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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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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策过“左”，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而占有土地却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以上；一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就出现过许多草莽英雄，如汤子谟、周朝武等。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游民呢？主要是从清朝晚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不下去，就大量地沦为游民、半游民。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左”倾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分，由于把有些富裕中农划成富农了，以致地主和富农超过百分之十（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不到百分之十）。分配土地只是抽肥补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的征收粮食（百分之四十），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工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民、杂色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政策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袁任远同志对此很有意见。他是湘西慈利人，当时任大庸分区政治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一千三百人，来了四百多，还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和使之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许多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军队的组织成分，由于游民大量加入，军队政治工作不够，土地革命也因时间和战争关系，还没有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就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成班逃跑的，为数不少。如果当时的政策不搞得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2）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正确的。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
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我们从桑植出发，走两天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之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十九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敌一个营。继续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全部及六十三师之一部大战一场。这一仗虽然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十八师之五十三团及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不能立足，由师长张振坤同志（抗战时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几经艰苦，经招头寨、黔江、酉阳、秀山、松桃一带，到江口与主力会合，全军为之庆幸。
我军在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进至贵阳北六十里之札佐镇，歼守敌两个营，约一千人，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敌万耀煌部十三师追来，占了大定。我十七师由遵义西之打鼓新场游击，遂回师大定，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将军山，将敌向毕节进攻之先头部队七个连四面包围，经一小时半就解决了战斗，无一漏网，制止了敌之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面屏障。尔后，两军团与强大的追敌激战，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也得到休整。近二十天，补充新兵五千人。
这时敌军越来越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等四个纵队，共七个师一个旅，向毕节地区进犯。当时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我们遂于2月下旬，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又以十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我们就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亦资孔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追敌由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九十个团，已减少到五十多个团了，我则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黔边出发的人数），土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还在我们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这些精神，我们认为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澧水后，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这是一个好的布告，原文记不全了，但前后几句话我还记得，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七天就来了一千人。新化东六十里之锡矿山，是个有机器设备而规模不小的矿区，王震同志带十六师去游击，只三四天，也有二三百人来参军。这是六军团从湘赣苏区活动以来吸收现代产业工人最多的一次。三军团占领溆浦、辰溪、浦市广大地区后，广为宣传，发动群众，没收分配豪绅地主的财物，人民对红军的行动及其政治性，有了较好的认识，不过十天，参军的约二千人。这样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倒蒋介石的道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很大。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我们，前堵后追，不断空袭，我们则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消灭敌人。我们在湘中活动一个短时间，就转向西面，敌人妄想利用湘西和黔东险峻山岳地带，构筑封锁线，阻我西行，我军打破敌人多处关隘，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特别在黔东、石矸以西地区，突破敌二十三师守备的四十里纵深的碉堡封锁后，甩掉了新围拢来的敌人重兵集团，全军经湘西、横贯贵州，渡过干坝河，逼近贵阳，又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有减少。为什么呢？就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敌人报刊说我们到处流窜、裹胁流亡。前一句从表面现象看，似乎像那样子，但他们根本不懂得我们是有政治目的，并采取灵活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军队。后一句话更荒谬了。我们为工农和中华民族利益而英勇奋斗，人民自觉的参军，既不用裹，更不用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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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3）
根据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在石矸休整时，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弼时同志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路上我们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六军团由夏曦同志直接主持。他在新化，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有成效。在毕节，还注意团结开明士绅。如毕节旧知识分子和高级开明士绅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到贵阳办报，后来又在北洋政府当过秘书长。我们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我们到后，到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王震和夏曦同志，他们马上去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他们又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时间很短就发展到一千人枪。我们到毕节前，原来想在黔西、大定站住脚，到毕节后，请他给云南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就把共产党和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告知孙，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途灭虢史有明鉴。正是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素园给孙渡写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形成与国民党追击军夹击之势，迫我北走四川。这种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二十天，休整补充（我们在乌蒙山向宣威进军时，也曾用六军团首长名义，把这个意思与龙云、孙渡写过信，并提出同他们缔结抗日停战协定。虽然估计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至少可以使龙云加深对蒋介石中央军入滇的戒心，加深其矛盾。后来事实也证明是如此）。
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地区分途到达宣威和盘县。在盘县时，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报，署名是朱德总司令和当时窃据总政委的张国焘，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我认为，当时张国焘之所以能要二方面军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有下列因素：第一，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及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以及一方面军（含红十五军团及陕甘地区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的发展，对全国尤其在西北有重大影响。第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在四方面军长期耐心的工作和同张国焘斗争的结果。朱德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在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斗争原则，启发一些受张蒙蔽的干部的觉悟，但又不同张国焘决裂，……避免事态更复杂化，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日益觉悟，西康中部人少粮缺，不能容纳大兵团长期留驻，迫使张国焘不能不作考虑。第四，红二、六军团在云贵地区积极活动的形势及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迫使张国焘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但这一切，对张国焘来说，都是客观影响，后来并没有使张国焘回到中央正确路线上来。
我们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部署新的围攻。由于敌长途与我作战，被我歼灭，死的、伤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员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新到这层峦叠嶂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吸收许多贵州籍士兵），所以士气不高，行动较缓慢。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军分会受中央军委和省委双重领导）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我军已拉开了在南北盘江站稳脚的架势，突然来个向西，就摆脱了强大敌人的追击。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普渡河的时候，遇到强大的滇军的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副“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敌，行动就主动得多了。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团队守备。但这些团队训练不良，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因粮于敌”，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而体力强壮，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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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4）
当着中央红军在1935年要过大渡河的时候，蒋介石在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地区的会战，电令部属，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没之地，红军进入彝汉杂处、山川阻隔和地形险峻的绝地，粮食困难，必蹈石达开之覆辙，要他们不失时机，建立“殊勋”云云。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御用的一些历史家们，也学着蒋介石的滥调，大放厥词。然而，红军的胜利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宣告了他们唯心史观的破产。所以，在二、六军团快渡金沙江的时候，他们噤若寒蝉，再不敢作愚蠢的预言了。只有独夫民贼蒋介石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带着云南土皇帝龙云，乘坐帝国主义赏赐的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没精打采的盘旋，作一番“黔驴技穷”的表演而已。我们过江后，云南军队虽然跟上来了，但到了金沙江边也望江兴叹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李伯钊等同志演了一个戏，叫《破草鞋》（黄镇同志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当时，我们看了这场戏都很高兴，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
在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很多。过金沙江，我们还有一万八千人。渡金沙江后，翻过大雪山，4月30日，到达中甸，进入青藏高原的藏民区，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于6月30日，在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合。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于6月22日到甘孜之蒲玉隆与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会合。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和总司令部人员及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
7月2日，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我们虽然和四方面军同志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的容颜举止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合之前恳切的同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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