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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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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听后，大为惊恐，但也只能丢车保帅，牺牲那些人来保全自己了。太后最后决定，派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会同办理，一定要想方设法，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十二款，这就是所谓的《辛丑条约》。
我们且来看看这条约的内容。
第一款，为德国公使克林德树石碑，建牌坊，石碑分别用拉丁语、德语和中文三种文字书写，语气一定要沉痛诚恳，并广而告之：克林德是个大好人，杀了克大人，纯属误会。另，派醇亲王载澧为头等专使大臣，亲自前往德国大皇帝面前谢罪，并昭告天下，大清帝国大大的理亏。
话说回来，杀害外国公使确实过分了，克林德碑也由此成为北京的一道风景，各国记者来到北京，总要来瞻仰一番，和石牌合影留念。只可惜好景不长，一战后德国战败，北京民众一举砸了克林德碑，另树一碑，大书“公理战胜”四字。
只是，公理未必一定战胜！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更是说明国际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战胜”！国际社会的第一原则，一直都是强权战胜！后来还因此引发“五四运动”，这是后话。
第二款是惩办罪魁祸首，名单和惩办方法如下：
1、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斩监候，如皇上以为应加恩免其一死，必须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
2、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赐令自尽。
3、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即行正法。
4、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夺原官，即行革职。
另：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五人因为主和被杀，开复原官，以示昭雪。庚子年对洋人和教民保护不力的外省官员均要惩办，有洋人和教民被害的城镇，五年内该地的读书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再看一下结局。庄亲王载勋于辛丑年正月初三自尽；英年、赵舒翘初六自尽。毓贤初四被正法，启秀、徐承煜初八日被正法。徐承煜是许景澄等人被杀时的监斩官，如今也是人头落地！
董福祥被革职，因为其是回军将领，怕回人造反，因而从轻处置。其实此等莽夫，倒是最应该惩办的。其他有责任的外省官员也都加以惩办，至于那些五年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城镇，不到5年（1905年），大清帝国已经废除科举考试了！
第三款是因日本书记官被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日本谢罪。
第四款、各国坟茔被发掘的地方，重新立碑雪耻，并规定北京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如此天价，洋人真会狮子大开口。
第五款、武器禁运。各国不得把军火运到中国，时限为两年。见此款后方知武器禁运，早而有之。洋人大概怕武器流落民间，再来个义和团什么的；或者就是为了削弱中国军队的抵抗力。
第六款、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本息还清。赔款由上海办理，以关税盐政作保。
四点五亿，是个意味深长的数字，根本就没有经过核算，纯粹就是对国人的有意侮辱，合计当时大清国每人罚一两。老太后的一时糊涂，板子却打在大清国每个子民的屁股上，这都招谁惹谁了。
第七款、各国派兵驻守使馆，中国人不得居住在使馆区内。这就是后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华人不准居住，狗也许可以。
第八款、大沽炮台和天津到北京一切炮台防卫设施，一律削平，以绝后患。北京从此门户洞开矣。
第九款、天津到北京的关隘要地，包括杨村、唐山、滦州、秦皇岛、山海关等，允许外国兵驻守。如此以来，外国人从海上到北京，通行无阻。
第十款、小老百姓要是敢触犯洋人的话，除了要惩办当事人之外，地方长官也要惩处。也就是说，地方官必须要全力保护洋人，不然要负连带之罪。虽说我们连罪制度历史悠久，但因百姓触犯洋人而连累长官，倒是头一遭听说。
第十一款、北河改善河道，各国派专家兴修，清政府出钱六万两白银。黄浦河道，也由各国派专家兴修，预算四十六万两白银，大清国出一半的钱。此是通商条款，虽然主要为列强倾销洋货考虑，但总还算体现了一点点积极意义。
第十二款、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再没有比和洋人打交道更重要的事情了。各国公使觐见礼仪，随洋人习惯。
议和过程中，李鸿章毕竟年老力衰，多年的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更可恨俄国人为获得了东北的侵略权益，一再苦苦相逼，甚至追到病床之前！
李临死前，仍旧口授谈判计划，有条不紊。各国听说李鸿章已死，颇有感伤，最后议定和约。
如今世人都说李鸿章所签之约为卖国条约，但换其他人未必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国家衰败至此，即使第一能臣，又能如何？
又有一说，李鸿章死前一天，口授于式枚遗疏，保举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李鸿章说，当今大清的天下，再没有比袁世凯能力更强的了，终于成就了这窃国大盗。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才陆续撤军，而当时已经占领北京一年多了。虽说八国联军已经撤出北京，慈禧太后仍旧心有余悸，不敢立刻返回。后来在各臣工的强烈要求下，才决定还都。出发前，太后还命令各省先把回京的路修好，这才起驾返回北京。
慈禧太后到了保定后，坐上袁世凯特别为她准备的超级豪华火车专列，让老太后见识了一下西洋科技的厉害。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时，乐队奏乐迎接，因为没有国歌，据说当时奏的雄壮曲子居然是法国的国歌《马赛曲》！要是慈禧太后知道了，不知作何感想。
这辆豪华专列，本是为慈禧太后首次乘火车的处女航而专门打造，可谁又知道，十年之后，它却变成了清廷的叛逆乱党、后来的临时大总统孙文的专列？而又过了16年，当它载着东北王张作霖驶过皇姑屯的时候，却被日本军阀炸了个稀巴烂。世事无常！
又听说，慈禧太后在宫中藏三千多万两银子，八国联军没有拿走，还替她保管完好。慈禧太后回宫看到银子安然无恙，顿时喜笑颜开，逃难之事，早已抛却云霄之外。
经此巨变后，朝中各大臣争着谈论新政，慈禧太后也不再刻意反对。但等到局势稍微安定下来，便又开始大修颐和园，穷极奢华，一天就花费四万两银子，宫中依旧歌舞升平，早已忘记了庚子之乱。
只是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慈禧太后对洋人的态度大变。大概是慑于洋人之威，慈禧太后对洋人的要求，大都曲意逢迎，真可谓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各国公使夫人，也被获准时不时的进宫觐见，日本内田公使夫人汉语很好，往来尤其的频繁。
而光绪帝，他的境遇并没有因为实行新政就有所改变。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已经为慈禧太后所不容，逃亡到西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偶尔还会征求一下光绪帝的意见。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故态重萌。有外国公使夫人入宫时，有想见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就把光绪帝召来，但只见光绪帝侍立一旁，一言不发。
光绪帝后来从不过问朝政能否自保尚是问题，怎敢过问朝政？ 。 想看书来
8．9、南方闹起了东南互保
王树增先生在其著作《1901》里说，庚子年“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
这说的就是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圣旨谬误的，并坚决表示不予执行，这是整个帝国的历史上，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当北京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闹得不开交的时候，南方各省的督抚们，那些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大夫，已经断然否认了北京当权派们对义和团的称颂。这本也算不上什么高明，只是北京的那些当权派们实在是过于糊涂，怎可招引义和团，甚至进而对当时世界的主要列强宣战？一国尚且不敌，何况八国？
庚子年五月，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后，通电全国，要求地方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务必灭洋到底。但当时老太后有何能力去抵抗八国联军呢？戊戌政变后，北京那伙顽固派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要恢复刀弓石的武考呢！
这时，大理寺卿盛宣怀，当时也是帝国电报局的督办，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员“召集义民”的命令。令人吃惊的是，盛宣怀竟然把朝廷的电报给扣押了下来，随后立即给当时被排挤到广东的李鸿章发了电报。
这封极其重要的电报，不但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宁和繁荣，而且准确地预测了清末最后十年发展的脉络，它也预告了南方省份将重新主导了这个古老帝国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后来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都是首先爆发在南方各省。
盛宣怀给李鸿章的电报里说：“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全集&；#8226；电稿》，卷二十二）
电报的大概意思是说朝政可能被把持，所出的文告未必真实，各南方各省督抚最好权衡一二，力图保住各自的疆土安定。
李鸿章毅然复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朝廷之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的完成。当时李鸿章虽然被排挤到了广东做总督，但在地方上仍旧有很大威望。中央政府通令抗敌，东南各督抚们摸不准方向，纷纷发电报和李鸿章商议如何是好。
李鸿章已经看出北京的当权派们纯粹是螳螂挡车，只怕不待勤王兵到，北京就已经沦陷了！但公然和中央对抗，也的确需要有一定的胆识！
“乱命”，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一个政治术语，把朝廷之“旨”定为不真实的“伪诏乱命”，这就不能算反叛。南方的其他官员显然还没有如此大胆，敢于这样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
李鸿章这个表态大大激励了南方其他的官员们，决心将南方的半壁江山联合在一起，抗旨自保。虽然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这些大臣被痛斥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庚子年的巨祸中，我们这个古老帝国半壁江山的稳定，这些人是有贡献的。
预言家并不仅仅是李鸿章一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铁路大臣盛宣怀等都和李鸿章观点一致：北京的当权派们必败无疑。在北方义和团农民造反的同时，南方的士大夫们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造了一回反。
事实是，倘若东南各省不抗命，江南恐怕也要陷于战火之中了。当时各列强对南方也是觊觎已久，正在寻找机会闯入呢！北京事乱之时，英国已经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两江总督刘坤一得报后，急忙请求美国人从中斡旋，并调兵遣将以示坚决抵抗，英国人才知难而退。
长江一带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俄国当时派兵一百五十名，用茶船伪饰，以窥测武汉。后来被英国人所阻止，沿路返回。长江中下游一带本是英国人的利益范围，岂能容他人染指！英国人见北京局势混乱，中央政府已经有失控之势，于是借口帮助弹压土匪，想派遣舰队进入长江，后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婉拒。
张之洞告诉英国人，湖北已添重兵，并要求各州县禁止传播谣言，并全力捉拿匪徒，如果敢有故意生事的，立即正法；所有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当地政府一定尽力保护。
张还说，长江以内，无论上下游，有我与刘坤一（两江总督）两人，一定全力行使保护之责，请英国人放心。如果英国军舰强行进入长江，民间反而会惊扰生事。再说，其他各国也像英国一样的话，恐怕对英国不利。况且，吴淞口外英国军舰最多，英舰要是不进长江的话，其他国家也没有道理进入。
为了防止事端发生，张之洞还特意命令下属对管辖内的教堂及洋人调查清楚，加以保护。并婉言劝告洋商和传教士们，在非常时期，一定要加意检点；没什么事情不要外出游玩打鸟，免得小事致生枝节；凡与当地居民交涉，务必宽恕，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相安无事最好。洋人也是聪明人，自然也收敛不少。
张之洞好说歹说，总算打消了英国人进长江的念头。英国人不进，其他国家慑于大英帝国的余威，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看来，张大人“以夷制夷”之法，运用得是十分纯熟。这个事件，其实只是“东南互保”的发端。
所谓“互保”，简单说就是：南方督抚绝不支持义和团灭洋之举动，不奉北京政府对各国的宣战之诏，并且努力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作为交换，洋人不得在南方各省军事活动和其他过激行为。
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肯督抚保护。而这也得到了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支持。
东南各省督抚甚至暗中约定，如果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将推选李鸿章做总统以支撑危局…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出同样建议！据说，李鸿章对这个“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总统）之位也颇有兴趣。只是后来北京虽然沦陷，但慈禧太后逃至西安，这个提议也就寿终正寝。
南方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造反方式，这就是唐才常的自立军。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戊戌维新期间，在湖南参加变法运动，“戊戌六君子”被杀后，悲愤至极，决心推翻顽固派政权，拥立光绪帝恢复变法新政。唐才常在日本谒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康有为正大力提倡保皇，鼓动起兵勤王。康有为后来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
孙中山当时也在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后来主动与康、梁联络，倡议合作在长江地区发动起义，并派吴禄贞、傅慈祥、毕永年等兴中会员直接参与其事。但康有为一心保皇，拒绝与革命派合作，而唐才常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欣然表示愿与革命派联合起事，决心回国发难，并与梁启超、吴禄贞、林圭、秦力山等商讨起义的具体部署。
唐才常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1900年六、七月间，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8月2日唐才常宣布组成自立军，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
但后来起义因康、梁等人允诺的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粮饷无着，总起义日期后延。不料，前军安徽大通自立军未得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准时起义，并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占领大通县城。
闻讯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秦力山、吴禄贞兵少不敌，率众退往九华山。事发后，唐才常从上海溯江西而上，抵达汉口指挥起义，但大通起义失利消息传来，湖北清军蠢蠢欲动。形势紧迫，唐才常、林圭等人决定破釜沉舟，于汉口发动起义。
殊不知，张之洞对自立军的活动早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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