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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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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起诉书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①第11条第五项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江青等10名主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①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
起诉书共2万余字,指控的犯罪事实分四大部分:一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具体内容;二是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有15条具体内容;三是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有6条具体内容;四是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有4条具体内容。总计有48条具体犯罪事实。②
(一)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1。 策动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篡夺领导权。林彪策划夺权,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并煽动迫害领导干部,说:“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就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就很需要”。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还说:老干部“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也不留”,“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2。 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林彪、叶群捏造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张春桥则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在张春桥的指使下,蒯大富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之后,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人身迫害。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又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江青直接控制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直至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3。 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名,有88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29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等的诬陷、迫害。
4。 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利用1967年11月在天津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阴谋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伯达说: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谢富治说:“是起点,不是终点”,“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吴法宪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之后,谢富治等在追“后台”中,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提起公诉(2)
5。 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中央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60名委员、候补委员,有37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6。 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并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报告中,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60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有严重问题”。
7。 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并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报告中,159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有74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
8。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江青诬陷周恩来等搞阴谋,说“他们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是后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后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影射诬陷周恩来。
9。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林彪、张春桥、吴法宪和邱会作等诽谤、诬陷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军阀”,“野心很大,想当领袖”。
10。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林彪诬陷邓小平是“黑帮分子”、“反党分子”。康生诽谤邓小平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江青诬陷邓小平是“反革命两面派”、“谣言公司总经理”、“法西斯”、“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张春桥诬陷邓小平是“纳吉”。姚文元在《人民日报》送审的《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剖析》文稿中,亲笔写了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11。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张春桥、王洪文等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的材料共76份,1163页。
12。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康生、陈伯达等布置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黄永胜审批“同意”专案组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彭德怀被迫害致死。
13。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康生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吴法宪把他写的诬陷材料送给林彪。叶群将她捏造的诬陷贺龙的材料,当面口授给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指使宋治国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宋治国把他写的4份诬陷贺龙的材料送给林彪。康生说:“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进一步诬陷贺龙。贺龙被迫害致死。
14。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在叶群的授意下,蒯大富派人收集、编造诬陷徐向前、叶剑英的材料,发表诬陷文章:《炮轰徐向前,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徐向前》。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王希克等,编造诬陷徐向前的材料,诬陷徐向前是埋藏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提出“打倒徐向前”。
提起公诉(3)
15。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林彪指令北京部队召开党委扩大会,策动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江青、陈伯达诬陷聂荣臻是“华北山头主义”的后台,阴谋打倒聂荣臻。黄永胜诽谤说:“聂荣臻这一辈子也没有干什么好事”,“这些人心是不会死的,一有适当气候就会出来搞名堂的”。江青又诬陷聂荣臻等在华北是“坏人当了道”。
16。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和所附的调查叶剑英的“第一号调查方案”,阴谋陷害叶剑英。黄永胜利用他在广州制造的陷害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文年生等的冤案,追查“黑线”,将逼供取得的假材料交给叶群,诬陷叶剑英等开“黑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李作鹏伙同海军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写材料,诬陷“贺、叶配合刘、邓、陶企图篡军反党”。
17。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林彪捏造罪名,诬陷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等,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使、煽动下,中共中央宣传部9名副部长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
18。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林彪、叶群、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诬陷罗瑞卿“里通外国”,是“内奸”、“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对海军“怀有巨大阴谋”。
19。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诬陷、迫害的,除上述3、4、5、6、7所列的以外,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中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康克清等80多人。
20。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干部,篡夺、控制中共中央的组织大权。康生指使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1937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22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在全国“建立反革命据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提出把中共中央组织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21。 诬陷、迫害各级公安保卫部门、检察机关、法院的领导干部,篡夺、控制专政工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策动下,全国公、检、法机关遭到彻底破坏。谢富治在全国煽动“砸烂公检法”。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等和全国大批公安保卫、检察、法院的干部、民警遭到诬陷、迫害。康生、谢富治等在公安部还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公安部除谢富治和另一名兼职副部长外,其他副部长都被逮捕、关押。副部长徐子荣被迫害致死。
22。 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阴谋搞乱军队。林彪为了控制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大批干部、群众。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说:“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等,“他们是不能翻案的,不能翻天的”。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林彪、叶群多次诽谤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罗荣桓、谭政,制造“罗(瑞卿)、梁(必业)反党集团”等冤案。黄永胜诬陷总政治部“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邱会作诬陷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差不多”。总政治部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长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分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袁子钦、王冰等17人被迫害致死。
提起公诉(4)
23。 林彪、江青反革命分子集团通过陈伯达、姚文元,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陈伯达组织编写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张春桥和姚文元指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梁效”、上海的“罗思鼎”、《红旗》杂志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姚文元诬陷南京群众张贴大标语反对张春桥是“反革命”,并说:“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编写材料,这些材料经姚文元篡改,把群众反“四人帮”、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的革命言行诬陷为“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诬陷群众是“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姚文元还主张要“枪毙一批”。姚文元、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门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陷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
(二)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24。 在林彪、江青、康生和谢富治等的指使、策动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等7人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全部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康生诬陷刘仁和副市长冯基平、崔月犁等“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并批示“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拷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的审讯工作”。刘仁、邓拓、吴晗、乐松生被迫害致死。
25。 张春桥、姚文元诬陷中共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顽固堡垒”、“黑班子”,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叛徒”。在他们的指使、策动下,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市委常委等17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26。 在陈伯达的煽动下,制造了冀东冤案,使冀东地区的党员干部、群众万余人遭受诬陷、迫害,张文浩等2955人被迫害致死。
27。 康生当面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四十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捏造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康生、谢富治不准赵健民申辩,由谢富治当场宣布逮捕赵健民。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这个冤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万余人被迫害致死。
28。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儿,不要怕。”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他搞掉。”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
29。 康生等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131人“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92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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