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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哒也坏剿�们后来际遇的记载，但如果是现在，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回归表示真诚热情的欢迎。即使他们不是英雄，我们也无权对他们进行指摘。

　　最可恨，莫过于一些将领的无能和指挥失当，譬如叶志超和卫汝贵之流。牙山敌众我寡，守不住是正常；平壤敌强我弱，守不住也情有可原。但是，胜有胜法，败也有败法，即使是撤退，也要有撤退的章法，这叶志超和卫汝贵之流，对平壤溃退的严重后果是负有全责的。这次无组织的撤退，导致清军死亡一千五百多人，被俘六百多人，平壤城外，尸首狼藉，近五个营的兵力被白白葬送（详见前文）。

　　这种灾难性、无组织的大撤退，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再次发生，总指挥是立下军令状的某唐将军。平壤失利后，叶志超被械送京师，定斩监候；卫汝贵则因纵兵抢掠被斩决，算是罪有应得。更可笑的是，卫汝贵听从其妻“善自为计，勿当前敌”的妇诫，遇敌则逃，被日本人传为笑柄，并作为教材警戒国人。

　　在陆路战场上，虽然清军是一路溃退，但也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将士，譬如平壤城头朝服战死的回族将领左宝贵，白发将军宋庆，守卫旅顺的将领徐邦道和英勇顽强的淮军将领聂士成、马玉昆等，那都是英雄好汉，中华的好儿郎。

　　比陆军更为壮烈的，是那些海军的将士们。据查，北洋舰队14名管带中，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超勇管带黄建勋和扬威管带林履中，均在黄海海战中壮烈殉国。四人中，除经远管带林永升是当场阵亡外，其他三名管带都是座舰沉后，不顾救援而决意与舰同亡，意在殉国。

　　譬如镇远管带林泰曾，因镇远号入港时不慎触礁受伤，无法出战，他为此自责过度，心情忧愤而自杀身亡。在余舰被困、救援无望的情况下，为防止军舰资敌，定远管带刘步蟾炸毁自己座船后，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自杀身亡。次日夜，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生服鸦片自杀，同晚，护军统领张文宣也以同样方式自尽殉国。两天后，镇远的继任管带杨永霖用手枪自尽。

　　北洋舰队十五名高级将领（提督丁汝昌加十四名管带），就有八名阵亡或自杀殉国，一名自杀未遂（靖远舰管带叶祖跬在船被鱼雷击毁时自沉，被水手拼死救起），而方伯谦则可能是冤杀。

　　帝国的海军精华，一时俱去。这是何等的惨烈！

　　最让人寒心的，莫过于我们某些历史学家听信一些洋员的回忆录，抹杀北洋舰队将士的英勇。正如唐德刚先生指出的，以英人泰乐尔的谰言最为无耻，竟然骗了我们学界这么多年，连电影《甲午风云》都是以之为脚本，遗毒甚大。

　　这个泰乐尔，本是英国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洋瘪三，跑到上海来掘金，后经人推荐到定远上当差。估计定远管带刘步蟾没正眼瞧过他，此人一直怀恨在心。刘步蟾是留过洋见过世面的人，连货真价实的英国海军将领琅威理他都不放在眼里，何况这营中混混？怪不得此人后来咬牙切齿，要把刘步蟾等肆意抹黑，将我殉国将领说得一文不值，以泄私愤。至于其他洋员如美籍洋员马吉芬、英籍洋员马格禄，这些人的话恐怕都要打个折扣才行。

　　事实上，黄海海战开战之初丁汝昌即受伤后，刘步蟾升旗代为指挥，战功卓著。定远和镇远两舰血战近五个小时，各中敌弹数千发，幸有铁甲护船，炮战中巍然不动。定远在刘步蟾的指挥下，击中并差点俘虏敌舰比睿，随后，定远巨炮又击中敌舰赤城，当场打死赤城舰长坂元八郎太，赤城驶逃过程中又被来远屡屡击中，好不容易逃出作战海域，宣布报销。战至下午三点半，定远一炮击中松岛，松岛当下就舰体倾斜，烈焰冲天，当场杀死杀伤敌方八十四人，并令松岛丧失了指挥和战斗能力。正因为如此，日本舰队才首先撤出战斗。

　　硝烟散去，遥想当年（1891年7月），李鸿章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访问日本，后来晋见天皇，备受礼遇，而刘步蟾等人的英国海校同学东乡平八郎只能叨陪末座，很是灰溜溜的。后来东乡平八郎应邀上舰参观，见船上水兵竟在两尊主炮炮筒上晾晒衣裤，如此的藐视武装，不觉心中暗自冷笑，回去后告诉同僚，说北洋舰队不足为惧。

　　1886年，北洋舰队在黄海上进行第一次大操时，比两位海军大臣醇亲王奕澴和李鸿章更重要的检阅官，居然是下面没有东西的太监李莲英。如此说来，在神圣的主炮炮筒上晾晒衣裤，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情。

　　体制之误，夫庸何言？　　

　　说到这封建王权体制，要碰到开明有为之君，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不过，晚清数朝偏偏运气不太好，皇帝不是早死就是生不出儿子，让慈僖太后这个狠毒的女人把持权位几十年，在她的治下，大清帝国一步步滑入深渊。

　　光绪帝亲政后，退休的慈禧太后仍旧抓着大权不放，加上多年的后党已成气候，在这权力移交过程中，就隐然形成了帝后两党之争。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皇帝也开始变得自主和逆反，自知为一国之君，当奋发图为，特别在一个状###师的教导下，也颇想做一个明君圣主。

　　这个状###师翁同龢，乃出身“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帝师名门，光绪帝从小就跟着翁老师学习，后者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光绪帝悉心的指导和照顾，弄得光绪小皇帝“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过于依赖了。　

　　翁师傅乃当时著名的清流派领袖，此人在甲午战争中一味主战，却不知兵。据说，翁师傅主战乃夹杂着和李鸿章的个人恩怨。原来，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见前文），李鸿章不欲战，翁师傅就偏要他战，至于结果如何，就不在翁师傅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李鸿章和翁同龢斗了几十年了，再斗一次又有何妨？

　　据说，一代中兴重臣恭亲王奕��临死前，光绪帝亲自前往探视，但时就问皇叔，“朝中人物，谁可大用？”小皇帝想让他推荐自己的翁师傅的，但他恭亲王坚决不提。小皇帝等不及了，就问，“如今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啊？”恭亲王挣扎着起来，大声说，“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也！”

　　恭亲王阅人无数，老于世故，如此大的反应，估计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光绪皇帝当时毕竟年纪轻，经验不足，被他的翁师傅一鼓噪，便成了最坚定的主战派。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细查道光、咸丰和光绪祖孙三人分别应对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时候，发现其心态如出一辙：

　　“开战之初，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畏缩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

　　正因为如此，小皇帝才不断辱骂那七十多岁的李鸿章，逼迫老李立刻率领他那过气的淮军，杀奔战场，至于有无准备，结果如何，从不考虑，或者干脆瞎指挥一通。

　　譬如旅顺吃紧后，李鸿章收到小皇帝的谕旨：“前因旅顺防务紧要，电饬李鸿章亲自巡历，激励守御，迄今旬日，不见一字复奏。当此军情万紧之时，岂容如此玩误！‘定远’等船，迄今尚未修好，不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甚痛恨！‘定远’‘来远’等为该军制胜利器，著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正法！”

　　北洋舰队被围困在威海卫后，小皇帝又下令：“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威海一口，关系海军甚重。在事将弁兵勇，倘能奋力保全，将登岸之贼迅速击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婴重罪，亦可立予开释。”

　　小皇帝火气很大，但他哪里知道，北洋海舰队在军舰减少、多数军舰有伤的情况下，乘间出击恐怕是加速死亡，而断贼归路，又如何断起？

　　李鸿章访问欧洲时，德国铁血宰宰相俾斯麦曾经暗喻李鸿章只会打内战，李鸿章渭然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矣！”作为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李鸿章倒腾的那些瓶瓶罐罐，竟然被东洋小鬼子打了个七零八落，呜呼哀哉！

　　眼见“中兴”大业就此沦落，老李也只能叹道：“老夫办了一辈子的事，就是练兵和海军。如今看来，都是些纸糊的老虎，何尝能真正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凃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箿，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箿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诚然！洋务运动搞了近三十年，洋枪洋炮洋船都买了；洋人也请了；兵工厂、造铁厂、织布局、同文馆、船政局、总理衙门外交部，还有北洋、南洋水师，都搞了，看起来也像模像样，可惜，那只是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而已！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李鸿章也只得承认自己只是个“裱糊匠”，大清朝也不过是“东贴西补”的一间“破屋”罢了。

　　最苦《马关条约》的谈判，老李挨了一枪不说，还得搭上千古骂名，如他自嘲：“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从战争到外交，老李“以一人敌一国”，奈何？

　　由此看来，洋务运动只搞四个现代化是不管用的，这不过是新酒装旧瓶，裱糊而已。也由此，戊戌变法也就开始酝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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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平地一声惊雷起，台湾从此落虏尘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惨败导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正如黄遵宪在《台湾行》里写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台湾民众群情激愤，誓不臣倭。

　　正如《台湾行》里所写，“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大陆移民对台湾早期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大力推行新政，搞起了铁路、商轮、屯垦和开矿等洋务，为台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样一个具有极为重要战略地位的闽浙门户和拥有如此丰富资源的宝岛，竟然被清廷轻易割弃。

　　“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黄遵宪的诗歌代表了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心声。即使他们的抵抗失败了，但是，民众在斗争中也开始逐步觉醒。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才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6．1、平地一声惊雷起，台湾从此落虏尘

　　美丽的宝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早在三国的时候，吴国孙权就派遣大将卫温率甲士万人前往台湾，当时台湾被称为“夷洲”。隋唐时期，台湾被改称为“流求”，元明时期，已设有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和台湾等地。明末清初，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有计划的招纳了大量大陆移民前往开发台湾，一时间台湾的发展颇为可观。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和大陆实现统一，台湾设府，归福建省台厦道管辖。雍正七年（1729年），台厦道改为台湾道，当时的台湾人口已经接近190万。1883年中法战争中，法国人想踞台湾为质被挫败后，清廷也由此意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是在1887年改台湾道为台湾省，作为全国二十个行政省之一，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当时台湾人口已经达到320万。（以上人口数字来自于安然著《台湾民众抗日史》第12页，台海出版社2003年版）

　　早在1895年3月中日在马关举行第三次谈判的时候，伊藤博文突然不经意的问道：“我国之兵，现往攻台湾，不知台湾之民如何？”李鸿章不知就里，说：“贵大臣提及台湾，想遂有往踞之心，但英国将不甘心。”

　　伊藤博文心头暗笑，老李又来玩“以夷制夷”的那套，忽悠谁啊？当时的英国，在和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并取得日本的大量让步后，早已经是日本的盟友了！

　　等到日本铁定心要吃进台湾的时候，李鸿章见英国人无动于衷，只得再次警告伊藤说：“台湾巡抚来电说，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这事恐怕不好办。”　伊藤博文倒是干脆，说：“让他们鼓噪，我自有办法搞定。”

　　各位看官！纵观整个十九世纪，国际社会中可谓是流氓当道，各国谈判的地位主要是靠拳头的软硬来决定，此时的李鸿章，哪里还有什么办法？早在谈判之初，台湾人民听说台湾不在停战之列，心中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一直担心的事情……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最终成为了残酷的现实。　　

　　《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都大为震惊。恰逢当时在北京举行会试，正在北京赶考的各省举人一千多人联名上书，其中台湾省举人更是群情汹涌，抗议清政府“弃地界仇”，声称台湾人民“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台湾举人汪春源上书朝廷：“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

　　“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雠，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

　　汪春源沉痛指出：“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雠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

　　台湾进士、前工部主事丘逢甲，也上书质问：“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

　　笔者记得多年前读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讲的是色当战役中法国被普鲁士打得大败，法国的临时政府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了普鲁士，小主人公赶着去上课，不料这已经是最后一课了。伤心不止这一家，如今的台湾人民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被割让的消息就传到了台湾后，台湾人民震惊了，“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伤心欲绝的人们拥入官署，跪拥在台湾巡抚唐景崧和其老母脚下，要求为民做主，撤回《马关条约》。　

　　彰化县绅民更是在县署门前公开贴出大字报，大骂李鸿章等人：“我台民之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非丧于倭奴之手，实丧于贼臣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手也”。对于此等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台北的民众则直接采取行动，他们不但鸣锣罢市，并###宣布所有台湾饷银均不得运出，制造局也不准停工，以随时准备进行抗日。另外，他们还发布檄文，宣布“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决不束手就擒，甘做亡国奴。

　　但是，所有的这些抗议都归于无效。收到各界民众的抗议后，总理衙门复电台湾巡抚唐景崧说：“割让台湾，实在是朝廷万不得已，没有办法。台湾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比起京师来说，台湾的地位不如京师。现在日本人还占据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万一敌人乘胜直攻大沽，那京师就危在旦夕了，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理解朝廷的苦衷。何况，台湾岛孤悬海外，终究是难以长久据守。大家不可因为一时的义愤，就忘记了以前所陈的种种患害于不顾。”

　　随后，朝廷又下政策：“交割台湾的期限为两个月。台湾百姓愿意内渡的，大陆接收；两年内，没有内渡的就改衣冠，成为日本人治下属民。”一席话，说得台湾人民心里哇凉哇凉的。

　　此电传出，台湾全岛，哭声震天。台湾巡抚唐景崧也心酸不已，两月之内反复陈电朝廷达二十余次，恳求朝廷再想办法，切不可轻易割台。在电文中，唐景崧甚至责问朝廷：“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