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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的八年抗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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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591名。
11月2日，华美医院的丁立成院长给患者王仁林（男，四十七岁，当日死亡）的淋巴腺做了穿刺，用染色液制做了标本，根据显微镜检查发现了鼠疫杆菌。11月3日又抽了患者俞元德（男，16岁，11月6号死亡）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并用土拨鼠作了动物实验。从第二天死掉的土拨鼠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里也发现了鼠疫菌状的杆菌，并进行了细菌培养，得到阳性结果。后来又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处，吴昌丰技师检查了培养的杆菌，进行了血清凝聚反应，得到的也是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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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袭击浙江（2）
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都是淋巴腺肿、高烧、昏睡、头疼。
在确定鼠疫的当天，市政府立即封锁了传染区。6日设立了临时防疫处，但是死人依然不减。8日开始在传染区修建高米的围墙。
“戴防毒面具的人用石灰对街道消毒。那天夜里出动了消防车，把围墙内的建筑物全部烧毁。我亲眼见到火从我家酒店的窗户中烧出来，后来又烧上了屋顶，最后房子倒塌。由于被火烤，我的脸红了一个多月。四百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褀绥摸着脸说，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依然让他惶恐不安。
恐慌弥漫了整个宁波城，学校停课、公共场所及旅馆、饭店纷纷停业，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疫势蔓延迅猛，发病暴死者接连不断，沿街走的是穿丧服啼哭的人，地上撒着消毒的石灰，四周阴森森的，恐怖万状。疫区天天死人，最多一天死了二十多人，死亡者很多是孩子。甚至有十二户人家全家死绝。
高将近4米的围墙挡不住疫病的漫延，也挡不住人们纷纷逃离城区，何褀绥的父亲也扔下酒店逃走了。外逃的结果是引发宁波周围的奉化、慈溪、象山等县的鼠疫大流行。
11月6日，疫区死亡人数已达五十五人，疫区居民怕被隔离，外逃日甚，疫情随之扩大。防疫处采取强制手段将剩余的四十多人全部隔离，布告全县举报外逃者，并派出搜索队日夜搜索外逃者。对死者的尸体也不再允许自家掩埋，而是要统一深埋于西南郊区的老龙湾。10日，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和卫生署防疫队第17队携带疫苗直奔宁波。
但是种种手段仍不能减轻宁波市民的恐慌。强制隔离和死者不能自己掩埋更使人们坚定了逃离的决心。何褀绥的父亲给店员们发了路费让他们赶紧逃走，但18个店员仍然死了14个。学徒钱贵法被拉入隔离病院，钱是少有的进了隔离院又得以生还的，他回忆道：“隔离院的情景就像是地狱，到处是垂死的人，面色发紫，手抓胸口，痛苦得嚎叫，在地上翻滚挣扎，真是惨不忍睹。”
11月30日晚，防疫处痛下决心，一举烧毁了开明街传染区所有的房屋。烧房从晚上7点开始，在11个点上同时点火，烧毁开明街上的113户住宅、店铺。宁波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化为灰烬。
12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当年防疫机构的统计是，从疫情发生到最后一例病人死在医院，共35天的时间，死亡109人。这并不包括逃出宁波而死在其他地方的人。
宁波是国民政府控制疫情最好的典型。1940年鼠疫在宁波得到控制后，没有再度爆发。而衢州、常德却在以后的数年内多次爆发鼠疫，经年不绝，并且波及周围许多城市和乡村。
湖南常德市在1941年遭到鼠疫攻击之后，直到1945年11月，市区多次暴发的鼠疫至少造成6491人死亡，周边乡村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
而在鼠疫攻击之前，这些地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
崇山，空前之浩劫（1）
1941年10月2日，浙江省义乌县城北门稠城镇十字街口一带，发现了胀着肚子的死老鼠。接着附近两居民暴病死亡。据义乌档案资料记载：“9日，发现六人继发鼠疫，病家及其邻近发现死鼠数十只。10日，居民六人暴卒，患区楼敬德家中发现死鼠五只。13日，隔离病院中，两名病人死亡。5日至15日累计发现死鼠一百余只。鼠疫迅速蔓延全城。”
得病的老鼠口渴难忍，到处找沟渠喝水，城内的水沟成为最快的传染路线。义乌城北门灵塘的水来自城东门的金山，老鼠们沿水沟而上找水喝，鼠疫迅速沿水沟窜行到东门，使这一带成为鼠疫的第二高发区。义乌是江南水乡，到处都有水，老鼠沿沟找水，鼠疫沿水传播，一时间，义乌城郊的下麻车、盐埠头、石古金、山口、下傅、陈村、义驾山、桥东、桥西、孝子祠、宗宅、三里塘、塘里赵、岭头、岭下等村落都成疫区。
据义乌县政府防疫机构统计：义乌城区鼠疫自1941年10月8日开始，当月死亡36人，11月1日至24日死亡57人。到12月，鼠疫蔓延到城内40多个居民点，其中以原发地北门一带最为严重。
崇山村医生全家死亡
崇山村，王选的家乡。1942年的崇山村是义乌县的一个乡，离县城义乌不过十几里地。
1942年11月15日，崇山所属的佛堂区区长周树萱向县政府报告说：“本年9月29日，即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崇山村发生鼠疫……”
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农民王焕章清早起床去买了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着回来，在塘里洗了澡。到家，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
于是家人立即请村中有名的中医王道生来给他诊治，家人急忙抓来王道生所开的药，喂他吃下，但是药毫不管用，晚上王焕章就死了。
王焕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病势凶猛，次日也惨死了。王焕章独子王继法眼看着父丧妻死，一下就病倒了，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也死去。接着四岁的孙女也死亡。十一岁的孙子由娘舅收养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死。就这样，王焕章一家五口人死绝了。
给王焕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没有逃过死神的追击。回家后不久，作为医生的王道生就发烧，口渴难忍，虽然家人不离左右用心照顾。但只三天时间，王道生就痛苦地死去。王道生行医为善，在地方上是有名望的人物，又有八个儿子，因此丧葬隆重。
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乡里邻居包括其它乡里的亲戚都来奔丧，人员进进出出，很热闹。
但是道场未结束，恐怖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第二个儿子王旌善的妻子吴菊兰病了，和王道生的病状一模一样，挣扎几天就死了。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带儿子鲍弟来崇山为父亲送丧，回义亭鲍宅后不几天三人全部死亡。吴菊兰死后，他的丈夫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
王道生十六岁的幼子逃到碑塘水口殿，病时四肢弯曲，如同“奎星踢斗”，死得更惨。儿子王旌堂逃到梅林村亲戚家里，由于八岁的孙女王妹带去的鼠疫病菌，引起亲戚全家五人染疫死亡。
王道生一家十人（王道生夫妻俩，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全部死亡。只有儿子王旌昌当时不在家，活到八十多岁，成为家族唯一幸存者。
1942年崇山的所有医疗就靠中医王道生，现在医生都死了，崇山人没有了任何医疗防预体系。人们只知道这是一场连医生都医不好的病，但是什么病，怎么传染的，没有人知道，更不知道是日本人施放的细菌。自王焕章和王道生去世后，崇山村每天死亡五至八人，最多的一天死了二十多人，不到三个月，就死亡403人（包括染病外逃死于外地的）。染疫不分男女老少，患病的死亡率高达95％，连年轻力壮、体格强健的也十病九死。
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塘埂田里去等死。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看家，不料老母亲得了鼠疫，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没人敢给。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死去。
崇山鼠疫暴发几个月后，崇山人才知道这场瘟疫的名字叫做“鼠疫”，是“日本佬”投放的。
崇山乡长求救电
在鼠疫暴发的几天之后，义乌县政府召集各机关主管及城区中小学校长，成立了县防疫委员会，拿出的第一笔钱是“抗日应变经费”，暂作防治费用，并电请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灭鼠灭蚤活动。
1941年10月13日，义乌县防疫委员会电请浙赣铁路局客车在义乌站暂不停靠，并关闭义乌城农历三、六、九日的集市。禁止疫区码头装载货物搭载乘客，禁止###拜佛。
崇山一个乡（现在为村） 1236口人，死亡403人，达三分之一。逃走150人。整个乡完全成了鼠疫的世界、死亡的世界。崇山的山依然是青山，水依然是绿水，但却村村萧索鬼影绰绰。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乡村遭到致命的打击，了无生机。
崇山，空前之浩劫（2）
1942年11月16日，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以“快邮代电”的形式给流亡永康大平的县政府章松年县长发了求救电报，电报行文如哀号哭告，读之令人心痛：
“义乌县县长章钧：职区于本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发生疫病甚剧，每日死亡约在五人以上，总计死亡不下三百人。。。。。。际此天灾兵燹，人力物力两感困难，虽经罗掘筹募，为数无几，恐无济于事。素仰钧长爱民如子，实不忍职区鼠疫扩大，迫不得已，敢请钧长鉴核，迅于呈报省政府派委治疗，并予拨款救济，以拯民命。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铣电）”
鼠疫“崇山株”
就在崇山人为疫病哀告求救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这个村子。
11月11日，日军南京1644部队二十人突然来到崇山村，七八十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包围了山村，将村民全部赶到后山集合，强迫脱去衣裤接受检查。同时对鼠疫感染者涂药水，或撒药粉，或打针。将发现淋巴结异常的7个人，强行拖到后山背的碾米屋里，加锁隔离，并且不准送食物给他们吃。
但是没有人知道日军突然进村实行隔离打针并要烧毁村庄的真正目的。直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前日军细菌战部队成员田甚太郎在临终前说出了真相：
为了检验细菌战实施的效果，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下属的金华支队义乌分遣队队长高山中尉及两名下属，特来收集细菌武器鼠疫的实施结果，检察细菌武器的杀伤力。
因为担心鼠疫会危及驻义乌的日军，日军给兵士们进行了预防接种和定期检查。义乌的防疫委员会怕日军烧房也积极配合日军的“检查”，并主动提出“男女分开检查”，村外的林山寺辟为隔离所收容鼠疫患者。但是日军还是一把火烧了村子。
崇山村的王丽君记得日本兵烧村子那天的情景，那是她们家最悲惨的一天，是她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放火的时候，王丽君和母亲一起被日本人赶着去了后山背。村民们都被集中在初冬寒风四起的广场上，大火起来的时候，人们看着自己经营一生的房屋被烧时，凄惨地哭叫着往日本人的包围圈外冲，可明晃晃的刺刀又把人群逼了回来。
那一天，王丽君的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心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只要人在屋里，总不至于连人一同烧。可是火还是窜到她家里来了，屋子已经冒烟了，父亲急忙让姐姐往外逃，可是两个姐姐病得走不动。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的响声，皮肤感觉到了炙热，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日本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因为崇山村有传染病，所有的亲戚家都不留宿。
父亲这时候才发现，除了人之外，家里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连一口锅一只碗都没有，两个姐姐在田地的泥土里痛苦地挣扎，让人目不忍睹。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搭了张床。然后又乘着天黑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转回地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大姐因为在山上的小屋，不是那么的冷，竟然熬了过来。
林山寺的罪恶已渐渐为村民所知，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赵六妹的三个女儿抬着母亲的尸体准备埋葬，被守候在后山背的日本兵发现，赶走抬棺材的人后，林山寺里几个穿防毒服装的日本“军医”打开棺材盖，剖开死者肚皮，挖出心脏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剩余部分丢弃野外。
张连菊是当年从林山寺隔离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讲述了她亲眼所见的活体解剖。
这天下午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细菌部队的细菌学家）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十八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连菊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内脏。张连菊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连忙从粪坑孔逃出，向江湾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崇）山株”。 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和病死者的尸体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甚至将他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1943年3月鼠疫传染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去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坟墓累累。由于埋葬时害怕被日军发现后拖尸肢解，众多坟墓都是草草挖个坑，施放尸体后，盖上几畚泥土，就匆忙离开，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而经历一冬的风雨，坟墓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满山狼籍。杨尧震将此情景报告县政府，要求拨款掩埋，以避免病原扩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难者众，活着的人又处于啼饥号寒的境地，根本无力去掩埋亲人的遗骨，县政府只好命令乡公所发动乡内其他村里的人去捡拾尸骸，加盖坟土。（见翁本忠编著《细菌战受害与赔偿诉讼》）
罪恶，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将细菌战的消息传递到国际上是在1942年。3月31日，中国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将日军在中国撒播细菌的情况整理成报告，4月上旬向世界公布。4月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这份报告正式向英国政府申明：只有通过盟国打败日本，才能制止这种残酷的细菌屠杀。4月11日，重庆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将日本细菌战问题的备忘录正式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但是英国国防部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当4月21日英国军需部向英国波顿细菌研究所提供中国的备忘录时，备忘录被注明：“看不出是可以信赖的东西”。
对此美国也不相信。4月11日，美国也得到了这份备忘录，但美国有关官员的意见是“并未对此提出足够的新的事实，以改变我们原来的见解，也就是，认为没有将常德发生鼠疫的原因归咎于日本的决定性证据。”
重庆方面将常德受细菌攻击的消息用电报发给悉尼，悉尼也对此事持怀疑态度。
在当时人们的知识范围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对许多国家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细菌武器只是科学家的空想或者细菌用作武器是正在研究的事，他们不相信已经有人进行了细菌攻击，就是进行了细菌攻击，科学家们也不相信会有如此惨烈的效果。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细菌武器对于世界来说大大超过了人们的知识和想象。
“简直是无稽之谈，证据似乎并不充分。”英国的卫生医学研究评议会上，英国的专业人士说，“存在于大米或其他物质中的鼠疫菌可以说确实无害，只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才会导致病疫的出现，但那也只能是在最佳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英国的科学家一语说到了问题的关键：跳蚤怎么会感染鼠疫？感染鼠疫的老鼠从飞机上投下，细菌为什么不会死？
英国生化学家普遍对飞机上投下鼠疫菌持否定态度，直到1992年3月英国生化学者在剑桥大学的研究经验还是认为从飞机上撒布鼠疫菌，细菌会全部死亡。
1941年常德受到鼠疫攻击，国民政府派遣了鼠疫专家陈文贵等人组成的调查队前往。陈文贵是国民政府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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