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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人。

　　　　萨姆迪奥虽然成功地逃回了海上，但是从此之后，西班牙人派驻在马尼拉全权主持西班牙东方政策的菲律宾总督，再也不敢窥视大明东南沿海的港口了，也不敢轻言征服中国了。

　　　　但是，西班牙人却并没有因此就死了在东亚建立殖民据点，与荷兰人争夺海上贸易的贼心。

　　　　等到荷兰人在澎湖碰壁失败，转往台湾发展两年之后，西班牙人发现大明朝廷的官军并没有能够把荷兰人怎么样，于是贼心又起，打起了台湾的主意。

　　　　由于荷兰人已经占据了台南，而大量的中国海盗又盘踞在台湾的西海岸，所以西班牙只好绕过东番岛的外海，来到了北部，遂在鸡笼港外的社寮岛上，建起了圣萨尔瓦多堡。

　　　　西班牙人在社寮岛上登陆筑堡，进行殖民掠夺的情况，郑芝龙当然很快就知道了。

　　　　因为鸡笼距离郑氏兄弟在东番岛北部的一个据点淡水，只不过是隔着几座并不高大的山，直线距离也就百余里地而已。

　　　　正是因为郑芝龙知道这一点，所以从天启六年开始，郑芝龙及其麾下稍微有点脑子的几个，就有了接受招安、归附朝廷的想法。

　　　　因为台南有荷兰红毛鬼，而台北又出现了西班牙人的身影，若是还像过去那样，在西边的海上继续与大明朝的官军水师为敌，那么等待郑氏兄弟的，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而郑芝龙与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又决定了他归附大明朝廷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利益冲突，就是与日本人的贸易。

　　　　明朝后期，日本人在与大明军队作战失败之后，比较有攻击性的丰臣秀吉很快就死翘翘了，而一番争夺之后成功上位的德川幕府很快就奉行起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在全世界，只与中国和荷兰人进行通商贸易，而且跟当时的大明朝一样，整个国家只有一个通商港口，就是长崎。

　　　　荷兰人之所以要在台南地区建立城堡，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进行殖民掠夺，另一方面却也是为了保护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长崎之间的海上贸易通道。

　　　　如今西班牙人前来东亚，目的也是这个。

　　　　所以说郑芝龙与荷兰人、西班牙人都是海上贸易的竞争对手，而且郑芝龙没少劫掠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商船。

　　　　郑芝龙知道，他与荷兰人、西班牙人之间没有和解的可能。

　　　　而归附大明朝廷则完全不同，一来福建沿海的海上力量在与荷兰人的作战中损失惨重，剿灭海盗都不够，他若是归附过去，几乎肯定会被倚重为东南海上长城。

　　　　二来，归附了朝廷，麾下的弟兄们就有了一个光明正大的出身，不仅能够上岸光宗耀祖，而且还可以打着朝廷的旗号将海上的拦路抢劫合法化。

　　　　而最终促使郑芝龙在崇祯元年五月接受大明朝廷招抚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圣多明戈城的修筑。

　　　　崇祯元年三月，也就是公元一六二八年，西班牙人在社寮岛上的圣萨尔瓦多城修筑成功之后，随即正是鸡笼湾上岸，沿着鸡笼河往台湾北部平原地区推进，并在后世的台北与鸡笼交界处，开始修筑圣多明戈城。

　　　　这个事情的发生，令郑芝龙及其麾下大为惶恐。

　　　　因为鸡笼河是淡水河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沿着这条河一路往西，不需要翻山越岭，就能够抵达台北盆地，而淡水港就在台北盆地通往西海岸的出口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西班牙人已经开到了郑氏兄弟的眼皮子底下了。

　　　　荷兰人来的比西班牙人早，但是西班牙人的野心却是比荷兰人大啊！

　　　　就这样，郑芝龙召集麾下骨干兄弟们一商议，很快就归附了朝廷。

　　　　这一次，收到了闽浙总督府关于东番岛如今情形的奏报之后，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被这份奏报唤醒了许多沉睡在脑海深处的记忆。

　　　　前前后后这么一梳理，不仅进一步明白了去年这个时候郑芝龙归附朝廷背后的客观原因，也同时明白了这一次朝廷开海虽然对郑家的利益有损，但郑芝龙却始终保持沉默的原因了。

　　　　不是他不想反对，而不是他不敢反对。

　　　　如果说这个时期大明朝上下的官员中，还有人对东南沿海的海上形势最为了解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非郑芝龙莫属。

　　　　背靠大明，与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争夺东亚海域的制海权，从而控制通往日本的海上贸易，才是郑氏家族的最大利益所在。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把所有能想到的方面全都梳理了一遍之后，崇祯皇帝暗自悬了已久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这世间的事情都是如此，有果必有因，有因就有果，这个规律谁也逃不脱。

　　　　如今的东番岛上，北有西班牙人贼心不死，不断筑城前进，南有荷兰红毛鬼虎视眈眈，一直试探着想要继续北上内陆。

　　　　在这个节骨眼上，郑芝龙不会，也不敢与朝廷撕破脸面。

　　　　因为他真正的敌人，不是远在京师的大明朝廷，而是近在咫尺，能够真正威胁到他郑家海上基业的荷兰人、西班牙人。

第三五九章　致命弱点（）　
崇祯皇帝看完闽浙总督府的奏报之后，一个人待在乾清宫的书房之中，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不言不语，一坐就是半个多时辰。

　　　　这个情况可是把前来报送军机处文档的沈廷扬吓得不轻，以为皇帝这是忧虑过重所致。

　　　　但是眼看着乾清宫里的总管太监王承恩垂手侍立，不言不动，沈廷扬也不敢出声，唯恐打断了皇帝的思路。

　　　　沈廷扬正在焦虑之间，突然看见，皇帝陛下把一直拿在手中的扔在了面前的书案上，借着这个机会连忙说道：“陛下不必过于忧虑，荷兰红毛夷在东番岛上人数不过千余，如今之所以能够横行无忌，只是凭着手中的火枪，远胜于东番岛土番罢了。若是遇上了我大明官军，未必能占得了什么好处。”

　　　　沈廷扬这话说的倒是没错，不过他却误会了眼前的皇帝。

　　　　崇祯皇帝担心的不是荷兰人，他所担心的是郑芝龙。

　　　　好在此时他已经想明白了其中许多之前没有来得及好好梳理的事情，如今想清楚之后，他对东南沿海的稳定并不担心。

　　　　包括对于东番岛上的荷兰人、西班牙人，他都不怎么担心。

　　　　正如沈廷扬所说的，荷兰人或者西班牙人再怎么船坚炮利、火器精良，他们对于台南的统治或者说殖民，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人口。

　　　　十七世纪的荷兰，虽然殖民地众多，海上力量强大，号称“海上马车夫”，但是其整个国家的全部人口，加起来也不过才一百五十多万人而已。

　　　　西班牙的海上势力，到如今虽然依旧十分强大，但是此时他们在菲律宾的驻军，全部加起来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千之数。

　　　　这个年代，敢于跟着荷兰人或者西班牙人的海军舰队，前往东南亚开展殖民地贸易的人，多数都是一些商人和冒险家，很少有普通的荷兰或者西班牙国民，来到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欧亚大陆这一端海岛上的殖民地定居。

　　　　所以在人口问题上，再给他们三十年，他们也没有办法与大明竞争。

　　　　就拿占据台南的荷兰人来说吧，天启四年在澎湖列岛海面上战败之后，荷兰舰队的首领桑克船长带领剩下的几条船，以及剩下的五百余人跑到了台南。

　　　　因为南居益率领的船队在海战中也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所以没有追击，后来也默认了荷兰人盘踞台南的事实。

　　　　但是受荷兰东印度公司委派，来到东南亚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争夺香料群岛殖民地的荷兰人，一共也没有多少军队，而且这些军队几乎全都是雇佣兵。

　　　　这也是荷兰人的传统，说起来是全面皆兵，但实际上整个国家根本没有常备军，每到作战的时候，都是从国民之中以高薪临时征召。

　　　　十七世纪的荷兰已经是一个共和国了，商业发达，非常富裕，所以想要到全世界的殖民地去冒险的人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后来被新崛起的英国人抢夺走的原因。

　　　　因为没有多少真正的荷兰公民，愿意从富裕的本土迁移到远在世界另一端的蛮荒殖民地去安居。

　　　　根据后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直到公元一六三五年，也即是大明崇祯八年的时候，荷兰人在台南地区的全部驻兵加起来，才只有区区四百七十五人，连带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动员前来进行殖民掠夺的武装商民，有记录的也不过才区区一千多人。

　　　　就荷兰人这个人口规模，想跟如今的大明争夺对台湾的控制权，纯属是痴心妄想！

　　　　此时，崇祯皇帝听见沈廷扬所说的话，看着他微微点了点头。

　　　　沈廷扬见状，知皇帝认可方才所说的一番话，因此接着说道：“微臣祖辈世居崇明，父执辈亲友多以京营海贸海运为业。微臣年前曾得陛下恩典，回崇明老家过年，期间走访拜见众多亲友，兄弟甥侄辈中多有出海前往东番者，是以对近来东番情形略有所知。

　　　　“今观闽浙总督衙门督抚呈文，相互印证之下，更觉陛下去岁迁移闽浙灾民，充实东番之决策英明睿智。

　　　　“万历中，泰西诸夷蹈海东来，因有海船之便捷、枪炮之犀利，往往只需几条战船，三五百人，数百杆枪，就能在南洋之地平灭一国。

　　　　“永乐至宣德年间，南洋之番邦数度前来我大明朝贡，如今却音讯全无，以臣之见，皆因泰西诸夷之东来也。”

　　　　“然而泰西诸国与我大明相比，虽则船坚炮利更在我大明水师之上，但却有着一个致命的不足之处。”

　　　　崇祯皇帝看着这位三十六岁的武英殿中书舍人，缓缓说道：“以卿之见，泰西诸夷比之我大明有何致命的不足之处？”

　　　　沈廷扬考中进士之后，就被皇帝放到了武英殿中书舍人的位置上，在当今军权最终的军机处当值至今，每每看见皇帝与军机大臣们议论朝务，心中总是按耐不住，想要向皇帝和军机大臣们一舒胸中之意。

　　　　奈何朝廷自有朝廷之规矩，内阁和军机处更是朝廷中枢中的中枢，即便是常在皇帝和军机大臣身边当值的中书舍人，不得垂问也不能擅自妄进一言，所以他始终没有等到机会。

　　　　如今自己见皇帝忧思深重，唐突进言，皇帝不仅没有怪罪，而且颇有认可之意，现下又开口垂问，沈廷扬当然不会浪费了这个机会。

　　　　因此，沈廷扬略一思考，当即躬身说道：“以当年三宝太监下西洋之事迹来看，泰西诸国与我大明远隔重洋，距我东番岛恐有数万里之遥。彼远渡重洋才能抵达此处，无论其驻军补给，亦或者移民转送，都绝非轻易之事。

　　　　“彼远我近，彼寡我众，彼劳我逸，更兼且荷兰红毛夷与岛上居民语言不通，人种不同，即便有坚船利炮，在如今的东番岛上恐怕也绝难持久立足。

　　　　“而微臣所言其致命之不足，正在此处，自古以来民为邦本，没有足够多的红毛夷，荷兰人终究在东番难以立足。

　　　　沈廷扬说到这里，微微抬头看了一眼皇帝，见皇帝仍在认真倾听，并没有问询之意，便接着说：

　　　　“以目前情形看，荷兰红毛夷除非从本国大举移民，充实东番，定居开垦，然后移风易俗、归化土著，否则必不能长久。

　　　　“不过臣闻佛郎机人也好，荷兰红毛夷也好，其国其民虽借海事而大兴，但其实不过泰西一寡民小国而已，与我大明之亿万人口相比，远渡重洋与争夺东番，不过是螳臂当车、蚍蜉撼树，不自量力之至。”

　　　　“如今，荷兰红毛夷迫于我大明闽浙沿海移民日众之压力，一改之前对待东番土民之策略，变拉拢分化，为武力征服，看起来声势骇人，声威大震，实际上则是狗急跳墙、色厉内荏，其越是如此，于我大明朝廷而言却越有利。

　　　　崇祯皇帝听到这里，伸手打断沈廷扬，说道：“爱卿此话怎讲？朝廷又该如何应对此事？”

　　　　见皇帝问话，沈廷扬得到鼓励，继续说道：“臣闻，荷兰红毛夷初入东番之时，可以拉拢东番岛南之麻头社土人，以泰西精致之物换取土人物产，与土人尚能融洽相处。

　　　　“自我大明移民东番以来，岛上人民日众，汉民与土民商贸乍兴，荷兰红毛夷利益大损，遂对之前顺服之土番盘剥日重，而麻头社土番首当其冲，所以其背离红毛夷，投靠东番卫，也是迟早必然发生之事。

　　　　“红毛夷将麻头社斩尽杀绝，企图慑服岛上土民背离之心，于荷兰人而言，这是大错而特错。不过于我大明朝廷而言，却是难得之良机。荷兰人此举，一来恶化了与东番土著之关系，二来牵制了郑氏东南海上之势力。

　　　　“是以，以臣之见，为稳定东南计，陛下可令郑氏大举增兵东番，前往防范乃至驱逐红毛夷。”

第三六零章　东番卫所（）　
崇祯皇帝听完了沈廷扬的那一番话之后，没有当场作出什么表示，而是让沈廷扬将自己对东番岛情形及应对策略形成文字，作为“附片”附在闽浙总督府的呈文之后，令内阁和军机处诸位重臣都看看，作为票拟的参考。

　　　　对于沈廷扬的建议，崇祯皇帝当然是认同的，虽则与自己在后世之时了解的情况有偏差，但在这个时空之中却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所以，崇祯皇帝在沈廷扬又匆匆送来的附片之上，用朱笔写了一句对沈廷扬的评语，虽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沈廷扬提出的意见，但却毫无异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崇祯皇帝在上面写道：“居官若尽如沈廷扬，天下何难治！”

　　　　沈廷扬拿着送来的闽浙总督府呈文以及写上了崇祯皇帝朱笔批语的附片，心情十分激动地离开了乾清宫。

　　　　这句评语不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原创，而是历史上崇祯皇帝对沈廷扬的真实评语。

　　　　就这一句评语，换来了沈廷扬的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但是也说明，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并不是一个不能知人善任的昏君。

　　　　至少他对沈廷扬就没有看走眼。

　　　　听完沈廷扬建议的第二天，崇祯皇帝摆驾来到文华殿，将内阁几位重臣召集到了一起，议论闽浙总督府提出的问题：

　　　　其一，要不要让郑芝龙带兵驱逐盘踞东番岛上的荷兰红毛夷和佛郎机人。

　　　　其二，目前朝廷从闽浙粤等地往东番大举移民安置的行动，要不要暂停，是不是等待郑氏驱逐红毛鬼子之后，再重新进行。

　　　　这几个内阁阁臣都不是傻子，之前都看过闽浙总督府的呈文，对东番岛上的汉人移民、土著生番以及红毛夷人三方情形，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来又看了皇帝亲笔御批的附片，当然都明白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皇帝借助中书舍人的附片来表态自己的态度，在大明的历史上不是没有过，但凡有些事情不能以皇帝的名义提出来，就会又朝臣来代劳，而若身边恰好没有朝臣的时候，自然只能选择中书舍人来代笔。

　　　　崇祯皇帝在附片上的朱批，夸奖的是沈廷扬这个武英殿中书舍人，但实际上肯定的却是沈廷扬的立场和建议。

　　　　因此，在京的三位内阁阁臣来到文华殿之后，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李国鐠说：“陛下，目前东番岛上情形复杂，且此前转移安置上岛的闽浙灾民数量已经多达四五十万口，据闽浙总督府向户部报备，东番岛西海岸平原谷地，可以开垦适宜耕种之良田沃野，已经所剩无几。

　　　　“臣闻，不少地少甚至无地之汉民，不断深入岛内，与岛上生番时有争夺土地山林之械斗厮杀，其为生番土著所杀伤者，更是时时有之。

　　　　“另外，东番岛上虽然气候温润，物产丰饶，一年至于三熟，但毕竟新开之地，丛林沼泽遍布、毒蛇蚊虫肆虐，兼且岛上移民缺医少药，疾疫流行，病死者也数不少。

　　　　“所以，臣以为朝廷官方安排之移民可暂时放缓，民间自发之移民当可继续听之任之。这是臣的一点浅见。”

　　　　李国鐠所说的情况，此前一段时间，崇祯皇帝从闽浙总督府上报的众多奏疏之中也有所了解。

　　　　三月底的时候，闽浙总督温体仁曾以密折报来消息，专门向皇帝报告了钱谦益流放东番的情况。

　　　　温体仁与钱谦益两人之间的恩怨，在明末的历史上影响很大，也算得上源远流长了。

　　　　按理说，温体仁的家乡浙江湖州府乌程县，距离钱谦益的家乡南直隶苏州府非常近，在政治上以及仕途上应该是天然的盟友才对。

　　　　但是事实上却恰好相反，这两个人在历史上却是一对死对头，一直都是相互弹劾，相互拆台。

　　　　说到底，全都是因为温体仁这个人，是浙党里面的一个“顽固分子”。

　　　　而浙党从万历年间开始，就始终是东林党的死对头，为了对抗东林党人的势力，甚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