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亚科诺夫和舍夫佐夫两位营长，还有几位连长，其中包括我在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同学尼克，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

由于缺少指挥人员，我们决定按编制员额把5个营合并为3个营。

我任命1营长谢尔盖耶夫为我的副手。前沙皇军队的军士库兹明接替了他的职务。2营长仍然是布哈尔金，3营长是安德里亚诺夫。

现在，团部有许多科、股、处，可在那时是没有的。全部作战文书都装在团长和他的副官的皮图囊里。我通过通讯员和电话向各营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之后，在日出时就和政委一起骑马到阵地上去了。

在山谷中，野战炊事车已经冒起缕缕炊烟。战士们努力把一天的饭都吃进肚子。大家邀请我们一起吃。政委和我每人喝了一小锅汤。

这时，右边响起了枪声。敌人蠢蠢欲动了。但我们没有急于进攻。我们要趁黎明给火炮定位，并组织各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为此，我和政委立即登上了地图上标明的200高地。

敌人在我右邻部队的地段上活动频繁。昨天，高尔察克白匪军的预备队，在敌卡马河区舰队的炮火支援下，沿卡马河岸发起了进攻。枪战已经发展到我团右翼。我让政委留在高地上，自己骑马跑到山脚，向穆尔济哈村驰去。在那里，我看到友邻第43团各营正全线败退。白军排成整齐的散兵线跟在后面，相距大约1公里。榴霰弹在红军战士的头顶上爆炸。他们忽儿挤作一团，忽而又四散奔逃。指挥员们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想制止败退。

8

在穆尔济哈村，我遇到了炮兵连长，他们连的炮位就在村外，我命令他向正在进攻的敌军开火。在这个村里，我还遇到了我们团的骑兵侦察队，共有40人，菲利普·古里亚诺夫带队。他立刻举着红旗前支增援。

我看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身穿水手服的人加入了侦察队行列。他骑着一匹没有鞍子的马，手中拿着一条长鞭子。他无情地抽打败退的人群，每抽打一下都要用水手常用的话骂一句。当败退的士兵开始向后转时，这个勇猛的骑手骑着他那没有鞍子的马向南、向卡马河岸奔去。他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感到很可惜，他完全可以编入我团的骑兵侦察队……

白匪军的攻击被打退了。他们被我军的大炮和机枪打得抬不起头来。

这时，我得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师政委佩拉耶夫身负重伤。他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是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的灵魂。他多次参加激烈的战斗，不知有多少步枪和机枪的子弹曾向他发射，但他仍然活着，震慑着敌人，鼓舞我们去创造光荣的事业。可现在，在穆尔济哈村，他遭到了不幸。

回到高地后，我看到我团的战斗队形已经整顿好，准备出击，就和政委决定转入进攻。我们带部队沿大路经过阿尔马拉村，向耶拉布加实施主要突击。

我们把共产主义营、步兵和骑兵的侦察队留作预备队。当我确信营长们都已正确理解了任务之后，就骑马来到了炮兵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

在那里，我见到了炮兵营长。团进攻地段共有7门大炮。当时有7门大炮掩护一个团已经足够了。部队展开队形，开始向前推进。越过高地的南坡，穿过伸向北方的大道。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军后方，不知是谁的火炮向1营的散兵线轰击，炮弹一个接一个地落到部队最密集的地方。是谁打得这样准？是敌人的区舰队沿卡马河冲到了我军后方，还是我们自己的炮兵，像常说的那样，“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我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自己人。在科特洛夫卡村北面的232高地上，有两门大炮正在直接瞄准射击自己的部队。我们无法同他们联系，只得派去两名骑兵侦察员，同时，在教堂的钟楼上挂上了红旗。

不久就查清，轰击我团进攻部队的是我军江河区舰队陆战队的大炮。由伊万·库兹米奇·科扎诺夫指挥的“黑政委”陆战队（这是高尔察克匪帮给他们起的名字），经过顽强战斗后在科特洛夫卡村附近登陆，并占领了制高点。他们看到我团进攻部队的散兵线越过200高地的山脊，就误认是白军，于是就轰击起来。也许是穆尔济哈村钟楼上的红旗起了作用，也许是我们的侦察员赶到了炮阵地，轰击停止了。发生这种令人懊恼的事，是由于缺乏通讯器材和及时的互通情报。

这场混乱大约耽误了1个小时，敌人马上利用了这个机会实施反冲击。这次敌人投入的力量比上午大。我立刻把留作预备队的共产主义营投入战斗，接着，我带领骑兵侦察队向前冲去。

没有时间、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搞复杂的机动。我只好大喊一声：“跟我来！”就向白匪军冲去。

敌人正气势汹汹的向我逼来。只剩300米了。走在前面的是军官，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身穿长袍、手拿十字架的牧师。他就在我的正前方。很显然，牧师参加冲锋，说明敌人的力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谁的意志坚强，谁就能取得胜利。我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战士。他们步伐坚定，队伍整齐，简直象在受检阅。不用说大家都明白，要用心理战对付心理战。两军默默地接近，没有“乌拉”的喊声。

这时，我感到左手受到猛烈的一击，接着是一阵剧痛。我的马倒了。我意识到，马被打死了。但是为什么左手火辣辣地痛，我一时没有想到。我的脚卡在马镫里，右手还握着缰绳。传令兵骑着马跑到我跟前，跳下马来。我从马镫里抽出双脚，一句话也没说，就飞身上了传令兵的马。我好象忘了左手的巨痛，仇恨地怒火在胸中燃烧。

我举起手枪，使出全力喊道：

“乌拉！”

红军战士们也随声喊了起来。竭尽全力向前奔去。战场上，“乌拉”的喊声冲上云宵，又向远方滚滚而去。

敌军的散兵线被撕裂。敌军官死的死，逃的逃。牧师也落荒而逃。在跑动时他的长袍下摆向两边飘起，活象乌鸦的翅膀。

“喂！穿长袍的，你这个坏蛋！”

我愤恨的骂道。我本想去追他，但这时古里亚诺夫的骑兵侦察队超过了我，他们高举着明晃晃的马刀向前奔去。

我一回头，看到师长阿津正沿大道飞奔而来。他骑着一匹乌黑色的马，身披黑色的毡斗篷，战刀在头顶上闪耀。骑兵第28团的两个连紧跟在他的后面。也举着明晃晃的马刀。骑兵和步兵的“乌拉”声震天动地。我军炮兵已把炮火转向阿尔马拉村。

阿津超过我时，喊了一声：

“你好！”就往前冲去。

骑兵们紧跟着他直向敌军后方杀去……

我骑马跑进了阿尔马拉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我从马上爬下来，把身子靠着井台旁的取水吊杆。左手的疼痛越来越剧烈。

此时，1营长库兹明跑了过来，看到我的伤势，立刻召呼卫生员来救护。

枪声已经停了。我记不清是谁从我手中取下了缰绳，是谁把我扶进屋。我仿佛在睡梦中听到一个人轻声说：

“他在发高烧。”

我睁开眼，看见政委杰尼索夫在我身旁。他递给我一个水壶。我喝了几口，感到嗓子火辣辣的。那水壶里不是酒精就是伏特加。左手被包扎好了。

酒精使我提起了精神。

“战斗怎么样？”

“敌人跑了。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明天上午，我们可以占领耶拉布加。”

大家想把我运到哪儿去，我并不关心。我觉得困得要死，浑身疲乏已极。我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对政委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走后你和谢尔盖耶夫指挥吧！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告别了。临走前，杰尼索夫问：

“党证在身上吗？”

我在衬衣口袋里摸到党证，回答说：

“让它留在我这儿吧！”

经过两天的战斗，阿津的第28师右翼各团，粉碎了盖达将军指挥的集团军所属克拉斯诺乌菲姆第1团、卡施特姆第2团、帕夫洛达尔第58团、萨扬第59团、贝加尔第10团和上乌金第12团，并向前推进了50公里。

敌军望风披靡，未经战斗就放弃了耶拉布加。他们根本守不住这个城市，因为我进攻部队与F·A·斯米尔诺夫的江河区舰队相互配合，把这座城市围得象个铁桶一般。如果白军留在城内，他们将被围歼。开进耶拉布加的是我第39、第40、第43团和科扎诺夫的陆战队。

占领了耶拉布加城以后，第28师前出到战役地区，对敌翼侧形成包围之势，威胁着敌军后方。我第5和第2集团军之间的缺口缩小了，又恢复了协同行动。敌军战线岌岌可危，这种形势很快又影响到敌军后方。乌拉尔的工人和西伯利亚的劳动群众，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更勇敢、更坚决地展开了反对高尔察克匪帮的斗争。

在那些岁月里，红军战士所表现出的对革命、对列宁党的忠诚和英雄主义精神，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躺在大车上，走了很长时间。道路崎岖，猛烈地摇晃常常把我惊醒。脑袋里嗡嗡作响，身上一阵热、一阵冷。

在马马得什我才完全清醒过来。团卫生主任赫梅廖夫正站在我的床边为我诊脉。他留着黄中带红的小山羊胡子，长着一对蓝眼睛。他说：

“现在已经一切正常了。失血过多。应该躺几天。”

但是，我躺不住，闲得难受就翻阅起一堆报纸来。

……美、英、法、日等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政府，决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高尔察克，承认他是俄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德国以后，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前一个多月，同盟国最高会议讨论了“俄国问题”，决定增加对高尔察克的白卫军的援助。5月26日，向高尔察克发出了关于有条件的承认他为俄国最高统治者的照会。在照会上签字的有：美国代表威尔逊、英国代表劳埃德·乔治、法国代表克莱曼梭、意大利代表奥兰迪、日本代表西园寺。照会中说，这些国家愿意帮助高尔察克将军的政府和一切与他们合作的人，向他们提供部队装备、补给品和弹药等。

交换条件是：占领莫斯科以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俄国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外高加索以及其他几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的关系无法调解，则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际联盟；承认和平会议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的命运；最主要的是：高尔察克要承认沙皇对外国所欠的债务……

报纸读得厌烦了，我想起了部队。

卧床的3天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还没满3天，我就渡过维亚特卡河，回到了耶拉布加。

我归队的事应该向阿津报告。巡逻的战士告诉我，师长两小时之前从前沿回来，住在神甫的房子里。

我走到篱巴门前，隔着小花园听到从窗子里传出阿津愤怒的说话声。他大概正在训斥什么人。我担心地想：该不该在这种时候见他？如果见了，大概要后悔的……但我还是决定进去。我走进外层，见里面空无一人。我正在房门口停住了脚步。房间里只有阿津一个人。他向我那只挂有胸前缠满绷带的手看了一眼，安静了下来，接着就快步走到我跟前，抱了我一下说：

“回来啦？”

没等我回答，他又用力拥抱我，说道：

“好样的！你的团已成为……‘装甲’团啦！”

当时，我们用装甲一词称呼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阿津口中的这个词，是对我团的很高的评价。它表明，阿津认为第40团从现在起已加入第28师功勋部队的行列。

接着，阿津提高声音，又谈起因我到来而打断的想法：“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牧师和他老婆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随他们去好了！但是，为什么教堂的管事，甚至连看门的，也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难道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资产者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穆尔济哈带着白匪兵冲锋的牧师？”我提醒说：“如果这所房子以前是他的家，那他是不会回来了。”

我向阿津问清了我们团的位置之后，就立刻乘马出发，奔向耶拉布加通往萨拉普尔的大道。

一路都是熟悉的地方，仅仅在几天之前，这里还是前线。我看到，这里正在恢复和平的生活。农民在耕地，草地和牧场上放养着牛羊……居民的生活很安定。他们现在已相信红军的力量，希望白匪军永远不再回到这里。

晚上，我在萨拉普尔以西35公里的阿日巴赫季诺村，赶上了部队。

团部设在学校里。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户，我看见许多人坐在一间大教室里，正在举行全团党员大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进了门。主席台上坐着杰尼索夫、戈尔布诺夫、费多托夫、古里亚诺夫和安德里亚诺夫。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讨论就要结束了，当时一般党员会议都有这项议题。为了不打断报告人的话，我悄悄地坐在边上。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回来了，我又和战友们、和真正的朋友们在一起了……

会后，党员们立即回到各自的连队。这时已是1919年6月2日凌晨。拂晓前，向前面派出了几个骑兵侦察班，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担任前卫的3营。凌晨4时，团主力出发了。我的戎马生活又开始了。没有它，我简直无法想象怎样生活。

全团战士都知道，这天我们要夺取萨拉普尔。我和杰尼索夫随前卫营——3营一起行动。

早晨7时，我们接近了尤里诺村。这时，骑兵侦察员报告，当面之敌是卡佩利团，大约有1500名步兵和骑兵。他们已做好冲锋准备，正向我们靠近。

事后得知，我们当时面对的确是卡佩利将军的一个特别团，其成员都是富裕的哥萨克家庭出身的精悍的士兵。人们把他们叫做“敢死队。”

我们派通讯员去通知各营，我们将与“敢死队”遭遇。我们决定用独特的方法迎接卡佩利的部队：由前卫营在原有方向上与敌人交火，团主力中的1营在尤里诺村以东展开队形，以便从敌翼侧实施决定性的突击。

炮兵连摆在村西，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军方面

3——4公里内的情况。指战员们奉命在我军炮兵开火以后再投入反冲击。

我留在炮兵连长处。政委杰尼索夫带1营在村子左边展开队形。

白军的散兵线出现了。中间是步兵，两翼是骑兵分队。

炮兵连长想开火，我阻止了他：

“等一等！”

计划很简单：把白匪军放近点，用霰弹杀伤他们，然后转入冲锋。

我没有为留在炮兵连感到后悔。白匪军的散兵线距我军300米左右时开火了。这时，我向炮兵连下达射击命令。

几个齐射就大显神威，炮弹几乎都落到敌军散兵线最密集的地方。我团各营随即发起冲锋。卡佩利的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落荒而逃。他们逃起命来很在行，一路上不仅丢弃了步枪和子弹盒，而且连靴子都扔掉了，光脚跑起来轻松嘛。

我们未能追上他们。

抵达西加耶沃村之后，3营转向东南，前去攻打乌斯季萨拉普尔卡。与此同时，我团主力会同骑兵第28团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萨拉普尔。

卡佩利的“敢死队”根本没有打算防守这个城市。

萨拉普尔的居民对我军很热情。他们受高尔察克统治的时间不长，但已经看到，白卫军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只是皮鞭、绞架、枪杀过了一段时间，一艘燃烧着的平底船顺流漂到了乌斯季萨拉普尔卡村边的河岸上。这是白匪军搞的“浮动火葬场。”在上了锁的船舱里发现了几百名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6月3日白天，顺卡马河漂下来两个带绞架的木筏。第一个木筏上有4个被绞死的人，第二个木筏上有5个……

前出到卡马河岸以后，我们还不知道，高尔察克的江河区舰队仍在下游的尼科洛别列左夫卡地区活动。6月3日凌晨，这支由12艘船组成的区舰队抵达乌斯季萨拉普尔卡，观察哨还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区舰队。当敌人对村子猛烈轰击时，我军炮兵才开始还击。村里几处起火，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奋不顾身地与烈火博斗，只有一所房子被烧毁。尽管我们遭受突然进攻，但我们的炮兵仍击沉一艘敌舰。

在萨拉普尔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高尔察克的区舰队首先向城市开火，轰击民房，轰击正在梦乡中的市民。我军击沉2艘敌舰。

高尔察克的区舰队损失了3艘战舰之后，向北面的彼尔姆退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从此，萨拉普尔市开始了和平生活。广场上，俱乐部里，挤满了年青人，红军战士们为他们举办了音乐会。顺便提一句，我们团里有许多天才的民歌手、杂技演员和小丑演员。他们的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愉快和欢笑。以前，卡佩利将军的“敢死队”在这里为非作歹，经常公开地侮辱市民，而我军指挥员却为市民们举办娱乐晚会和有管乐队伴奏的舞会。许多青年人向团部递交了自愿加入红军的申请，一时间团司令部里简直是门庭若市。

马马耶夫岗1

9月12日晚，我们乘车来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的渡口。一艘渡轮上已载着一辆T—34坦克，第二辆坦克也正准备上船。他们不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