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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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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翰林院八十三人和内阁官员上百人联名上奏反对和约，前线的宋庆、李秉衡等人也纷纷上书要求拒约再战。此时，正好北京举行会试，各省举人大为激愤，会推康有为上万言书，提出“迁都练兵变法”三策，这就是历史上的“公车上书”，也是维新变法之发端。
只可怜光绪小皇帝这几日焦灼万状，思前想后，“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在海军已覆，陆战不能的万般无奈之下，光绪皇帝只得在五月二日批准了和约。
和约批准后，光绪皇帝深感上愧祖宗，下慊国人，随后在五月十一日下罪己诏：“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体谅也。”
皇帝要老百姓体谅，可谁去体谅那些老百姓呢？
5．9、三国干涉还辽，帝国威风扫地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欧美列强本对日本并不看好，但让洋人们大跌眼镜的是，战争从一开始就呈现一边倒的局势。但倒掉的，是老朽的大清帝国。
日本在旅顺的暴行和谈判中的狮子大开口，让西方列强很是惊诧莫名。其中，沙俄对于日本割占其视为利益范围之内的辽东半岛，大为不满。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认为，“日本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战争。日人在占领南满以后，决不会止于此，无疑将向北推进殖民。”沙皇红人财政大臣维特也认为：“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国的。我们应坚决声明，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
但是，俄国当时在远东无海军基地（旅大就是其觊觎的目标），陆路则西伯利亚铁路未竣工，不利与运兵，单独和日本开战，似无把握。不过，幸好当时俄法结为同盟，可以共同行动。但俄法两国声音还不够大，因而俄国又想把英德两国也拉进来。
但英国明确表示不参加这个临时组织，因为英国认为，“马关条约对于英国更有利，因为新埠口的开放和更巨大便利的让与将给国际贸易带来好处，而且日本的胜利将阻碍俄国政策在满洲和朝鲜的进展。”
但出乎俄国意料的是，德国却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原来，在当时的世界范围里，殖民地已经基本瓜分殆尽，新兴的德国因国内统一问题来迟了一步，面对自己强大实力和少得可怜的殖民地，巨大的落差让德国人心怀不满，正唯恐天下不乱呢。
《马关条约》签字当天，俄、德、法三国沟通好后，德皇威廉二世下令各派一艘装甲舰和巡洋舰前往东洋。原来，德国人看上了中国的山东半岛！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俄、德、法三国公使约好一起到日本外务省送备忘录。俄国公使的备忘录称：“俄国政府对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一节，不但认为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以上实对将来远东永久之和平发生障碍。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
随后，俄国公使希特罗渥还警告说，日本要是永久占领辽东半岛，恐怕会招致冲突。德法两国公使的备忘录意思也差不多，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更是恫吓说：“日本必须让步，因为对三国开仗是没有希望的。” 当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患肺结核请假休养去了，值班的外务次官林董没见过这架势，听了这几个大胡子洋人的话，一时慌张得不知如何作答。
光说不练是不行的。为了给日本增加点压力，俄国命令其太平洋舰队在东海、黄海和日本海游弋示威，并在神户和烟台各聚泊数舰，炫耀武力。另外，俄国将在东西伯利亚的五万兵力全部集中到海参崴待命，做出一副开战的样子。德法两国也派军舰到黄海活动，大搞紧张气氛，仿佛战争马上就要爆发。
日本人这下慌了手脚，伊藤博文赶紧提请在广岛举行御前会议。伊藤博文经过数夜的苦思冥想，提出了三种方案：
一、断然拒绝俄、德、法三国要求；
二、 召开国际会议，将辽东半岛问题交该会议处理；
三，接受三国劝告，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
对于第一策，伊藤博文实在没有把握，光俄国人就够日本人喝一壶的了。伊藤博文自己也说：“俄国人的舰队有十二万吨，而我方的军舰连缴获的都算上才八万吨。不仅吨数不及，而且我舰在一年间连续奔波于海上，大部分受了伤。况且，他们还有四艘铁甲舰，如用来切断我之后勤供应，无论如何也不能打仗。”
但对于第三种方案，日本人又心有不甘，于是便决定暂从第二种方案，即召开国际会议来处理这个问题。但后来外相陆奥宗光见到伊藤博文后坚决反对这个方案，认为这个方案会导致问题复杂化，说不定中国会挟洋自重，乘机不批准条约，使得《马关条约》成为一纸空文，这万一弄不好，到嘴的鸭子可就飞了。
陆奥宗光的意思是，先拖一拖，摸清三国特别是俄国真实意图再做决定。于是，陆奥宗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答复俄、德、法三国公使： “如中国政府同意：一、批准并在指定日期互换条约；二、偿还附加赔款；三、在日本撤离后永远拆除在旅顺口的防御工事；四、暂时占领辽东半岛作为担保；五、中国政府承担这一占领费用。日本政府同意放弃永久占领辽东半岛。”
但是，俄国的态度并未转变，仍旧严诘日本退兵。日本又想拉拢英、美、意三国组成反干涉的联合阵线，但英、美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对它们没什么重大利益可言，为此得罪俄德法三国，得不偿失，代价太大，因而对日本的拉拢也无动于衷。
照会以后，俄、德、法三国公使不断到日本外务省催促其作出答复。俄国公使希特罗渥对日本外务次官林董说；“希望日本政府不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制造新的困难，与三国对抗。”法国公使哈尔曼也说：“日本在伪装的局外人的好意冲昏头脑之前，应该三思！”言外之意，是警告日本人别想用“拖下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计不成，陆奥宗光又生一计。他再次向俄国送备忘录说：“日本政府对于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权，除金州厅外，完全放弃。但日本与中国商议后，当以相当款项作为放弃领土之报酬。在中国完全履行其媾和条约上之义务以前，须占领上述土地作为担保。”同时，日本又向德、法两国送了同样的备忘录。
俄国人不是傻子，日本想通过这种方式变相的永久占领自己看中的金旅地区，岂能随意松口答应？在和德、法两国商量后，俄国人照会日本政府说对其提议很不满意，并认为“日本占有旅顺口于事有碍，须坚持最初之劝告，决不动摇。”
陆奥宗光玩尽心思，到此才算明白，国家实力的大小决定自己在国际事务上声音的高低，日本“如无以武力一决胜负的决心，单凭外交上的折冲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慑于俄、德、法三国的淫威，陆奥宗光在得到天皇的批准后，本着“对俄、德、法三国完全让步，对中国一步不让”的原则，电告驻俄、德、法三国公使，宣布放弃永久占领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这才乐呵呵的表示非常满意。
但是，归还辽东半岛是有条件的。随后，俄、德、法三国又同日本就交还辽东半岛的条件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当时德、法认为，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乃是对俄、德、法三国的让步，而并非对中国让步，因此，日本不能对中国提要求。俄国也认为，即使要求赔款也不能过多，以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两为宜。
据说，关于这个问题，陆奥宗光曾在同三国公使会见时，用试探的口气问：“按阁下等之估计，清国能付出多少赔款？”俄国公使希特罗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前些天，德国公使阁下曾在做梦中得知其金额，据说为一千万两至一千五百万两。”陆奥宗光说：“如有买主愿买辽东半岛，便卖给出最高价格者。”希特罗渥哼哼道：“辽东半岛土地贫瘠，恐无支付巨额代价者。”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则插嘴说：“如自战略上论之，当然具有很高价值，但此难用金钱估量。”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陆奥宗光通过这次谈话，基本摸清了三国对赔款的态度，要从中国身上狠敲一笔了。（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随后，日本提出，中国需要赔偿白银一亿两赎回辽东半岛。经过中国的力辩和三国的反对，日本后来又主动降为五千万两。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三千万两成交，日本还提出必须在三个月内交清，随后日本军队才从辽东半岛撤回。
按照约定，清军陆续收回海城、凤凰城、岫岩和旅顺、金州、大连湾，1895年底，辽东半岛全部收复。 只可怜，在这个精彩的“三国干涉还辽”大戏中，清廷只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小角色。
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俄国人出了力，当然得要有回报。1896年6月，李鸿章前往俄国，访问期间签订《###》（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俄国修建一条穿过东北的大铁路，无论战时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日本要是入侵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土地的话，中国所有口岸均向俄国兵船开放。换句话说，中国的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对于俄国的虎口夺食，日本引以为奇耻大辱，伺机要报这一箭之仇。1904年，日俄爆发战争，战场仍旧是辽东半岛，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战败的俄国将所有权益全部转移到日本名下。可怜的清廷又做了一次相公，居然还恬不知耻的划出战区，宣告中立，供他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如此不争气的清廷，已经逐渐丧失了作为国人代表的资格。
一战爆发后，日本也没有忘记当年德国给自己的羞辱，趁着德国快要战败之际，突然宣布对德宣战并出兵占领了中国的青岛。当时的德国，从三国干涉还辽后，已经在青岛和山东半岛经营很长时间了。
有个电影台词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军国主义下的日本，终究撑不了多久，二战结束后，它获得的所有侵略权益，全部都乖乖的吐了出来。但是，它给那些受害国和本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却不是轻易能够抹平的。
5．10、英雄抑或狗熊：甲午战争中的群生相
近年来对甲午战争中争论最为厉害的，莫过于济远管带方伯谦是否冤杀这桩公案。
方伯谦在大东沟海战后被正法，军中哀之，洋员不服，连敌军主帅都颇感惊异。被杀理由，是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逃跑时，除挂白旗外，还悬挂了日本国旗，着实可恨之极；大东沟海战，方伯谦不顾大局，率舰先行脱逃，岂为国法所容？
如此故事，经过经典名片《甲午风云》的大肆渲染，方伯谦作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的形象，几乎是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如今其后人和学者想要翻案，有点困难。
但是，笔者忍不住要叹一声，以文学创作取代学术考证，这本就是历史学的悲哀。有冤情并不可怕，比冤情更可怕的，是不许喊冤。
就在方伯谦被正法后不久，就有人以《冤海述闻》为方伯谦喊冤鸣屈，这桩公案到现在都不能平息，这本身就很蹊跷。到底方伯谦是贪生怕死、死有余辜呢，还是李鸿章或者小皇帝红笔一钩、一怒使然，让方做了替死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事实的本身。
方伯谦，字益堂，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福州船政学堂一期毕业生，和刘步蟾等人同学，并一起被公派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留学，回国后任济远舰管带。战争爆发前，方伯谦屡次上条陈给李鸿章，奏请速添快船，改善装备，将舰队聚零为整，“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如此人才，大清帝国找不出几个。
丰岛海战中，济远以一敌三，虽有广乙相助，但广乙不过一国产的千吨级小舰，自顾不暇也不堪一击，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就单舰而言，敌方三舰无论在吨位、速度还是炮火指标都在自己之上，一舰尚且不敌，何况三舰乎？济远接战后，舰上人员伤亡非常严重，包括大副、二副在内，已有五十七人死伤，伤亡惨重。
诚然，济远是不敌对方三舰而向中国方向撤退，甚至在被敌舰追击的过程中悬挂白旗，继而加挂日本旗，但被众人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一点，那就是济远在整个撤退过程中，甚至在吉野见济远已挂白旗，发出“立即停轮，否则炮击”信号后，仍旧疾驰不已。这不是投降，而是逃命。
如真想免于击沉而投降的话，济远就应该停船俯首，象炮舰操江号一样。济远仍旧疾驰不已证明其并非真心投降，悬挂白旗乃至敌旗乃迷惑敌方之逃生手段，以期摆脱对手追击并免于被击沉的命运，何况最后还因此麻痹对手，终用尾炮击伤吉野，迫其退却并挂上大清龙旗逃跑，而济远也得以保船回归。若不论方式方法，单纯的从结果来看，方伯谦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在黄海海战中，方伯谦见致远沉没，加上济远已经受伤，炮不能发，便率舰先于全队撤出战场，而这也就成了临阵脱逃的铁证。李鸿章在海战后参奏逃将称：“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方伯谦随后被押至旅顺黄金山下处斩，时年四十二岁。
方伯谦率济远先于全队撤出战场，这是事实，但是临阵脱逃还是合理撤退，就值得推敲了。海战有海战的特点，倘若己船的确受伤无法再战，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允许退出作战海域甚至投降的，而并不是一味的非要全船尽毁方为报国。这种观念，既不符合海战的实际，也不尊重理性和人的基本生命权。如果战场上被俘是必然，这是势不可为，也不是件丢人的事情。
《冤海述闻》倒提到，方伯谦回港后屡次提请验船，丁汝昌和刘步蟾均不予理会，而船是否受伤却是判定是否临阵脱逃的最重要证据，考虑到方伯谦是在“军中无法”的情况下被“从速”处决，而按照大清的潜规则，黄海海战的失利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以振士气。如此一来，方伯谦的确是最佳人选了。
事实上，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也有几艘军舰受伤后先行撤离，北洋舰队也有军舰起火后撤出作战海域扑灭大火的，如平远舰；也有因敌不过敌舰围攻而暂时退避到浅滩的，如靖远和来远。而方伯谦见致远被击沉后认为自己再不撤退，济远即有可能遭受致远同样命运，这个决定固然是为了保船，但其作战精神不强，也是事实，靖远和来远受伤程度不比济远差，但也只是暂避敌锋，而不是直接回基地了。
若不撤退即被击沉，倘若方伯谦的判断是对的，方无罪。但说真的，从国人的心理来说，济远还不如被击沉了。击沉了至少可以算是杀身成仁；而没有被击沉的结果是，后来威海卫陷落的时候，济远被编入日本舰队，后来还参加了侵占台湾之役呢！国人痛恨方伯谦，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同样情况的高升号上千名士兵，却大部分壮烈殉国了。在丰岛海战时，高升号运兵船和运输舰操江号不巧经过作战海域。高升被日舰浪速追上并完全控制。英国船长高惠悌在此情况下只得承认被俘虏，并准备跟随浪速而去，但这遭到了船上清军将士坚决反对。
在敌舰大炮对准高升号的时候，清军将士只能用步枪还击敌人的军舰，不到半小时，高升号全部沉没。船上官兵一千一百一十六人中，有八百七十一名壮烈殉国；船上工作人员七十四名，只有十二人得救。
在我们的记忆里，投降是可耻的，是罪恶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决不应该鼓励一艘载满步兵的商船去对抗一艘全副武装的军舰，这不是明智之举。我们不应该对那些将士再说什么，包括赞颂在内，我们更应该问的是，高升号为什么没有本国的军舰护航？
再说操江号。操江本是一艘木质的旧式炮船，当时已经被改作运输舰使用，基本没有战斗力。日舰秋津洲追上操江号后先放空炮一响，命操江号立刻停驰。操江仍旧加速西驶，秋津洲猛追后发实弹警告立刻停船。
无奈之下，操江被俘虏并被押送到日本佐世保港，清军官兵八十多人，一直关押到1895年8月才被遣返回国。对于这些官兵，笔者找不到他们后来际遇的记载，但如果是现在，我们应该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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