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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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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政”改制而伪造的，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没有任何关系。康有为在列举了几个论据后，便把古文经学给一棒子打死，进而诬陷古文经学淹没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原意，扭曲了孔子的思想。就这本书的学术本身来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就连梁启超也认为这本书在逻辑上牵强附会，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不惜抹杀甚至曲解证据。
但是，这本书在学术上的失败，并不能抹杀其在政治宣传上的成功。1891年，《新学伪经考》正式刊行，其猛烈攻击了当时乾嘉诸老的汉学基础，立即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谩骂的人很多，但拍手叫好的人也很多，可谓是赚够了眼球。这种反响，估计比如今的易中天和于丹还要大红大紫。
不过，后来清廷最终下令焚禁此书，戊戌和庚子年又两次奉旨毁版，但中国禁书的特点偏偏是越禁越火，戊戌变法后还是有人在偷偷出版此书，大卖特卖，销量火得很。
《新学伪经考》一炮打响后，康有为又在弟子们的协助下，根据《知圣篇》又写出了新作《孔子改制考》。在此书中，康有为通过对今文学经典的研究，断定《春秋》是孔子为阐发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而创作的。康有为在书中认为，孔子之前的历史都是茫然无稽的，孔子创立儒教和当时诸子百家一样，都试图通过托古的方式重建自己理想中的社会，而六经中的尧舜文武都是孔子思想的寄托之人，不一定都是实际存在的；六经中的先王事迹，也是孔子为了彰显自己的思想而改作的。这样，孔子活脱脱成了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受到更大的非议也就再所难免了。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不无惋惜的说：“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这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
康有为的狂妄，实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他后来之所以得罪李鸿章、得罪翁同龢、得罪张之洞等人，实属其性格的自大和狂妄所致，以他的个性，行为处事不僵硬固化和教条主义，那才真是怪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戊戌变法是成于斯，也败于斯，历史的悖论和巧合，真是无处不有。
5．3、组学会广联人才，办报刊创通风气
“公车上书”就像一次盛大的广告，宣告了维新派的闪亮登场。但是这种广告效应毕竟只是暂时的，运动一旦结束，广告的播放随之终结。如果不能持续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插播维新广告的话，康有为、梁启超和他们的维新事业很有可能被人们所遗忘。
《马关条约》如期换约生效后，日军逐步退出中国境内，官僚们觉得危机已经过去，他们又可以平安无事地数钱、喝酒、听小曲，过着自己舒服的小日子。这种苟且偷安的气氛深深地刺激了康有为，他认为中国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度日，而应该汲取甲午战败的教训，速图自强。于是，康有为于1895年5月第三次通过都察院上书光绪皇帝。
不过，稍微有点变化的是，在公车上书注定失败的那一天（1895年5月3日），康有为实现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龙门一跃成为新科进士，并随后被授予工部主事，正式成为了中央部委的公务员。
进士的功名只是个头衔，当时的康有为在京师知识分子中已经享有很高的名声，朝中大臣对他也略有所知，例如帝师翁同龢就开始注意到他。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主战派翁同龢意识到“旧法不足恃”，中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正好小皇帝光绪也日图振兴，翁同龢遂转变态度，主张变法图强，一雪前耻。
但是，光绪皇帝虽说是亲政，但大事都要向慈禧太后请示报告，慈禧太后拥有比光绪皇帝更高的权威和毋庸置疑的最终决定权。帝党迫切地希望救亡图存、保全国家，而要救亡图存，就必须维新变法。但是，变法就必须要有权，当时朝廷上下掌握实权的都是慈禧太后的人，从他们手中要权力，谈何容易！
翁同龢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后，在户部主事陈炽（康有为同乡）的陪同下，不惜屈尊来到康有为下榻的粤东会馆，但不巧的是，康有为有事外出了。待康有为回来得知翁同龢来访之后，他立即前往翁家回访，两人就中国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翁同龢对康有为一见如故，大谈维新变法事宜。
就在翁康相见的第二天，都察院将康有为的上书转呈给了光绪皇帝。虽说康有为有过三次上书，但这是光绪皇帝第一次读到康有为写的东西。据说，光绪皇帝看后大喜，当即命抄录三份，一份按惯例送呈慈禧太后，其余的三份，一份留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讨论学习，一份放在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自己不时参考浏览。
就在同一天，翁老师向皇帝学生密报了他昨日与康有为见面的情况，鼓励光绪皇帝利用康梁等新派人物巩固自己的权力，推行变法，这和光绪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康有为得知自己的上书被转呈光绪皇帝后，心情十分激动，便乘兴再次向皇帝上万言书。
但是，这次上书被他所在部门的上级领导李文田所拒，之后康有为通过袁世凯代递督办处，荣禄也不肯收，第四次上书无果而终。这次上书的失败，让康有为认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在帝党陈炽、沈曾植等人的建议下，开始在京师官僚士大夫中组织成立学会，这就是后来的强学会。
办学会要经费，幸好后来在京城年轻士大夫组织的一次宴会上，获得了不少的捐款，其中袁世凯就当场认捐了五百元。强学会成立后，每十日###一次，康有为等人经常借机发表演说，宣传变法主张。后来活动影响大了，翁同龢也答应每年从户部拨给若干资金进行资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后任刘坤一也各捐五千银元，连帝国军队的少壮派军官，如前面提到的袁世凯，还有聂士成和宋庆等人，也各捐若干元。
但是，让人诧异的是，当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强学会捐款两千元以示支持的时候，强学会的那帮负责人（应该主要是康有为的意思）居然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由加以拒绝，当场刮了人家的胡子，让老李很没面子。回头看来，康有为等人的僵硬做法的确是给后来的变法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让本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后来的###中袖手旁观，或者干脆就走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
康梁等人未免太轻视李鸿章等实力派官员的力量了。李鸿章在奉命出使俄国前曾扬言说：“若辈与我过不去，等我回来，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果不其然，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随后便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随后，都察院便很快借机将之封禁，一时风光无限的强学会，几乎未经抵抗就宣布完结。
强学会被封之后，康有为跑到上海说服两江总督张之洞同意他在上海重开强学会，还想办法从张之洞的私人腰包里掏了五百两，并划拨公款一千两作为办会的经费。康有为的经济头脑看来是不错，后来变法失败后他到各国的华侨中演说，倒也收入颇丰。
但这时，康有为的倔强脾气又坏了事。张之洞乃是当时的儒家大师，他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后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便委婉地劝说康不要再宣传类似的荒唐学说，并表示只要康放弃所谓孔子改制说，他一定为上海强学会提供足够的活动经费。我们的康老师倒是一贯立场坚定，丝毫不为所动，并坚决表示：“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
很不幸的是，这种狂妄倔强换来的代价就是张之洞不久便下令解散了上海强学会。
不过，张之洞在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的同时，还是为其预留了一定空间的。后来，张之洞派自己的幕僚汪康年去办理强学会的善后事宜，汪康年便找到黄遵宪和梁启超，一起筹办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时务报》。在《时务报》第一册上，有两篇梁启超的署名文章，一篇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篇是梁启超的成名作《变法通议》的自序。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梁启超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在《变法通议》中一览无遗，这样的文字，自然成为当时的流行文字。《时务报》发行之后，立即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数月之间，《时务报》行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也因此“暴得大名”。张之洞在读过几期《时务报》之后，亲笔致信梁启超对其大为夸赞，并随信捐助五百银元，而此时梁启超还只有二十四岁，便已崭露头角。
在《时务报》大行其道的时候，全国各地也诞生了许###新报刊，如北京的《中外纪闻》；上海的《昌言报》、《新学报》、《中外日报》等；湖南的《湘学报》、《湘报》；天津的《国闻报》；广东的《岭学报》；澳门的《知新报》；四川的《蜀学报》等，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当时《时务报》的影响主要在南中国，而北中国最富影响力的报纸则是《国闻报》。报纸办的好坏，主要靠的是报馆主笔，《时务报》当时靠的是梁启超，而主持《国闻报》的严复也大有来头，当时号称“南梁北严”。
严复，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严复少年时曾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痛感民族危机严重，开始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原强》、《辟韩》等一系列主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1897年10月，严复与友人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租界创办了《国闻报》，不久该报就成为“北方报纸之最佳者”。
严复最大的贡献，在于把西方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系统的介绍到中国，其中尤其以《天演论》影响最大。《天演论》本是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重要作品，严复在译述时，结合中国实情写了不少按语，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以此阐明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并认为只有实行变法才能“自强保种”，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
《天演论》的成功发行，使得社会进化论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是一次重要思想启蒙，《天演论》中的许多词语，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几乎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时尚最流行的词汇，不少人甚至将这些词语拿来作为自己的名字和号，如后来的胡适（字适之）。
据说，康有为读到《天演论》译稿后，连连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的第一人，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收了不少进化论的观点。毫不夸张的说，只有从《天演论》介绍进化论开始，才开始真正激起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和渴求，严复也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的地位。
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天下闻名，后来湖南时务学堂就盛情邀请他去担任总教习，梁启超欣然同意。在他到达湖南长沙的当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湖南学政江标、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等湖南官绅及社会名流熊希龄、唐才常等纷纷前往迎接，学堂全体师生更是齐集学堂门前，燃放鞭炮予以欢迎。
但是，梁启超在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时候，经常放言高论，无所顾忌的鼓吹其师康有为创立新孔教的意义。时务学堂的学生在梁氏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当地守旧势力所不能容忍的异端倾向和言论，当这些言论传播出去后，“全湘大哗”，先前还真诚欢迎梁启超赴湘的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纠集一批守旧士绅，向陈宝箴递交《湘绅公呈》，攻击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使时务学堂的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并要挟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摒退梁唐二人。
在这些人的强大压力下，与梁启超同气相应的长沙南学会主讲人皮锡瑞被赶走，南学会被哄闹，《湘报》主编被殴打，王先谦等人还发动同乡京官向清廷上奏，攻击湖南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官员。由此，湖南原本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至此遭受重创。不久，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也只得黯然离开湖南，前往北京。
而此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发起组织保国会而忙得不亦乐乎。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康有为心急如焚，于1897年12月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他在上书中沉痛的指出，大清帝国已经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国内老百姓的不满和反抗活动也已威胁到清王朝的生存，如再不及时变法图新，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此次上书，再次因为康有为的上级领导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而未能递达给光绪皇帝，但是，这封上书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和上海见诸报端，在当时不亚于一次小小的“地震”。就连深宫里的光绪皇帝后来对此也有所风闻，并有意召见康有为，以当面听取康老师对变法革新的通盘设想。
但是，光绪虽然贵为皇帝，但也并非万事神通，当时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䜣就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反对光绪皇帝直接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皇帝只好通过中间方式，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以了解康老师的变法主张。
1898年 1月 24日，对康有为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该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奉命在总理衙门找康有为谈话。多年之后，康有为回忆起这次谈话，说荣禄曾提醒他“祖宗之法不能变”，而他却毫不客气地回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虽然康有为的反驳很有道理，但他只是个新进的六品小官，用这种口气回应当朝红人荣禄的提问，怎能让人对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康有为的狂妄自大，即便开始对其颇为赏识的翁同龢也都觉得他过于“狂甚”。但出于政治考虑，翁同龢还是在这次谈话后在光绪皇帝面前夸赞了康有为一通。
光绪皇帝听后，大感兴趣，于是康有为在五日后遵照皇帝的旨意，日夜赶工，将《上清帝第六书》（即《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连同《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递到总理衙门。这次上书因为有了皇帝的指示，没有任何的阻挠便很快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并深获光绪皇帝的赞赏，小皇帝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但是，制度局一设，原有的行政体制势必或瘫痪或废除，原有的官吏队伍也随之面临着下岗再就业的危机。这样一来，原有的官吏队伍人心惶惶，大部分人都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并极力批评康有为等人动机不纯。
在这些人看来，康有为等维新派目前不过是权力的边缘人，他们变法的目的，实质上是试图通过设立新机构来夺取权力而已。尤其是康有为提出在各道设立民政局的建议，更是被反对者认为是试图以民政局夺取各省督抚将军之权。反对者抱怨说，如果朝廷听任康有为这些人胡作非为，其最后的结果不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发展道路，而是“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
由于反对者的势力太过强大，康有为觉得完全依赖清廷内部的力量去推动变法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于是，他又将精力转向民间，期待民间的维新力量能形成相当的气候，以配合他们这些政治边缘人一道去推动清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
于是康梁等人又想起了组织学会的办法。康有为先是策动在京的广东应试举人及各界名流二十余人成立了粤学会。在维新派的组织下，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也相继在京成立。1898年4月，在各省学会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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