资金，还不是小菜一碟？于是他又问道：　　“什么是‘堆’呢？”　　“这是银行同业中的老规矩，凡有新银行开张，各同业都需在开幕那一天向新行存进一笔巨款，名为‘堆花’，表示道贺。上海滩有十几家银行，这个数目也是很大的。以杜月笙的名望和势力，谁敢不来‘堆’一‘堆’这锦上之‘花’呢？”　　杜月笙点了点头，至于“挖”呢，杜月笙更是心明如水，钱新之也不多说了。　　不久，杜月笙就付诸实施“挖”了。　　恰巧，这时一个姓吴的小子是上海第一个大财神，名叫吴耀庭。大概是得意忘形，或者色胆包天吧，父亲刚去世，他便与父亲的七姨太干上了。　　有一日，他和七姨太赤裸裸地在床上大战三百回合，被家里的其他姨太太当场捉住了。　　“谁叫你天天理她不理我们？”众人指着姓王的小子说。　　“你想独吞那１０００多万遗产吗？”众人指着七姨太说。　　一下子，家里闹得开锅一样，几个遗产的共同继承人趁这个机会，准备侵吞那１０００万，便告他个忤逆，要剥夺他的继承权。　　但是，吴耀庭也不是个吃软的人，死活不答应自己少要一分父亲的遗产，一家子正闹得不可开交时，其他姨太太们一下子把他告到了上海县衙打官司。　　杜月笙听到这事，一拍大腿，对一个门徒说：“永铭，你去对姓王的说，这件事我来摆平，１０００万遗产他稳拿到手，只是他要向银行投资５０万，我给他个董事名头。”　　“好，杜先生能帮忙，我想姓吴的正是求之不得的。”　　果然双方一拍即合，杜月笙连哄带吓，唬得几个姨太太乖乖地缩了头，５０万大洋捞进了杜月笙手里。　　后来又有一个姓朱的，也是靠杜月笙摆平的，得了一宗遗产，把其三分之一入了股，成为银行的大股东。不出一年，杜月笙如此巧妙地集资竟达２００万之巨。这种资源来得很奇特，在金融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这么一番筹划，银行当年就开张了，这就是有名的“中汇银行”———中国由大亨开办的第一家银行。杜月笙自任董事长，黄金荣、张啸林为常务董事，金廷荪做了监事。　　但是，杜月笙烟赌有道，实业无方，手下的弟兄不是昔日的流氓白相人，就是一些跑街结账的小脚色，对经济可以说一窍不通，结果开张干了两年，只获利十几万元，勉强维持银行职员的工资和业务交际费用。　　尽管如此，杜月笙利用其明敲暗诈、月黑风高的惯技，在金融界还是迅速地打开了局面。　　中汇银行的北面是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杜月笙办公室的窗子斜对着它。每日里，杜月笙都能看见交易所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让我也来凑凑热闹吧。”　　一天，杜月笙望着那车水马龙般的人自语道。　　不久，交易所内一群流氓起哄、怪叫、吹口哨，交易所被迫停业。交易所明知是杜月笙在捣鬼，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叩开中汇的大铜门，请杜董事长出面镇压小流氓。　　杜月笙彬彬有礼地答应了。　　当然，中汇是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不久，华商交易所的理事名单中，忽然冒出了杜月笙的大名。而中汇的金库中，一下又增加了５０万的储金。　　在“豪夺”的同时，杜月笙也常常“巧取”。　　外国人发明汽车以后，人们发现汽车比马车方便，既快又省力，而且乘坐舒适。因此，到了３０年代初，汽车不断更新换代，轮胎需求量大增，一时使制造轮胎用的橡胶供不应求，市场上的橡胶价格也不断猛涨。橡胶生意空前看好，外国几家橡胶园和从事橡胶生意的商人获得了巨额利润。　　做橡胶股票生意很赚钱！上海的外国人嗅觉十分灵敏，有个叫麦边的英国流氓立刻找到杜月笙，说：　　“杜先生，现在橡胶在国际上十分走俏，我想与你合作做这方面的生意。”  ＇返回目录＇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插手于金融业（3）
“怎么做？”　　“我们可以发行股票，你不是有个中汇银行吗？我们可以联合起来炒股票。”　　“这些花纸头，炒到最后能赚钱吗？”杜月笙不懂这玩意儿。　　“这一点杜先生放心，有你这样的人做后盾，我们是一定能赚大钱的。”　　于是，麦边与杜月笙联合在上海开了一家从事橡胶生意的“蓝格志拓殖公司”，兜售橡胶股票。　　麦边诡计多端，搞这样的事很有一套。　　一开始，他请人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几家中外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怎么好，用途怎么广，以耸人听闻的言辞大做橡胶广告。　　然后，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他又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董事，每个礼拜召集他们开一次董事会，借此机会，大造声势，宣扬他在国外的橡胶园大获丰收的消息。他所做的这一切使人们相信，买麦边的橡胶股票有靠山。　　与此同时，这个洋瘪三暗中向外国银行借钱，摆噱头，每隔三个月，用借来的钱发给一些持有橡胶股票的股东们一部分中间利息，给那些想发财的人尝尝甜头，并以此标榜自己守信誉。　　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麦边雇用了大量人员冒充股票的认购者，虚张声势，一大早就涌到中汇银行门口，排队抢购橡胶股票，致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纷纷涌到中汇银行，争着抢购橡胶股票。　　结果，中汇银行因人多拥挤，秩序大乱，不得不停止营业。消息传出，哄动全市。麦边和杜月笙就这样变着戏法，乘机把橡胶股票一涨再涨。　　他们看到股票价格一日比一日上涨，快涨到极限时，中汇银行突然宣布，某月某日，所有的橡胶股票停止押款。　　布告贴出，犹如晴天霹雳，急得那些股东们想去跳楼。因为银行拒绝股票押款，说明橡胶股票已分文不值，完全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人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些花花绿绿的橡胶股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堆废纸。而麦边则带着分得的近千万元，拍拍屁股、卷起铺盖逃之夭夭了。　　其余的一半钱，则被杜月笙悄悄地吞了下来。　　这次橡胶股票风潮致使上海滩几十家商号、工厂、钱庄等纷纷倒闭。其中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北康钱庄的老板戴家宝和谦余钱庄的老板陆达生，挪用各自钱庄客户存入的远期支票，向其他钱庄调换巨额资金，套购了大量的橡胶股票，最后钱庄倒闭，三人手挽手在涨潮时在吴淞口外跳了海。　　除了利用洋人施骗弄钱，杜月笙纵横金融界，还有绝招。　　１９３１年７、８月间，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共有１６省暴雨成灾，受灾人口５０００余万，有近１５万人因洪水死亡。８月１２日，杜月笙、王晓籁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大张旗鼓地举行募捐，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善举。　　就在这期间，杜月笙听说称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的一宗食盐生意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２００万。杜月笙得信后，马上指使手下人到该行去存款，等到商业储蓄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后，便让人四处传播谣言，说“商储”亏空了几千万元，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云云。　　这一谣言一出，市民们惊慌不已，惟恐自己的存款“泡汤”，纷纷连夜到商储门口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现金，杜的手下也趁时起哄，前去提款。　　最初，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们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三天下来，提取存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这下董事长陈光甫急得满头大汗，再过几天，存款定然会全部取光！因为这时挤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　　陈光甫感到背后有人在“拆台脚”，但他无法追查根原，要紧的是先刹住这股挤兑风，于是急忙向中国、交通两行呼救，要求紧急借贷预付提款。多亏两家总经理的支持，陈光甫紧急借来两卡车银洋，但挤兑之势已如决堤洪水，他怎么弄也无法遏制这股狂潮。　　到第４天下午，陈光甫已无路可走，急电南京财政部次长钱新之设法解决。　　钱新之将商业银行的危机问个明白后，不加思索地说道：“你去华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当天晚上，陈光甫依照钱新之的指示来到杜月笙府上，好话说到大半夜。　　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他对陈光甫只说了一句：“明早在开门之前，在商储见。”　　次日上午，商储门口突然来了一队小汽车，为首的一辆牌号是“７７７７”。这是上海市民人人皆知的杜月笙之车。杜月笙等跨出车门，申报存款３００万元。　　见此状况，如潮挤兑的客户顷刻作鸟兽散。　　杜月笙只需亮个相，一场偌大的难关便闯了过来，这令金融巨子陈光甫惊叹不已。　　无独有偶，四明银行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明银行创立于清朝末年，名义上是银行，但实际上是一家钱庄，该行由宁波人创办，开始银行行址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和广帮的联保保险公司为邻。后来，四明银行从宁波路，迁到北京路、江西路转角的原上海华美书馆的部分基地上。　　四明银行的经理叫孙衡甫，他原来是一家钱庄的伙计，但是，工于心计，很会盘算，因而在业务上发展很快，银行最高存款额曾经达到４０００万元，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插手于金融业（4）
然而，四明银行以及孙衡甫本人却倒也很有趣。该行经营作风完全沿袭钱庄那一套。孙衡甫性格怪僻，平时深居简出，不大同人交往。孙自以为很有钱，凡事不求人，讨了大小老婆七八个，个个如花似玉，妻妾们整天陪着他，家中人个个嗜好鸦片，烟枪林立。一到时候，老子、儿子、老婆、姨太太人人吞云吐雾。孙衡甫偶尔外出，必要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外加四五名保镖，前拥后簇，好不威风。　　除了四明银行之外，孙衡甫还办了一个四明储蓄所，花头也很多，如开办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等，千方百计吸引客户储蓄。他对房地产经营也很感兴趣，用大量资本投入房地产的购买。据说，单就里弄房屋，最多时就曾达１２００幢左右。此外，孙衡甫还利用北洋军阀政府金融管理的混乱，发行钞票，作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纸张和印刷很一般。纸张为棉料，浸水即可分为二层。然而，这时上海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都不印２元卷，惟独四明银行印有２元券，故显得十分别致。　　但是，四明银行也有触霉头的日子。　　１９３１年底，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　　由于孙衡甫将银行资金大量收买房地产，一旦碰到这种急煞人的事情，银行就难以招架子。然而，孙衡甫比陈光甫熟悉上海滩的市面行情。危情一出现，他马上只身一人来到杜公馆，把一张５０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汇银行，条件是请杜月笙能调剂出一些现大洋，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杜月笙便说：“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１００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这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请放心！都能兑到大洋。”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果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１００多只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１００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杜月笙的声誉在银行界顿时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的援助，把５０万元无息贷款存进了经营不善的中汇银行，还将“商储”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扩大“中汇”在实业界的经营范围。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７０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  ＇返回目录＇  　。。

禁止日货，于松乔撞墙（1）
正当杜月笙在上海滩飞黄腾达、节节高升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沟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对此，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东北当局，“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这种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东北锦绣河山很快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勇投入这个爱国运动。９月２４日，上海３万５千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１０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９月２６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１０月初，上海各业８０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