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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倾天下之绝世悍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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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8226；①《剑南诗稿》卷34《感事》（其二）。
※#8226；②《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丁丑。
※#8226；③《会编》卷217，《琬琰集删存》卷l，《江苏金石志》卷12。《宋朝南渡十将传》卷5《韩世忠传》和《宋史》卷364《韩世忠传》沿用此说。
※#8226；④《会编》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卷164，《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戊子。
※#8226；⑤《金佗稡编》卷12《乞本军进讨刘豫札子》。
※#8226；⑥《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
※#8226；⑦《金佗稡编》卷9《遗事》。
※#8226；⑧《金佗续编》卷1o《令措置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忠义军马省札》。
※#8226；⑨《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8226；⑩《金佗稡编》卷9《遗事》。
三、岳飞的爱国主义和忠君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大致是自秦汉以来，由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长期形成的对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岳飞所处的时代，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保卫赵宋家天下、忠君思想融合为一。须知祖国、国家和君主，乃是现代人的不同概念。但是，忠君思想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愚忠。
后世人对岳飞“愚忠”的印象，其实并非真正得自于准确的历史记载。岳珂编写祖父岳飞的传记，即《鄂国金佗稡编》的《鄂王行实编年》，固然竭力讳避和抹煞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但强调、渲染和虚构岳飞的“愚忠”形象，还是更晚的事。清朝乾隆皇帝为使臣僚对自己尽忠，有意将岳飞渲染为对皇帝“愚忠”的楷模。他称赞岳飞“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搆，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①
此段评论并不符合史实，岳飞为抗金成功，并未回避久握军权之嫌，绍兴十年班师时，他也未料想会遭秦桧的毒手。当然，给人印象最探者，还是《说岳全传》、戏曲之类的艺术虚构。如在清人钱彩的《说岳全传》中，岳飞死到临头，仍对宋高宗感恩戴德，忠心不二，他亲自捆缚企图造反的岳雲和张宪，引颈受戮。
其实，宋人尽管一般都肯定岳飞，却并未将他作为忠君道德的楷模，更无人认为他有今人所谓的“愚忠”思想。理学集大成人物朱熹在肯定岳飞“忠勇”的同时，又认为岳飞“有些毛病”。“毛病”之一是“骄横”，“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毛病”之二，是“恃才不自晦”，锋芒毕lou，不行韬晦保身之计。②
如今看来，朱熹的一些指责，倒恰好是岳飞的一些优点。例如他在绍兴七年愤慨辞职，绍兴十年违诏出师，说明他对皇帝并非是绝对服从，而毫无怨尤。
研究问题忌带表面性，若仅从今存宋高宗手诏和岳飞奏议着眼，总不免有表面应酬的官样文章。人们摘引此类文词，说明君爱臣，臣忠君，自然并不困难，却不足以说明实质性的问题。
如果进行由表及里的探究，就不难发现，绍兴七年是宋高宗和岳飞君臣关系发生转折的一年。自绍兴元年到七年初，宋高宗需要擢用良将，安内攘外，以保全皇位。岳飞升迁最快，后来居上，一时成为宋高宗最器重的武将，甚至准备授以全国大部兵力的指挥权。岳飞在上奏中非常感激皇帝的破格提拔，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但是，自宋高宗取消兼统淮西行营左护军的成命，岳飞愤而辞职以后，围绕着设立皇储，要求增兵，对金和战等问题，君臣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宋高宗最后使用屠刀，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须忠君，事实上两者不可兼得。他在生前最后几年中，既对皇帝愈来愈不满，却又不能摆拖忠君道德的束缚。最后则是宋高宗对这个根本没有野心的将帅下毒手。人们不能苛求岳飞具有反对**政治的超前意识，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尽管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却反而不容于世，成为****政治的典型牺牲品。
在中华四千年的悠久历史巾，对后世子孙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为数并不多，而岳飞则是其中的—位。岳飞“尽忠报国”的精神，他的高风亮节，不仅为表率于宋代，③也激励着后世。
残酷的宋金战争早已成为历史陈迹，金朝的女真人逐渐融合在汉族之中，其后裔也已成为汉人的一部分，仅有少量留在东北的女真人，成为后来满族的祖先。然而岳飞的崇高爱国精神，却长久地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神魂，砥砺着我们民族的志节。他的不朽词作《满江红》，也长久地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
一个伟大的、而又多灾多难的文明古国，她之所以能屡仆而屡兴，千百年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柱，无疑是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每当祖国蒙受耻辱，遭遇劫难，濒临危亡之际，总是有大批大批的爱国志士，甘愿为她的荣辱、兴衰、存亡而献身。岳飞等先烈的榜样，鞭策着后人；而后人的奋斗业绩，也可超越前人。
时至今日，中华大地仍处在文明重建阶段。中华民族是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中华民族不甘永远落人之后，也不会永远落人之后。建设新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彻底毁灭旧传统。特别是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必将发扬光大本民族优秀的、有价值的旧传统，而摈弃坏的、不适用的旧传统，以滋养和建设崭新的文明。
※#8226；①《岳庙志略》卷首《岳武穆论》。
※#8226；②《朱子语类）卷13l，卷132．
※#8226；③如《宋史》卷451《徐应镳传》载，南宋亡时，太学生徐应镳在原是岳飞故宅的太学，祭奠岳飞祠，然后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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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宋、金战争和岳飞评价的几个问题
（转载：邓广铭）
一、宋、金战争的性质
十二世纪初期，崛兴于我国东北白山黑水地区的女真族，在完颜部酋长阿骨打的领导下，集中全族的力量，反对辽王朝契丹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就女真贵族所发动的这次战争的性质而言，乃是被压迫民族对于压迫民族的残暴统治与种族压迫的反抗斗争，是“要用反抗的手段来解除这种压迫”，因而它符合于女真族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有发动这次战争的充分理由。到辽王朝既已被女真族的兵马消灭掉之后，女真族在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已跃居于统治者的地位，金王朝既不曾受到宋王朝的欺凌，它原所统辖和新从辽王朝夺占的地区的居民，也全都没有受到宋王朝统治阶层的压迫和剥削，而女真贵族却无端寻衅，发动了南侵的战争，侵占了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灭掉了已经建立了百数十年的北宋王朝，对华北、中原以及大江南北广大居民的生命财产肆行残杀奴役和掠夺。进入这一阶段之后的战争，其性质已与其反抗辽王朝的战争大不相同，已完全变为侵略性、掠夺性和非正义性的战争了。
在十二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内，女真贵族的军事实力虽然发展得很快，而女真族的生产方式，较之汉族地区则远为落后。汉族地区是已经高度发展的封建生产方式，而女真族进入奴隶制社会还并不太久。女真贵族全都是大奴隶主，主要的生产劳动全部由奴隶承担。女真贵族占领了华北地区之后，为加强其镇压力量，曾屡次下令，以女真贵族原来的社会组织猛安（千户长）、谋克（百户长）为单位，从东北移向华北，取名为屯田军。为了安置一批接连一批的屯田军，金国统治者在华北大生产区，强夺大量的肥沃农田，强令“前日之主（按即土地所有者），今则为客（按即租种土地者）”，接着便把这些客户“并籍入官”。大量的华北农民，就这样地沦落为女真贵族的奴隶。猛安、谋克们所强占的土地，或则由其拥有的奴隶为之耕种，或则强迫附近的汉族农民佃种，租佃条件极其苛酷，而且常常向租佃者预征两三年的租课。女真贵族们的这类行径，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华北汉族人民的切齿痛恨和顽强反抗，汉族人民岂肯再为女真贵族认真努力地去耕耘收获？于是，屯田军所霸占的广大农田，便大都由贫瘠而趋于荒芜，使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这就是说，专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女真贵族们的侵宋战争，也完全是一种破坏性和落后性的战争。
既是如此，则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的军民们抗击女真铁骑的斗争，从政治意义上讲，乃是属于用反抗的手段以解除外来的民族压迫的，亦即自卫性的战争，从而也就是正义性的战争！从经济意义上讲，则更是为了保障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要尽量使其免受破坏以至更向后逆转，自然也是属于进步性和正义性的战争。
在此姑举淮南地区社会生产情况的前后变化作为例证。
在北宋一代，淮南地区是以“土壤膏沃”、“廛里饶富”著称的，赵构在一次与刘大中对话时，就曾追忆其地之富实情况说：“淮南利源甚博：平时一路上供内藏库绸绢九十余万，其它可知。”而刘大中也说：“淮南桑麻之富不减京东，而鱼盐之利他处莫比，今荒残可惜。”①但到赵家王朝南迁到江南以后，其地变成了宋、金鏖战的冲要地区之一，居民四向逃散，以求免遭女真铁骑的蹂躏，农业生产几乎全废，于是而突然变为一个荒凉地带。见于汪藻建炎四年（1130）所上奏章中的淮南地区的情况已经是：
淮南近经兵祸，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还。②
到绍兴二年（1132），担任淮南东路提点刑狱兼营田副使的王实，也对其地农业生产的荒废情况做了一番调查统计，说道：
被旨措置营田，劝诱人户或召募军兵请射布种，今相度：先将根括到江都天长县未种水田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九顷，陆田一万三千五百六十六顷，分拨诸军，趁时耕种。③
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双方订立了所谓和约，以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作为两国的分界线，遂致淮南地区成了南宋王朝北部的“极边”。南宋王朝这时虽已定都杭州，但是，为了确保杭州以及江南各地的安全，它所应采取的最正确的战略性措施，是必须充实沿淮的防务和军务，而且也必须千方百计使淮南地区的流民尽速还乡复业，必须使从北方流徙到淮南来的人民在淮南地区定居下来，分与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使其能够从事耕种，这才符合于所谓的实边政策。然而南宋王朝的当政者们却一直不肯这样做：既没有把沿淮的防御力量充实强大起来，从而当地外流的农民也都不敢回乡复业，而从北方流徙来的人民，更不敢在那里落户定居。其结果是，直到宋孝宗赵昚的乾道七年（1171），据淮东安抚使司向南宋王朝所陈报的，淮南东路真州、扬州、通州、泰州、楚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的“系官荒田”和“在户未耕荒田”，总共还有三万五千一百二十四万顷。④
如果南宋王朝的抗战派，特别是岳飞所一贯坚持的武装抗金的主张能够贯彻执行，则不但淮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至凋残到这等地步，就连淮北以及整个华北地区的已经高度发展的封建生产方式和文化，也全都可以不至长期遭受女真铁骑的践踏、蹂躏和向后逆转。对比看来，女真贵族所发动的侵宋战争，和南宋王朝的抗战派们所主张，特别是岳飞始终以坚苦卓绝的精神去履行的抗金自卫战争，不论就双方的动机或其效果而论，其孰是孰非，孰为进步性的，孰为落后性的，孰为正义性的，孰为非正义性的，也全都是明明白白的。
※#8226；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五月丁未记事。
②同上书卷四○，建炎四年十二月末。
③《宋会要※#8226；食货》二之九。
④《宋会要※#8226；食货》六之二一。
二、岳飞是南宋的一员爱国将领，也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
（1）
我们必须确认，南宋政权与金政权，乃是两个国家。
曾经有人以为，宋、金战争，是在全中国分裂为几个政权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于同时并存的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是属于内战的性质，不能把它认为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我不同意这种意见。
众所周知，每当我们历史上在同一时期内出现几个割据政权时，每个政权都要选用一个特定的国号，而从来没有一个政权是用“中国”为其国号的。齐、楚、燕、赵、魏、秦争霸时是如此，魏、蜀、吴鼎立时是如此，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如此，辽、宋、西夏、金先后对峙时期也是如此。其中的每一个政权，都是一个具有特定名称的独立王国。单就某一个独立王国来说，它虽然是与其他若干个独立王国同时并存于中国的疆域之内，但由于它的统治阶级是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为目的的，它具有一套阶级统治的机器，拥有自己的领土、人民和主权，我们遂也不能不把它称做一个国家。除了“国家”这个词儿，实在也找不出更合适的名称可用。
如果把同时存在的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国号作为“中国”的同义词，而把其他国家排斥在“中国”这一个词的涵义之外，那当然是错误的、荒谬的。当人们谈到魏、蜀、吴三国鼎立时，不论以魏为正统也好，或以蜀为正统也好，从来没有人把另外两个国排斥在中国之外；当人们谈到南北朝时期内先后出现于南方或北方的诸国时，不论以南方的宋、齐、梁、陈为正统也好，或以北方的魏、齐、周为正统也好，也从来没有人把非正统的一方排斥在中国之外，同样，当宋、辽、西夏或宋、金、西夏同时并存时，我们称之为三国鼎立也完全可以。他们虽互为敌国，但也并不把对方排斥在中国之外。例如，宋、辽双方互通文书，即互相以南朝、北朝相称。辽道宗曾向人说道，自来都认为居处在在北极星下的才是中国，而辽的境土就正处在北极星下（洪皓《松漠记闻》）。金主完颜亮在决定出兵伐宋的时也写有这样的诗句：“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①可见辽、金的统治者也全是以中国自居的。
既然宋与金各自都是一个国家，则金国人把宋称为外国，或宋国人把金称为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我们把宋、金双方相互派遣的办理交涉的人员，称为外交使节，也同样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这个所谓外国，仅仅是金对宋或宋对金而言的，决不是以宋或金与“中国”相对而言的。
既然宋、金是两个同时并存而又相互敌对的国家，那么，当他们之间互相征战时，把属于进行正义战争的一方，而又矢忠矢勇维护其本方主权与利益的岳飞，称作爱国的将领，而把力主屈己降敌的秦桧叫做卖国贼、汉jian，自然是完全恰当而且完全正确的。
※#8226；①张棣《正隆事迹记》（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二转引）。按，此诗为蔡靖代作。
（2）
**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第一章第一节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
这里所说的“外来民族”，固然也包括来自中国以外的民族，例如十七世纪内占领我们台湾的荷兰人，但主要却是指“中华民族的各族”中的某一族而言的。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除了郑成功从台湾赶走的荷兰人而外，在中国的疆域之上，并不曾有中华民族以外的什么族，来对中华民族的任何一族进行过进行过压迫；而且，对于荷兰这样的外来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也不可能与之谈什么“平等的联合”。经常并大量地出现在中国疆域之上的，却只是中华民族的各族之间的相互斗争的事实。而在每次大规模的相互斗争之后，继之而来的又总是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融合。
在中华民族内部民族间互相斗争时，总有一方较强而另一方较弱，一方面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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