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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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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实施是非常成功。从4月25日晚开始，这里一架飞机也没能起飞。到4月26中午，机场和整个泰姆泊尔霍夫航空港，包括机库和通信枢纽以及“弗吕哈芬”主楼，已全部掌握在我军手中。
但是，与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一起，还传来了一个令人沉痛的消息：近卫步兵第39师第117团团长叶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格里岑科牺牲了。这是一个足智多谋、意志坚定和非常勇敢的人。此人宽宽的肩膀，身材匀称，少言寡语，两眼炯炯有神。他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他是4月25日夜里牺牲的，但我在第二天才接到通知。显然，同志们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叶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已经牺牲，我也是这样……
当《青年近卫军》杂志发表了我的回忆录时，我收到了E·C·格里岑科的妻子尤利亚·马卡亚罗夫娜的来信。她是新西伯利亚省马斯良尼诺工人新村的中学教师。他在信中写道：乡亲们至今仍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着英雄。
攻打柏林已经第三天了。被围困的柏林守备部队的防线愈来愈短了，但敌人的顽抗仍在不断加强。我们战斗队形的密度的增大，火力机动已缩减到了极限。一切都被挤到拥挤的街道上，部队向前运动时，真可以同矿井坑道的挖煤工在工作时的情景相比。只有穿过一道一道的厚厚的石头墙上的缺口，越过大堆大堆的废墟和大块大块连带着炸断的钢筋混凝土块，才能从一条街冲到另一条街，从一个街区冲到另一个街区。当希特勒匪徒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不远是，不顾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炸毁了城市的建筑。
在选帝侯大街教堂前的广场上，党卫军的部队进行了疯狂的抵抗。1945年4月26日夜间，强击群与独立重型坦克第34团的坦克一起，大胆跃进，拿下了横贯城市南部的两条铁路线。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我们的一辆坦克触了地雷，履带被炸坏。
党卫军分子看到苏联的这辆坦克停住了，马上切断了这辆坦克的乘员以及协同坦克作战的自动枪手的退路。
党卫军约有有100人，而我们只有12个人。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在这场战斗中，近卫军中士、坦克驾驶员格尔曼·彼得罗维奇·沙什科夫表现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的良好的战斗素质。他出生在高尔基省伏尔加河流域。当装填手在坦克坦克牺牲后，沙什科夫立即代替了他。过了一会儿，炮长也牺牲了，可是坦克仍然在射击。沙什科夫这时既是装填手，又是炮长。火箭弹的爆炸，又夺去了车长的生命，现在，只剩下沙什科夫一个人了。他坐在操纵杆旁，操纵着坦克在原地转动。又一发火箭弹击中了坦克，发动机部分起火了，沙什科夫挂上倒档，让坦克的尾部向一堵块要倒塌的墙撞去，这样，墙倒塌时的碎砖碎土一下子就把火熄灭了。
沙什科夫用炮和机枪轮番地向法西斯分子进行射击。但很快炮弹和子弹都打光了，只剩下一些手榴弹。这位近卫军战士很珍惜自己的坦克，他不愿意让它落在敌人手里。他的手榴弹一会儿从炮塔口、一会儿又从驾驶员窗口，一颗按一颗地飞出去。而手榴弹最后也扔完了。沙什科夫的胸部第二次受伤。希特勒分子开始敲打坦克的装甲，叫沙什科夫投降。但近卫军战士是不会投降的！格尔曼·沙什科夫一直呆在坦克里。
当战友们赶到这里时，看到在坦克的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30多个穿着秘密警察制服的德军自动枪手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手的尸体。沙什科夫躺在坦克里，他自己多处被烧伤，满身是弹伤，手里还拿着刀子。他用最后的气力向同志们讲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这位英雄牺牲前说的话是：
“谢谢同志们，你们没有使我的躯体落在敌人的手中。”
3
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A·A·雷若夫将军向我报告说：在亨里赫·冯·克莱斯特公园后面的一座已变为强大支撑点的拐角大楼里，被包围的敌守备部队，仍在用大口径机枪不停地进行射击。据情况判断，那里盘踞着敌人的敢死队队员。他们向想穿过街道的卫生员、伤员、妇女和孩子们射击。他们不加区别地向所有进入机枪射程的人开枪，他们打长点射……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
在这之前，我很久拿不定主意：是否动用集团军现有的喷火器分队呢？我一直将这些部队作为预备队。而现在下决心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命令独立工兵第41旅的背裹式喷火器分队调到前沿阵地。
喷火手们悄悄地来到紧靠着拐角大楼的地方，他们向据点的所有射孔和地下室的窗口喷射出一束束火焰。但敌人的机枪很快又射击起来。这就是说，一定要冲入这个巢穴，将这些法西斯分子就地消灭干净。主动要求执行这一决定的是喷火手列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波波夫，他是来自赤塔省阿尔贡村的一个勇敢的西伯利亚人。他先将一捆手榴弹扔向大门，把门炸开，然后冲进了一楼。走廊里的纳粹分子，有军官，也有士兵，还没有来得及放一枪，就被波波夫的喷火器喷出的火焰吞没。但敌人的主力躲在地下室里。波波夫向地下室扔了几颗手榴弹后，便顺着楼梯跳了下去，出现在法西斯分子最密集的地方。波波夫后来说，法西斯分子大约有30人。
“举起手来！”他大声喊道。
回答的却是一连串的自动枪射击。他只好隐蔽在隔墙后面，用喷火器向那伙法西斯分子猛烈喷射。
整个房子马上燃烧起来。幸存的纳粹分子企图逃命，但我们的战士正在街道上等待他们。
这就是一个战士的主动精神和高超的本领！在这场战斗中，实际上是一个人解决了战斗。应该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在城市战斗中，士兵的机智和优良的军事技术是主要的。
当敌人盘踞在有坚固墙壁的石头建筑物内时，仅使用步兵去攻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时，就需要使用各种武器的军人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步兵应得到炮兵不断的支援。城市作战的经验表明：每个强击群除了步兵自身的重型武器之外，至少还应有2—3门火炮的支援。
在这种情况下，炮兵承担什么任务呢？
他们围绕被我攻击的目标，在两翼和纵深进行拦截射击，切断被攻击目标与近邻的联系，从而使敌人得不到外援。与此同时，炮兵压制已暴露的敌人发射点，使敌人不能发起反冲击。
在巷战中，炮火射击的最远射程为300—400米。这就要求炮手的动作准确协调，出敌不意地突然开火，用1—2发炮弹击毁目标，否则，敌人一定会把火炮消灭。
上士弗德尔·契尔帕琴科指挥的炮班，受领的任务是支援强攻大楼的步兵。上士对目标进行了侦察。发现将要进攻的楼房的第二层配有一挺机枪，地下室内集中有自动枪手和火箭筒手。上士把阵地选在所攻击的建筑物对面的一座房子的院内，离目标约有100米。他们在院墙上打开了一个通道，把足够多的弹药运到阵地上。契尔帕琴科事先同强击群指挥员商定好开火信号和火力转移信号以及指示目标的方法。
夜间，他们将火炮推到预先已选好的阵地。天刚亮，他们就开始了射击。用两发炮弹就消灭了敌人的机枪。又立即将火炮的火力转向地下室的窗口。在火炮、配属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的支援下，步兵发起强攻。他们冲进了大楼，在楼内与敌人展开了战斗。而这时，炮兵又开始向附近的楼房射击，使敌人无法援助被围的守敌。
契尔帕琴科的炮班曾多次在暴露的阵地上进行直接瞄准射击。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争取在天破晓前将火炮推到阵地上，并把炮弹也运到那里。射击之前火炮旁只留两个人，因为他们两人能够较容易地隐蔽在火炮的防盾后面，其余的则进入近旁的房子里，从那里观察敌人的情况。这样，在火炮一旦遭到敌人炮击的时候，敌人不可能使整个炮班失去作战能力。顺便指出，由两名炮手操纵火炮时，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素质，熟知炮班各炮手的职责。
在巷战中，敌我双方短兵相接。所以炮长不应该等待步兵为他们指明射击目标。上士契尔帕琴科自己寻找和消灭妨碍步兵行动的目标。步兵也应及时通知炮兵有关敌人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出现情况以及机枪、自动枪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配置位置。
在城市里，经常要把火炮挪到楼房旁，并通过窗口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单靠炮班是无法搬动重型火炮的，他们需要步兵的帮助。
在城市作战中，步兵、炮兵、工兵、通讯兵、坦克兵和侦察兵之间的战友友谊、相互帮助和协同动作，对取得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你在任何地方也看不到象强击城市时各兵种的战士之间所表现的这样的亲密的交往关系。战斗中他们随时都会感到战友的相互支援，他们肩并肩地共同作战。
特别要讲一讲侦察问题。在每一次冲击和强击之前均应进行侦察。进行不间断的侦察的目的，是要了解敌人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而在此基础上，对敌人进行有把握的攻击。这就要求侦察兵具有勇敢无畏、积极主动和随机应变的素质。
在整个柏林战役过程中，维克多·利西钦上尉指挥的侦察组表现得非常出色。利西钦的侦察兵不止一次地潜入敌驻地，深入到最危险的地方，侦察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和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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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月26日夜，我把自己的指挥观察所迁移到贝勒—阿利安大街，这里离前沿较近。这条街道现在叫做梅林达姆大街。我们选择了一幢座落在离弗吕哈芬航空港主楼不远的五层大楼，这座楼位于维多利亚公园前一个三角形街区的岔口。楼房的墙壁已呈深灰色，看样子不只一次被大火烧过，窗户的玻璃全被打碎。在大门入口的上方，用水泥雕塑成的带有X这个德国法西斯标记的一只鹰已被熏黑，这只鹰的爪子抓着第三帝国的国徽。一楼是一个面积不大、但有黑色大理石圆柱的高高的大厅。这是一个既黑暗又不舒适的房子。这里的一切都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镶着暗色窗框的窗户，黑色的窗间壁和令人沉闷的灰色的天花板。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些细节，是因为这间房子正好是与战争结束的事件有关。
当我来到新指挥所时，那里已架好了电话线。我接到报告：几分钟前这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有一个从三楼的楼梯转弯处用手枪向我们的通讯兵女战士们开枪射击。这些女战士没有惊慌失措，因为她们身后总背着步枪或自动枪。他们向上冲击。这个身着便服的人，一边还击，一边急忙地顺关楼梯逃跑。在瓦利娅·托卡列娃的带领下，通讯兵战士们紧追不放。这个法西斯分子躲入楼房的顶间里。姑娘们跟着他冲了进去，用自动枪向角落和黑暗处连连射击，然后用德语喊道：“举起手来！”没有任何人回答。姑娘们开始仔细地搜查楼房的顶间。突然，她们发现了这个敌人，他面部肌肉在抽搐，脸上一副失去理智的表情。他手里握着手枪，从角落里跳了出来，用脚踢开顶间的窗户，喊了一声“希特勒完蛋了！”便一头冲马路栽了下去。
女通讯兵们让我看了这家伙的尸体。他躺在院子里，被一块蒲席盖着。
这是法西斯分子应得的下场……
4月27日，我军继续对旧柏林的各街区进行强击。将近傍晚时，我基本兵力已开始向蒂尔花园区——希特勒军队的最后防御地区进逼。
突击第3、第5集团军顺利地向柏林市中心——蒂尔花园区进攻，这附近设有第三帝国的主要的国家机关，其中包括帝国办公厅和国会大厦。希特勒和他的大本营以及国会就隐藏在帝国办公厅内。这两个集团军行动坚决，战术灵活，为我军在历史性的柏林战役中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在沙尔勒滕堡地域作战。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并肩作战。在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左翼作战的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
部队企图于行进间强渡兰德维尔运河未获得成功。蒂尔花园区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被施普雷河和运河环绕着，这里由党卫军的几个精锐部队和警卫营守卫。希特勒匪徒们隐藏在坚固的建筑物里，从里面便于向外观察，并能对所有通向水障碍的接近地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傍晚，我听完各军军长和各独立部队指挥员的报告，并亲自进行了地形勘察之后，我决定让进攻部队休息半昼夜。但同时不能放松牵制敌人的行动：对各支撑点加强侦察，加强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控制所有的广场和街道。
休息一直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休息而休息，也是为了给各强击群扩充人员，并为部队输送弹药。摆在炮兵和迫击炮兵面前的任务是：使自己的行动与从东面、北面、西面进攻政府街区的友邻集团军的炮兵协调一致。包围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炮弹和迫击炮弹的弹着点稍有误差就会造成我军部队的伤亡。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在对各强击队的人员进行补充和变更部署时，特别注意到指挥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配置情况。任命新的指挥员代替失去战斗能力的指挥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指挥员应富有主动精神，并且行动果敢。如果战士们十分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如果他在党员和团员中有深厚的基础，这样的指挥员就能完成任何任务。负责选拔工作的领导，在任命谁担任强击群或强击队的指挥员之前，应听取党的工作人员的意见，并应该与普通的党员交换意见。
重要的是，指挥员要接近战士，善于找到打开战士心灵的钥匙。能正确提出任务，这只是事情成功的一半。要使每一个战士对面临的任务都很清楚，要使战士们情绪激昂、得到鼓舞，以便他们深刻地理解自己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去执行的那些任务的意义，然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完成指挥员的勇敢的决定。仅凭命令和指示是不能获得这种效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支持指挥员。要有能够打动每个战士心灵的语言，要作出勇敢和自我牺牲的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胜利充满信心。
生活本身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十分重视党政工作。在巷战中，党的政治工作应做得特别灵活和讲求实效。在这种条件下，用一般的命令和抽象的谈话是达不到目的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应该接近战士，和战士谈话应谈具体事。例如：如何更好地保养武器；怎么机智地消灭敌人；问问战士是否清楚自己在进攻中的职责，是否记住了信号，有没有带个人急救包和应急储备食品。谈话既应严肃认真，又应无拘无束，其目的是使战士们充满必定完成任务和必定取得胜利的信心。
当我写这几句话时，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第1营政治副营长H·B·卡普斯强斯基上尉的形象便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外表平常，身材矮小，消瘦，不爱讲话。
战士们对他的评价是：“政治副营长不喜欢多说，却喜欢多听。但是，一旦他开口讲起来，每句话都讲到点子上。”
在攻打柏林的日子里，卡普斯强斯基从不总呆在一个地方。谁也没有看见他休息过一会儿。刚才还在营长这儿了解情况，一会儿就又不见了。如果到某一个强击群去打听他的情况：
“你们见到副营长了吗？”
“刚才还在我们这儿，给我们讲了一些优秀战士的事迹，安排了战斗快报的出版，后来就到邻近的队去了。”
“谁跟他一起去的？”
“就他一个人。”
“要是被敌人的狙击兵在什么地方打中了他，或者被倒塌的墙埋住了，那你们就没有政治副营长了！”
“我们也很担心，但他不让别人陪着他，他说‘没有尾巴’也对付得了！”
他是一个谦虚、勇敢的人，他从不考虑自己。仅是为了给战士们带去好消息、或用语言和实际行动去鼓舞和帮助战士们，他钻入一个个地下室，冒着枪林弹雨穿过一条条街道。卡普斯强斯基在战斗的第1天，就指定营党小组长、团小组长负责第2、第3强击队的工作，他自己去指挥第1强击队。第2天，党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互相交换了位置，而卡普斯强斯基仍留在准备攻击泰姆泊尔霍夫火车站的强击队里。营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能经常看到自己的领导。在深夜或者在暂时停火的时刻，卡普斯强斯基召集积极分子进行一天的总结，下达指示和提出建议，然后重又回到最困难地段的战士们身边。这样一来，营里的每一个战士，无论是自动枪手或是工兵，无论是炊事员或是通信员，都能了解到形势和自己的任务，都能知道刊物上刊登的和电台广播的最新消息。第1营和1营的各强击队在战斗中总是取得胜利，这里面有着这位政治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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