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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情爱档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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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国防”医学院的教授和医师们，即承租位于台北市杭州南路的一幢日式房舍，筹设“中心诊所”，服务民众。不久，规模愈做愈大，当时“副总统”陈诚也顺着蒋经国的政策，允准“国防”医学院可成立民众服务处，中心诊所逐渐扩大服务范围。之后，有64位“国防”医学院、三军总医院及荣民总医院资深优良之临床医师，大家一起集资，于1971年，觅址于忠孝东路一块农地，兴建总建筑面积3600平方的12层现代化医院，此即为现在位于最繁华黄金地段之忠孝东路4段77号现址。蒋经国当年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无心插柳，却因而创办了一家造福台北市无数病患的优质医院。
台湾外科权威医师 为老蒋剪脚趾甲（2）
蒋经国固然是一个最不听话的病人，和医师们的互动情况很糟糕，曾经做出一些让主治医师很难接受的决定，但是，他却也曾经默默为医师们改善福利。
俗话说久病成良医，蒋经国可能是这句老话的例外者。蒋介石在世晚期，蒋经国也许是奔走国事太过劳累，从若干迹象观察，他的身体已经出现若干警讯，只是他自己始终不以为意。1975年4月5日，老先生过世，“国丧”期间，蒋介石的遗体灵柩暂时停放台北国父纪念馆，供民众“瞻仰”祭吊，为期一个月。因为当时前往排队吊丧的民众数以百万计，台北国父纪念馆外面到处挤满了要祭奠蒋介石的人潮。后来，吊丧的人潮铺天盖地，蜂拥而至，最后被迫将开放“瞻仰”遗容的时间，再延长一个礼拜，最后更临时决定，延长的这一个礼拜改成二十四小时日夜开放“瞻仰”遗容。
时蒋经国已担任“行政院”院长三年有奇，即使父制在身，心情沉痛，蒋经国墨绖从公，白天还去上班处理政务；晚上下班后，再回到台北国父纪念馆守灵尽孝道。那阵子，蒋经国晚上就住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一楼后侧的一间小房间里过夜。
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守丧期间，他曾经连续好几天，因身体发着高烧，深夜咳嗽不停，严重干扰睡眠，辗转反侧睡不着，一个人拖着疲累的病体，走到排队谒灵的人群中，逐一和前来吊唁的民众亲自拱手道谢。再向在场我们这些不眠不休，彻夜守灵的官邸工作人员致谢。然后再到他父亲灵柩前沉痛默哀，一边守灵，一边咳嗽不止。医师当时也是二十四小时待命，以备不时之需，但是，蒋经国用他的意志力，硬是把这段最悲伤难受的时期艰苦地熬了过去。
我从旁亲身的观察，蒋经国那个阶段实在非常劳累疲乏，身体又生病，国民党政府工作繁重不能停歇，心理又因父丧哀伤难过。但是，从他向我们道谢时的行为举止，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诚恳及悲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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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与床跟着蒋经国到处跑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一些他必须参加的重要活动场合的休息室里，有关方面都为他准备好一张病床，供他在公开露面之前，能先躺在病床上休息一阵子。等养足了精神，勉强可以让他出场了，再拖着几近虚脱休克的病体，坐着轮椅，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在公众面前露露脸，讲几句简短的话，昭告天下，蒋经国还“健在”如昔。
有数之不尽的具体事例，足以说明晚年蒋经国为了国政，真是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地步。
1987年，国民党军方计划于该年10月12号，在台湾新竹陆军湖口基地实施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是项演习被定名为“侨泰演习”。这项由当时的参谋总长郝柏村主导规划的大规模战力展示活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兵力和火器，均是历来最盛大的一次公开军事演习。国民党军方并邀请了出席当年几十国庆庆典的归国华侨及中外贵宾一万七千余人，到场参观，因以定名“侨泰演习”。
无论是参演官兵，抑或是参观贵宾，此项在陆军湖口基地举行的“侨泰演习”，各方面的规模，均是蒋经国任上，前所未见的。因此，蒋经国也对这次演习非常重视。为示慎重，郝总长早在这项演习实施前几个月，就向蒋经国报告演习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计划进度等等各项细节，并早在预定了演习时间之后，就请“总统”侍卫长预先将这项演习排入蒋经国的既定行程里边。至于蒋经国健康条件是否允许他亲自前往主持校阅，郝柏村认为，等到演习前夕再向蒋经国请示，再斟酌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作为最后定夺出席与否的根据。
众所周知，国民党之所以维持强大的军备力量，国防动机主要是要反制中共的武力解放台湾。然而，1987年10月，固然蒋经国已于稍早之前宣布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大陆方面亦不断透过各种途径，不计其数地向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表达愿意和台湾坐下来谈判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诚意。
但是，蒋经国即使到了1987年10月份，他依旧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其一贯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依旧坚持台湾保有坚强的国防武力，以对抗中共突如其来的武力攻击。
以笔者个人之见，邓小平领导的###，当年有诚意以和平方式，和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以和平手段完成统一大业。年届八旬的邓小平，也希望在他和蒋经国有生之年，达成和平统一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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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和邓小平和解失之交臂（1）
但是，蒋经国考虑的面向似乎比邓小平更复杂，蒋经国似乎顾虑，假如台湾一旦卸除了对大陆的实质与精神的武装，以台湾腹地之小，操之急切与中共谈判或过于盲动于开放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极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蒋经国尚需考虑到，始终虎视眈眈，芒刺在背的美国，将会如何设想国民党和中共当局的谈判和解呢？假如国民党和中共当局的和谈进程发生问题，两岸最后仍然必须回到武力对峙的老路，美国是不是会继续支持台湾当局？这些都是蒋经国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也是他对大陆和谈攻势迟疑不决的原因。
笔者认为，病重的蒋经国就是在这些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烦恼问题一时得不到解答的情况下，错失了和大陆的老朋友邓小平，坐下来“相逢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这一错失，也让台湾、大陆之间，迟至公元2000年初叶仍陷于扰攘不安、剑拔弩张之境。如今思之，能不令我们掷笔三叹吗？
故而，“侨泰”也者，就是要教中外人士和海外侨胞“安心”，等于是在告诉海内外各界和美国人，我蒋经国虽然对大陆开了一道门缝，然而我还是坚持###、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既定国策，没有任何动摇之意。至于当局下一着棋该怎么走，笔者相信，风中之烛的蒋经国恐怕已经没有精力深思及此。因此，对大陆开启的那道细细的门缝，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出于被动，出于走一步算一步的苟且心态。
体制上，蒋经国是“侨泰演习”总校阅官，郝柏村参谋总长很早就请示蒋经国。以蒋经国一贯力疾从公，无怨无悔的态度，自然是满口答应会去主持湖口演习。但是，1987年下半年以后的蒋经国，身体情况愈来愈不行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必须躺在寓所的病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在床上。只要他离开床上，坐在椅子上超过10分钟，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体力撑持不下去了。
我们曾经私底下帮他算过，情况比较糟糕的时候，蒋经国每天待在床上的时间，实际上已超过22小时。不在床上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不到。为什么说只有两个小时不到呢？1986年、1987年之交，身体实在不舒服时，蒋经国通常会在寓所休息一天。所谓休息，就是躺在床上。休息一天之后，蒋经国即觉得惴惴不安，他担心媒体又要拿他的健康亮起红灯做文章。流言四处散发之后，难免影响国民党的政权稳定。所以，休息一天的隔天无论身体是否好转，总是迫不及待又要撑着病体去“总统府”上班。而所谓上班，亦不过是在办公室待一个半小时，顶多两个小时，体力又吃不消了，总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必须赶紧返回七海寓所，宽衣之后即刻上床休息。
不上班的日子，在七海寓所休息，除了躺在床上，他根本哪儿都不会想去。
担任“行政院”院长乃至当选“总统”初期，一个礼拜七天当中，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台北上班处理政务；礼拜六和礼拜天从来也不休假，全部时间都在台湾中南部或是外岛巡视。一年365天里边，连农历新年都在思考大政方针、处理政务，再不就是到台湾最偏远的地方巡视，察访民隐。悲哀的是，到了风中残烛的最后一两年岁月，他却哪儿都去不了，也不想出门了。
身体健朗时，隔一阵子就会到圆山饭店附设的理发部理个发。行动不便之后，身体又虚弱，一天到晚只想往床上躺，甚至连理发也免了。但是，考虑到他时常得主持会议或出席公众场合，仪容修整还是不可免。蒋孝勇思虑细密，特意安排在七海寓所侍卫室旁，辟出一个房间作为理发室，如果蒋经国身体还可以，就请圆山饭店的理发师到七海官邸，为他理个发。他理发很简单，不要求什么发型，就是剪短之后，抹点油吹吹风，半个钟头搞定。理发大概隔一个礼拜理一次，有时候拖得久，一个月理一次也有。每次大概付给理发师300元费元，这说明蒋经国连理发都是很平民化的。
老实讲，蒋经国最不在意自己的容貌，所以，他理完发大概只能撑一天，第一天最好看，等到隔天又是满头乱发。晚年时期，我们每天都要帮他梳头，甚至连胡子都要由我们帮他刮。他一向习惯用有刮胡刀片的老式刮胡刀刮胡须，而不用一般男士常用的电动刮胡刀。晚年身手不灵活，刮胡子经常有死角没刮着，所以我经常在他脸颊或是下颚靠近耳朵的部位，发现有些残余的胡须没刮着，对此他也不在乎，从这里可以理解到蒋经国实际上很不重视自己的观瞻容貌，更不注意自己的日常生活细节，有时候甚至失之邋遢。
蒋经国和邓小平和解失之交臂（2）
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蒋方良最抱怨蒋经国的事情，是怪他洗脸毛巾永远不把水拧干，水滴滴答答地滴在地上，洗手间毛巾架下方那块地毯永远是湿的，毛巾架下方的地毯甚至因此霉烂发臭。蒋方良屡屡唠叨劝说，蒋经国永远装做没听见，照旧不把毛巾水拧干，蒋方良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这个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因为很少下床走动，连脸也由我们帮他洗了，自然也不用自己拧毛巾了。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没力气下床到饭厅吃饭了，一天三餐，都由我们喂他吃。我的感觉，他糖尿病并发症愈来愈明显之后，体力严重退化，人变得越来越懒。并不是他手没力，而是自然而然要我们喂饭，他手不伸出来拿托盘，只管把嘴巴张开，我们当然只好替他喂食。连水果也是我们副班同仁削好了，由我喂到他嘴巴里。
前面文章内容中，提过蒋经国视牙医为头疼人物。其实牙医为他检视牙齿时，也总是不断摇头，心里有话可又不敢直说。为什么呢？很简单，蒋经国每天刷牙根本是虚应故事，应付了事。我天天亲眼看他刷牙，他拿起牙刷，随意抹了点牙膏，把牙刷伸到嘴巴里稀里呼噜随便刷个两三下，再用水在嘴巴里漱几下，噗的一声把水吐出来，就算结束。全部刷牙时间加起来恐怕还不到半分钟。每回蒋经国因为牙疼去找牙医时，牙医必定会从他的牙缝里用夹子掏出不少已经腐败的食物残渣，这些早就腐臭的食物残渣，往往是他牙疼和牙齿蛀烂的元凶。牙医屡屡劝他刷牙要彻底，蒋经国从来置若罔闻，只当马耳东风。
刮胡子我们可以代劳，脸也可以由我们帮他洗，饭也能由我们喂给他吃，可是刷牙就很难帮上忙了，后来他没力气刷牙，我们只好请他含着李斯德霖漱口水漱一漱口，算是消毒了事。因为蛀牙烂牙太多，最后没办法救只好拔除以后再装假牙。假牙制作好了之后，经国先生试着戴了几次假牙，无奈怎么戴怎么不舒服，他一发起脾气，把假牙往旁边一扔，他不戴了，宁可用牙根肉勉强吃东西，也不戴让他不舒服的假牙。
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听信医师的专业意见，是蒋经国健康急速走下坡的重要关键。
我们早就觉察到蒋经国身体情况的每况愈下，只要他稍微动一下，哪怕是起来坐个片刻，从他脸部表情就看得出来，他经常处于虚脱无力、几近休克的地步。我们更亲眼目睹了糖尿病在蒋经国身上造成一连串的可怕后遗症，这些并发症包括严重的肠胃过敏症、神经病变、血液病变……这些病症都在蒋经国晚年一一迸发，成为他逐步走向人生尽头的催命撒旦。眼见他的生命光芒逐渐黯然失色，大家嘴巴上不敢讲，但是人人心里有数，蒋经国油尽灯也枯了，只是风中之烛不知何时熄灭而已啊！
冒生命危险主持“侨泰演习”
蒋经国出席主持“侨泰演习”的决定，其实是在10月11日下午确认的。他之所以坚持决定亲自校阅湖口装甲兵基地举行的“侨泰演习”，一方面显示了蒋经国长期以来坚持党政军权力一把抓的强人性格。另一方面，这也是郝柏村总长不断从旁建议所致。郝先生从担任蒋介石侍卫长时期起，就和蒋经国培养了极为密切的默契。蒋经国晚年，对郝总长倚赖甚深，郝先生亦不断力求表现，以回报蒋经国对他的倚重。在病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蒋经国仍慨然应允郝柏村去校阅“侨泰演习”，和他前两天，亦即10月10日出席于“总统府”举行的“中枢庆祝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国庆大会”有关。蒋经国自忖既然能出席“国庆大会”，“侨泰演习”应该也不成问题。因此，他才会答应郝柏村之请。
但是，其实在我们眼里，蒋经国哪怕是出席“总统府”举行的“国庆日”大会，都是冒着性命交关的危险参加的。即使我们推着蒋经国的轮椅，坐在那个室内场合（按：在“总统府”介寿堂内举行）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他也是以他坚强意志力，勉强撑着虚弱得不能再虚弱的病体。
为了在“国庆日”大会会场发表“国庆”文告，早在好几天前，蒋经国自己即席口述大意，由机要秘书王家骅负责草拟文告草稿，拟好稿子之后，王家骅先在蒋经国床前念一遍给他听，经蒋经国做出口头修改指示后，王家骅再拿回去修改重新誊写。王家骅把重新誊写过的那份仅约一百多字的文告稿，以正楷毛笔字，写成像电视台主播播报新闻的大字报，大字报每个字都有现在新台币十块钱硬币大。10月8日和9日，连续两天，王家骅把那份大字报拿到蒋经国面前，供他在床上背诵。
印象中，蒋介石时代，“国庆”文告的字数少说也有好几千字，这种只有一百多字的“国庆”文告，还是我毕生仅见。文告的大字报因为字号太大，尽管仅有一百来字，但仍要分成两三张才写得完，每张纸都有半张报纸大小。8日早上，王家骅到七海寓所，向蒋经国报到后，即从公事包里拿出那份文告稿，由王家骅和我，拿着大字报在他面前展开，蒋经国即利用早晨体力和精神状态勉强可以的时机，强记背诵。背演讲稿，是蒋经国从年轻时代就养成的本领，也是他早年讲演颇富煽动性的重要原因。
王家骅帮蒋经国解决了讲稿问题，孝勇则忙着安排另一个让我们大吃一惊的计划。10月9日下午，在孝勇的指示下，从荣民总医院调来一张病床，搬到“总统府”办公室，让蒋经国在10月10日“总统府”“国庆”庆祝大会之前，可以利用会前空档时间，躺在床上略事休息，为稍后的庆祝大会养精蓄锐。
蒋经国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过程，“国庆”庆祝大会是在台北市区的“总统府”，但是，“侨泰演习”则还在新竹湖口，台北到湖口的车程需要四十分钟左右。坐在座车里的那四十分钟，可不像躺在寓所的病床上那般舒服。何况，不单是去新竹的那四十分钟，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演习时间，演习后一个多小时的聚餐时间，再加上回程的那四十分钟车程。加总起来，湖口之行要花费五六个小时，对健康时期的蒋经国来说，跑南走北，这五六个钟头算不了什么，然而在蒋经国生命最后几个月的“风中之烛”阶段，我事后想想，蒋经国那趟湖口之行简直就像在玩命。不出差错，安然北返，还真是托天之幸呢！
蒋经国以婚外情回报蒋方良搭救之恩
1937年春天，蒋经国携同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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