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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谦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决心要一战到底。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比第一次惨烈得多。在双方兵力相仿，但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守军浴血奋战，但终于因为实力差距太大，三总兵连同他们的众多士兵最后都英勇的战死在他们保护的土地上。

　　英军随即攻破镇海。裕谦在镇海失守后，自杀身亡。

　　从杭州湾到扬子江的侵略中，英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但在平湖县的乍浦，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英军陆军中校汤林森也被击毙。防守这里的是八旗兵，因为他们的家和家人在这里，他们个个拼死作战，失败后纷纷举家自杀，这已经不能仅仅以惨烈来形容了。

　　在随后的吴淞一役中，总兵陈化成战死。英国人沿着黄浦江占领了上海，并详细考察了上海的环境，他们甚至还直逼松江。随后他们留下两艘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舰队溯长江而上，直扑镇江！

　　清朝的文武大将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国人居然会打到内河来了！镇江几乎是各要点设防最薄弱的，但就是在这个最薄弱的地方，英军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死39人，伤130人，基本相当于前面所有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而这次抵抗最激烈的，又是这里驻防的八旗兵。

　　镇江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1842年8月，英国舰队兵临南京江面。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基本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战争的惨败说明，靠修建岸防壁垒根本对付不了那些武装舰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海上长城。

　　作者博客：《与历史散步，和生活握手…西门送客的自留地》：。

1．7、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注定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非同寻常的角色。

　　南京的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修建的，如今仍旧是古都里最为坚固的。笔者曾经倘徉在那古城墙下，抚摩这些六百多年前的产品，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上面有些文字，是本块城砖的制作者、运送者的名字和户籍所在地的记载。如果城砖质量有问题，有关部门将按照上面的信息追查，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质量监督吧。

　　南京的城墙虽然坚固，但又有屡屡被攻破的尴尬。譬如，明成祖朱棣攻破了他父亲修建的坚固城墙，夺了他侄子孝文帝的皇位；天平军曾顺流而下，改名天京，后来又被湘军攻破，血流成河；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布了清王朝的死亡，而四九年解放军的南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崩瓦解逃往了台湾。

　　还有一个是我们不能忘记的……1937年12月，日本军攻破南京后，那个导致30万人死亡的血腥大屠杀。

　　也许是秦淮河的脂粉气太浓了，南京注定不是一个幸运的城市。1842年英国舰队兵临城下，南京无奈的扮演了一次难堪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经常要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甚至是侵略。对于这些马背上的民族，中原的王朝如果可以战胜他们的话，往往会象对待匈奴一样把他们彻底驱逐；如果不能驱逐，就修建长城以隔绝这两种文明；但要是长城还不能保卫自己，他们或许会选择和亲，或者给予贡金和互市来维护边境的和平，就象当年明朝对俺答汗部落一样。

　　大清帝国是唯一没有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骚扰的王朝，但他们遭到了来自海上商业民族的挑战。《中英南京条约》还只是一个开始。帝国并不知道什么是条约，他们对此很难理解，更不知道帝国将由此沦落。而这一天，终于无可奈何的到来了。

　　1842年8月29日，这一天对英国人是喜气洋洋的一天，他们以很小的代价，达到了他们前辈一直没能完成的目标……叩开傲慢的天朝之门。也许从这一天起，他们明白了和这个国家打交道的最好方式。

　　就在这一天，中国和谈代表颤颤巍巍的登上了英国的“汉华丽”号军舰，在早已拟好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唯一让他们感到宽心的是，这个条约不是在北京签订，至少在表面上保全了天朝的颜面。除了对割地赔款感到痛心外，对于其中的部分条款如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他们可能在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就已经匆忙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

　　就外交实践来说，这些清朝的大员基本就是白痴。

　　可我们又怎么忍心去责备一百多年前这些枪炮下的清朝官员呢？在科举考试里，可从来就没有外交这一门。这个因鸦片而导致的战争，在条约里却对鸦片只字不提，这实在是和帝国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条约是英国人草拟的，按他们认为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列。第一条是停战协定。第二条是五口通商，也是英国人的主要目的，下面的几个条款都是围绕着通商而设定的。第三条是以修船堆货的名义割让香港岛。第四、五、六条是赔偿问题。后面几条涉及到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到后面的谈判修约中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条是关于平等国交的。这个当时被争得面红耳赤的条款，现在看来，却是最平等的一条！

　　割地赔款，本也是十九世纪战败国的通常之事，普法战争后法国也曾遭遇此等屈辱。为保住颜面，天朝一再说香港岛是“商借”，幸好割的只是天边之一小岛，对此倒也没看出有多么的心疼…后来甲午战争还割让台湾岛呢。

　　天朝上下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后来倒成了繁华之地，这又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五口通商的其他地方，也大都顺势发展，特别是上海，由一个几乎是滩涂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远胜于内地其他城市。这反过来说明，全球化的过程，早进入早受益，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此等尴尬事实，国人往往回避，这里的疙瘩，其实还是因为不平等和被强迫的“不爽”导致。

　　但是，《南京条约》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第二年（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英国人又巧夺豪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从英国人刻意制造的陷阱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并不在鸦片本身。

　　1842年12月，当美国总统泰勒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众议员顾盛前往中国交涉，争取和英国一样的待遇。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狡黠，他们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英国人辛苦获得的同样成果，甚至更多。当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也同样享受好处。

　　顾盛为了显示美国的先进和强大，给天朝带了不少新鲜的玩意：地球仪、航海地图、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气温计、众多的科技书籍等，这些本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却被依旧傲慢的天朝视为“奇技淫巧”给拒绝了。

　　令顾盛没想到的是，他的致命武器居然是他携带的“国书”。他从天朝官员闪烁不定的言辞里看出，这些人非常不愿意让他这个洋鬼子前往北京面圣，在他们眼里，如果众多洋人都要面见皇上的话，皇上的面子何在？天朝的威仪何在？谈判的官员甚至一再威胁说，如果坚持进京的话，就停止谈判。顾盛当然很好的利用了这个“威胁”，他的真正本义是在通商条约，而不是什么面见皇上。

　　这是何等奇特的利益观，完全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实际上就是天朝礼仪和国际惯例的战争！这个战争，在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就已经开始了。鸦片战争只不过是英国人在用武力方式迫使帝国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如果还改不过来，那就是帝国自己的悲哀了。

　　最后，天朝的谈判官员主动屈尊去了澳门，在澳门旁边的小村子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天朝官员的前提条件是顾盛交出国书，答应不去北京面见皇上。而在这个条约里，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进一步的获得了完全的领事裁判权，从此，各通商口岸的洋人，都不再受到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成为了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人士。

　　但让天朝大员们诧异的是，法国这个对华贸易还不及英国零头、每年来华船舶还不超过十艘的国家，居然也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舰队前来中国谈判签约。也许是在鸦片战争后，法国人亲眼观看了天朝官员和英国人签订条约的全过程，所以他们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盛宴。

　　被英国人教训过的天朝大员们，很难分清这些白种人的差别，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一视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国人的样式把条约拟好了。

　　法国人显然继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气派，他们的排场很大，比起美国人只有一艘军舰的“穷酸”来说，他们的表现简直就是暴发户，法国使团一共来了八艘军舰，500多人。不过，据说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和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威胁说要去北京面圣！最后，在达到了所有目的后，法国人把签约仪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后风光回国。由此，外国传教士可以合法的来到中国传教了，而这给后来的中国外交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后叙。

　　最搞笑的莫过于1871年中国和日本的修约，两个对近代外交一窍不通的国家居然签下如下条款：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

　　这些可都是对彼此都不平等的条款哪，这也就是当时全球化之外的亚洲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1881年和巴西签订的条约，双方各有最惠国待遇并取消协定关税，而这已经是近40年后是事情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天朝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时候，已经是不可求了。

　　帝国终于戴上了条约的枷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在等着签字画押。

　　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早在1861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怕、诈、蛮、蠢”四个字，说尽了当时晚清办理夷务的这些满清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所以使蛮，如僧林沁格之炮轰蛮干；敷衍推诿，一味使诈，如叶如琛不战不守不和；落后挨打，浑身害怕，有如靖逆将军奕山让出广州；不懂规则，办事愚蠢，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的签约。

　　摒弃愚蠢的蛮干，认真学习和了解国际规则和惯例，并以此来处理同外国和洋人的关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是，如果失败只产生愤怒而不是发奋，这样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如果失败感到耻辱而不知道耻在何处，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茅海建先生说，“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说这句话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战争结束以后，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1．8、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二百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90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消闲度夏，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间，帝国却已经是四脚朝天，几无宁日。吝啬的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留下的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本是道光帝的第四子，他承继皇位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幸好1831年道光帝连得两子，即皇四子奕泞（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誴；而1833年皇六子奕��（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头疼不已。

　　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为这个事情很是犯愁。当时道光帝的六个儿子中，后面的三个年龄太小，基本可以被排除在外，而和咸丰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誴相貌粗陋，举止浮躁，道光一向不喜欢，后来干脆过继给已去世八年且无后的三弟惇恪亲王绵恺，奕誴由此也被排除在皇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外。

　　据野史上说，皇五子奕誴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相传他的酒量极大，又好恶作剧，有一次请人吃饭，却不许人家吃菜，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问饭吃，就给特别准备的韭馅包子，极为辛辣，难以下咽，目的就是以捉弄人为乐。

　　这样，道光帝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泞和奕��兄弟二人了，但这两兄弟让道光帝一时难以取舍。

　　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应该立奕泞；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则要远胜奕泞。奕泞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泞又胜过奕��，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泞是长子，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奕泞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到南苑去打猎，行前杜受田悄悄的跟奕泞说：“阿哥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一定能讨得皇上欢心。”

　　奕泞听后，如计行事。

　　奕��好表现，复命的时候捕获最多，而奕泞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嘴上不说，暗地里都窃笑奕泞无能。道光也非常奇怪，问奕泞是怎么回事，于是奕泞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果然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野史记载未必真实，但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泞的确有老爸的几分风采。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道光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就是明证。有一次曹振镛的门生问做官之道，曹振镛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以此标准来看，奕��就过于聪明活跃而不够稳重了。

　　最后，道光帝选择了奕泞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以奕��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而在这半个世纪里，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

　　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的太平军起义，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咸丰开始临政时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后来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的能力所及，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酗酒，酒醉后经常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往往也难免皮肉之苦。

　　《清代野记》上曾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