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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当空照中华-第4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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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却没有想到,如今的这个崇祯皇帝变得如此难打交道,一点儿也不像一年多前那个鼎力支持耶稣会西去传教的大明皇帝了。

    想来想去,荷兰传教士康迪纽斯终于违心地说道:“尊敬的大皇帝陛下!您对耶稣会还是一如既往的慷慨!鄙人代表耶稣会接受您的安排!”

    说完了这些,康迪纽斯停顿了以下,低头深吸了一口气,轻声咳了一下,然后抬头看着崇祯皇帝说道:

    “尊敬的大皇帝陛下,我们听说大明西北边地作乱的木速蛮十分凶恶,没有先进的火器,在那里难以保证天主教堂和教士们的安全。

    “先前您已经准许耶稣会在三边总督辖地组建保安团,除了保护教士们的安全与财产,也允许我们协助您的总督先生与残暴的回教徒作战。

    “如今我从巴达维亚回来,不仅给您带来了这些礼物,而且也带来了更多愿意献身天主的英勇无畏的教士与志士。

    “我们希望能从您的火枪厂采购火枪,从您的火药厂采购火药,也希望经过您的允许,从天主的信徒里面招募愿意献身的志士!

    “我们希望尽快赶赴兰州,加入到您的总督麾下作战!因为殉教者的鲜血不能白流,我们要为那些殉教的圣徒复仇!

    “而且我们相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笼罩在您的帝国西北数百年的阴霾,一定会被驱散!”

    崇祯皇帝一边面无表情地听着康迪纽斯在那里慷慨激昂地说着这些大话,一边再次翻看着锦衣卫给他呈上的报告:

    “同行入京耶稣会教士三人,随从红毛番护卫二十七人,护卫中十九人来自大沽口船厂红毛番……”

    康迪纽斯这些红毛番,自从在登州港下了船,在登州市舶司登记上岸并开具路引之后,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进入了锦衣卫的监视之中。

    不管是他们到了天津,还是从天津到河西务,然后又从河西务再到京师,这一路上每一个运河的,或者城门的关口,都对他们进行了登记。

    虽然现在大明朝开海通商了,那些开放通商的港口城市,如广州、泉州、宁波、上海以及登州等地,前来贸易的泰西夷人越来越多,已经不再稀奇,但是这些夷人要想下船进港,乃至进入内地,仍是一件需要审批许可的事情。

    若是没有当初礼部和理藩院给他出具的凭证,他们这些体貌特征迥异的红毛番,在大明朝的境内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正因为这样,康迪纽斯返回大明朝的京师并且再次请求觐见之后,他这一行的基本情况,就被锦衣卫送进了宫中。

    理藩院把其觐见的请求报到军机处,当然也得把他的情况说清楚。

    所以,崇祯皇帝在见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这一行一共多少人,此时听着他用古怪的口音,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听得直想笑。

    这个时代的东亚地区,一共也没多少西方人,就连荷兰东印度公司盘踞了几年的东番岛南部,热拦遮城内也一共只有七八百红毛番。

    除此之外,巴达维亚可能多一点,也许有个两三千,还有日本的长崎能够有一些,但不会比热拦遮多。

    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地区的其他殖民贸易点或者定居点,也是多则数百个,少则几十个。

    如今反倒是位于天津的大沽口船厂里面,来自巴达维亚和热拦遮的荷兰红毛番,算是最多的了。

    就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康迪纽斯就是想要招募一批雇佣兵前来,也需要支付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更高的价格。

    而且他就是募集到了足够多的资金,有能力这么干,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扎在巴达维亚的总督府也不会同意。

    因为荷兰的人口就这么多,这个时代来到东南亚这个方向闯荡的人口数并不多,眼下他们的主要殖民方向仍然是北美洲。

    直到英国崛起之后,荷兰人在北美洲没有了机会,才会真正将殖民的重点转向东南亚。

    最重要的是,在眼下这个阶段,康迪纽斯这种激进的传教士虽然还有,但是与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比,已经并不多了。

    传教的背后必定是利益的图谋,如果荷兰东印度公司有着镇征服中国的野心,那么他们一定会鼎力支持康迪纽斯这样的传教士。

    但是,历史上荷兰东印度公司自从在澎湖海战中战败之后,就打消了征服中国的念头。

    当时他们在中国沿海最大的图谋,也不过是占据东番岛,也就是台湾而已。

    若是这个时代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殖民列强,在东南亚能够团结一心的话,崇祯皇帝这么做就可能存在巨大的风险。

    但是现在荷兰人正在与郑芝龙联手,准备消灭东番岛北部的西班牙人,而葡萄牙人也在处处面临着荷兰人的攻势,这些人根本团结不到一起去。

    至于在华传教士里占了一定比例的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此时他们自己的祖国都是一盘散沙,根本无力深入遥远的东方。

    也因此,在利玛窦、龙华民之后,能够主导耶稣会的只能是荷兰人或者西班牙人。

    崇祯皇帝正是算准了这一点,才会在当初同意在华的耶稣会到西北组建什么保安团,协助大明朝西北的官军作战。

第八七五章 身在局中() 
    

    耶稣会在华传教士的头头康迪纽斯,慷慨激昂地说出了心中的志愿,崇祯皇帝虽然觉得他是在夸夸其谈,而且骄傲自大得可笑,但终究还是对他的所谓志向表示了赞赏。

    宗教的问题,或许到最后也只能用宗教的手段去解决。

    当佛教、道教都已经丧失了进取心,丧失了战斗性的时候,引入耶稣会的天主教往西,正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与木速蛮信奉的大食教相比,耶稣会在大明朝,尤其是在西北毫无根基可言,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只要一道朝廷的禁令,就能让他们无以为继,翻不了身。

    也因此,崇祯皇帝同意了他的那些请求,不仅同意了将龙华民等人安葬在京师天主堂并立碑记其生平事迹的请求,而且也同意了康迪纽斯带着这些新招募的教士和志士尽快前往西北与木速蛮作战的请求。

    只不过他想要的火枪弹药,却只能先在京师这边给武备院付了钱,然后等人到了西北之后,再从三边总督袁崇焕那里领取。

    对于崇祯皇帝和武备院这样的安排,康迪纽斯只能选择接受,而从巴达维亚、濠镜澳、热拦遮,以及在大明朝经商的这些西方人手里所募集到的资金,也一下子就花掉了一大半。

    就这样,八月十一日,康迪纽斯将耶稣会在京的事务,委托给了这一次从濠镜澳随他前来大明传教的耶稣会士金尼阁,然后领了理藩院开具的凭证,离京西进,去解救那几个困在兰州的传教士了。

    而跟随他一同前去的泰西夷人当中,除了两个教士之外,其他的全都是受雇而来的红毛番。

    荷兰传教士范德烈为天津大沽口船厂招揽的那些夷人,倒有不少滥竽充数半瓶水的混子,转而受雇于康迪纽斯的耶稣会保安团了。

    与此同时,利玛窦在京师传教多年感化的那些信众和教友,这一次,也被崇祯皇帝恩准,只要愿意,全都可以跟着去往西北献身天主了。

    他们中有不少人的亲友,当初跟着龙华民等人去了西北,如今全都死在了洮州教难等一系列所谓的教难之中。

    既然西北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教难,作为耶稣会的教友又岂能独善其身而不去救援?

    康迪纽斯的这个观点,被崇祯皇帝知道以后,简直对他更是刮目想看,很快就予以支持。

    同样作为天主教徒、耶稣会教友的徐光启,虽然看出这其中的巨大风险,却不能对皇帝的安排多说什么。

    徐光启身兼礼部尚书,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有些尴尬,如今在涉及到耶稣会在华传教的问题上从不主动出声。

    因为如今的徐光启,已经知道了崇祯皇帝对待耶稣会的真实态度,知道稍有一个不慎,恐怕整个天主教会都会在大明朝的境内被查禁了。

    作为一个在大明朝的官场上宦海沉浮多年,先后经历过万历皇帝、泰昌皇帝、天启皇帝统治时期的老臣,徐光启很清楚,当今的皇帝陛下虽然对外来的一切,都持开放开明的态度,但在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尊华攘夷的问题上,却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大明皇帝都更加坚决。

    对于如今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当今的这位皇帝陛下,只是纯粹的利用罢了,一旦他们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恐怕立刻就会被抛弃。

    若单纯只是抛弃而不用,还算好的,但是照龙华民等人的遭遇来看,真到了那时候,身在局中的这些人恐怕退也退不得了。

    就在来自荷兰的耶稣会士康迪纽斯,带着东拼西凑的数百人,踏上前往西北的路途之时,崇祯皇帝将军机大臣孙承宗、兵部尚书南居益,工部尚书毕懋康、兵部侍郎武备院总监孙元化这几个重臣,以及在武备院任职的孙和鼎、孙和斗、刘汉等人,一起叫到了乾清宫的御书房之中。

    崇祯皇帝郑重其事地将康迪纽斯这次带来的前装燧发线膛枪,展示给这些人看,并向他们认真讲解滑膛枪与线膛枪的巨大差别。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后世的时候当然不是什么枪械专家,但是作为来自后世的穿越者,对于膛线的重要性还是知道的。

    虽然这一次康迪纽斯从巴达维亚带来的线膛枪,属于最基本的直线型线膛枪,与螺旋形膛线的线膛枪相比,可是差远了,但是对于大明朝的枪械制造来说,线膛枪的出现,却是一个巨大的门槛。

    迈过了这个门槛,从今往后,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甚至是新的时代,等于是追上了此时西方的枪械制造工艺,至少不再落后于他们。

    说起来,这个时代的欧洲,已经出现了螺旋形膛线的线膛枪。

    但是螺旋形的膛线工艺,比直膛线的制造工艺复杂,在这个时代的欧洲,也只是出现在德意志各邦国个别的地方。

    若从崇祯年间算起,要到百余年后,欧洲才会涌现出制造工艺成熟大批量装备军队的螺旋型线膛枪。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早就知道膛线对于火枪的重要性,但是对他来说,光是自己知道是没有用的,你得能够向身边的这些人说清楚其中的原理。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实物作为参照,崇祯皇帝自己尽管知道膛线的重要性,却偏偏有口难言。

    毕竟他不是枪械专家,也不懂什么膛线工艺,并不知道在枪管内部刻上膛线应该怎么做。

    包括当初燧发枪的制造工艺,也是因为来自濠镜澳的枪炮匠罗德里格斯,将一杆前装燧发滑膛枪作为礼物送给他,他才能够借着这个实物,要求兵部立刻组织人马仿造。

    这才有了如今已经大批量装备军队的崇祯一式前装燧发滑膛枪。

    要不然的话,恐怕就真得像历史上那样,等到好几年以后,才由毕懋康这个大明枪械专家靠着自己的摸索制造出来了。

    这一次,有了康迪纽斯这个荷兰传教士作为礼物带到大明京师来的直线式线膛枪,崇祯皇帝当然更要下旨给兵部和工部尽快仿造了。

    崇祯皇帝向孙承宗、南居益、毕懋康、孙元化等人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后,最后对他们说道:

    “火枪的枪管里面有了膛线,射程与精度都将大增!这一点意味着什么,想必卿等比朕更加清楚!

    “朕听说膛线有直线式与螺旋式的区别,螺旋式的膛线,朕没有见过,你们可以组织人手摸索着试制和仿造!

    “不过,这种直线式线膛枪却是现成的样枪,要立刻提上仿制的日程!就照此仿制,取直线式阴线,是刻,是铰,是铸造,你们来琢磨!

    “至于其口径大小,与弹丸大小,可参考目前武备院主产一式前装燧发枪,便于今后弹药补给配送!

    “朕今日即令内务府拨款给武备院,工部与武备院合作,于白冶城另设一第三枪炮厂,抽调通州枪炮厂与白冶城枪炮厂精干匠师进行仿制,一旦仿造成功,朕将亲临白冶城试用!”

    说完了这些话,崇祯皇帝更是亲手将其中的两支直线式线膛枪,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工部尚书毕懋康和兵部侍郎武备院总监孙元化。

    崇祯皇帝之所以下令仿造直线式的线膛枪,而不是一步到位直接跨到螺旋式的线膛枪,是因为他知道螺旋式的线膛枪制造工艺繁复,成本高,周期长,在手工作坊式的工业生产时代,想要大批量地装备军队不太现实。

    同时,螺旋式的线膛枪,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柱形尖头弹,制造成本高不说,弹药装填也慢。

    同样是前装燧发枪,滑膛枪的弹药装填速度普遍要比线膛枪快上一点,而在线膛枪中,直线式的线膛枪比起螺旋式的线膛枪则也要快上不少。

    因此,在同样的口径与倍径条件下,前装燧发类火枪,在这个时代单论射程和精度,螺旋式的线膛枪肯定是第一。

    但是若论装填的速度,在前装枪的时代,滑膛枪始终是第一。

    而直线式线膛枪排在两者的中间,在射程与精度上比前装燧发滑膛枪强不少,弹药装填的速度上又比螺旋式线膛枪强不少。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螺旋式线膛枪虽然出现得也很早,但是却一直没有大批量地装备西方军队,直到后装击针枪时代的到来,螺旋式线膛枪才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第八七六章 移民诏书() 
    崇祯皇帝这边刚刚紧锣密鼓事无巨细地将仿造直线式线膛枪的事情布置下去,紧接着就又不得不马上面对令他头疼万分的其他政务了。

    崇祯三年的八月中旬,大明朝的京师内外,依旧干燥炎热,自春至夏连着小半年,就没下过一场雨。

    从陕北到山西,再到宣大、河北、山东与京畿周边,几乎整个大明朝的北方,又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干旱之中。

    河北、山东、河南许多地方,接茬冬小麦种植的苞谷,刚刚长成一尺多高的青苗,就成片成片地干枯在了田里。

    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州府关于旱灾、蝗灾的奏折,自从进入八月就一封接着一封地被送进了京师,然后被通政司送进了内阁。

    到了最后,当然是一封接着一封地,全被送到乾清宫中的案头,将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崇祯皇帝。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继位三年以来,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大明京师的朝局,改变了从直隶到蓟北地区的边防形势,但是对于大明北方各地的天气,他却是无能为力。

    而且他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这一点确实是无能为力。

    所以,当翰林院不断有官员上书,说外间百姓皆望雨,请求皇帝亲至天坛祭天求雨的时候,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只能将此类奏请留中,因为他根本不敢去。

    当然,他不是因为害怕什么而不敢去,毕竟天坛也不远,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他之所以不敢去,是因为他知道谁去了也没有用,去了也是自己打自己的脸,白白损了朝廷的威望。

    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听信各种劝谏,下了多少次罪己诏,向天认错,也向天下万民认错,可是改变什么了?

    什么也改变不了,罪己诏既感动不了上天,也感动不了天下万民,唯一的结果是让自己一次次威严扫地。

    然而不去祈雨可以,但是面对波及整个北方的干旱,他却不能不让内阁尽快采取措施。

    为此,崇祯皇帝一方面让内阁行文各地,并派农事院的大小官吏们,到宣大、北直、河南、山东等地指点补种番薯与土豆等物,尽量挽回一点损失。

    另一方面,则发了旨意给南京户部上书苏茂相和漕运总督袁可立,让他们从江南两广各地加倍采购夏秋两季的稻米,作为秋冬之时北方漕粮的储备。

    与此同时,为了表示对北方干旱的关切,崇祯皇帝再一次下旨,减免山陕、宣大、河南、山东的夏秋两税,并昭告这几个干旱严重的省份允许百姓逃荒,并劝说辖地受灾严重的佃农、赤贫的百姓,往云贵、河中、漠南、蓟北等地逃荒移民。

    有了鄂尔多斯诸部四万多人在官军的护送下千里迢迢地迁往乌斯藏地区安置的例子,崇祯皇帝心里对官方组织大规模的移民,没有以前那么担心了。

    所以,在八月中下旬的十多天内,崇祯皇帝连着数日,带领着内阁首辅李国镨、户部尚书毕自肃等人,来到平常军机处议事的武英殿中,对着大明朝的地形沙盘,与众人商议和规划着北方数省旱灾移民的方向与路线。

    崇祯皇帝知道,这样的事情急不得,大明朝内地的汉人百姓,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宁肯在故乡忍饥挨饿,守着祖传的一亩三分地,也不愿意移民到外地谋生。

    明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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