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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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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更早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已宣称过“地球是圆的”,但遭到天朝士大夫们的集体嘲弄。有个叫杨光先的大臣,还散发文章嘲笑说:“若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球上国土之人之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滿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这种解释,现在听来固然让人开怀大笑,但当时听来,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呢?!
由于语言不通,解释这些仪器的名称很伤脑筋。所有的照会文件和礼品,必须符合天朝的语言,以便中国的皇帝能够加以理解。比如天体运行仪,就巧妙地写成了“天文地理音乐钟”。幸亏当时还有个小斯当东,经过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训练,他已能凑合着写汉字了,当时照会文件的翻译与誊写,实在是出奇的复杂:罗神父不懂英文,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天朝的官方语言,而最后的誊写工作,往往就靠这个孩子来完成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语言。20年之后,托马斯。斯当东这样总结英国使团的不妙处境:“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中国人并非一贯封闭,他们也喜欢贸易,特别是沿海居民,他们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但历代统治者不这么认为,稍有风吹草动,往往就禁海锁国。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清王朝建立后,也一直是坚持“片帆不得下海”的禁令。
但禁令有时候也未必能压抑人的本性。事实上,一些广东和福建人很早便侨居东南亚,也算是国人最早的殖民主义事迹吧!譬如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遇到有不少的中国人在海外谋生。当英国使团经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在这个荷兰的殖民地从事着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做大买卖发了财的。
中国人数量的剧增和取得的成功让荷兰人感到恐惧。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后对中国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大约有2万到3万中国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远离祖国贪图发财,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
马戛尔尼来中国的那年,乾隆帝已经八十岁了…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英国人是给皇上贺寿来了。
1.2、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
1793年6月19日,在出发9个月之后,英国人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海面。他们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的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 “礼物”改成“贡物”。在天朝,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做“贡”。
马戛尔尼并不认为是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英国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和对其它国家的使团一样,他们对英国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词和礼仪。
问题很快又来了。中国的接待官员发现英国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这次是马戛尔尼。无论是他本国的礼节习俗,还是他的资历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向中国的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即使在英国国王面前,马戛尔尼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乾隆帝听到后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他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马戛尔尼好像取得了胜利,但也为这次外交失败埋下伏笔,虽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英国人认为特使单腿下跪是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冲突,在礼节问题上展现无遗。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乾隆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拂晓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据当时随行人员的描述,“队伍乱成一片,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
4点左右,英国人终于来到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围看不太清楚,倒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国人的狼狈。在灯笼的微弱灯光下,英国人赶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过于失态。
在静静的等待中,天色渐亮,曙光出现,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喇喇的跪下,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下跪。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瞧,多么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随后,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了皇帝送的礼品。看来,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这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阿兰&;#8226;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天朝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它们的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进行特别优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因为有人还因为礼节问题丢了官。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乾隆帝见面,他们的外交请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不如我们来看看乾隆帝发给英国人的诏书吧。
诏书上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鉴于你们倾心于中华文化,不远万里的派遣使节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见你词意恳切恭顺,深为嘉许。但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长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所以不能因你一国的请求,破坏天朝的制度。天朝富有四海,奇珍异宝早已司空见惯,看在你们诚心诚意、远道而来的份上,我已下令让有关部门收纳你们的贡品。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告知。”(柏杨:《中国人史纲》)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懊丧之余,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北京前往广州,他们的舰队在那里等待多时了。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乾隆帝还知道这次把英国人得罪了,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英国具体在哪里……至少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就不知道。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陪同的大员长麟有一次看到英国人使用火柴给他点火,非常诧异…怎么能把火放在衣袋里而没有烫着呢。后来,中国人给火柴起了个别名叫“洋火”,即“外国的火”。我们常说旧社会连火柴都造不出来,但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火柴,当时叫做“火奴儿”。但到了康乾盛世,却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中国有许多东西,如四大发明,原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尔后又远落后于他国,火柴只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马戛尔尼一行人南下的路线基本是当时帝国的南北通道,“北运河,南赣江”,明清时期江西经济非常发达且人才辈出的,只是后来因为上海的开放和京广铁路的修建夺去这条商道,江西也因此一蹶不振。杭州是南下途中的交接口,随后他们路过景德镇参观了瓷器的生产,接着沿着赣江乘船南下,翻过梅岭后到达广州。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当时算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五千两白银),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在马戛尔尼来看来,大清帝国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罢了。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再次率领使团来到中国。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意识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不平等的待遇,除了谈判,其他的方法也必须试一下。
后来,倒是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的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拿破仑听说英国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的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仪式在天朝皇帝眼里纯属荒诞可笑,但英国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认为呢?
1.3、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既消耗别人的财富,又让那里的人身体虚弱。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伟大的造物主孕育了美丽的罂粟花,而“孔雀虽美,其胆剧毒”,鸦片就是罂粟的初级产品。罂粟本生长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譬如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希腊,关于鸦片的记载也并不罕见。甚至在《圣经》与荷马史诗里,鸦片被描述成了“忘忧药”,连上帝都使用它。
在历史上,鸦片通常是以药品形式出现。古希腊名医加仑就曾详细记录了鸦片止疼、抗毒等神奇的疗效,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也曾使用鸦片作为手术的麻醉剂;在唐代,人们把进口的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当时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北宋药书《开宝本草》中记载的“罂粟粟”,其实就是鸦片。
有野史说,明朝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就是因为沉湎于鸦片而不能自拔。虽然鸦片不是天外来物,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明朝中期以前,鸦片大多是作为药品使用,并没有广泛流行。
从历史路径来看,鸦片的盛行是和烟草纠葛在一起的。中国本不产烟草,烟草乃北美印第安人的种植物。烟草进入中国,这就要归功于十七世纪的荷兰人(也可能是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他们把很多原本是北美的作物引入中国,包括玉米、马铃薯等,烟草也在其中。
引进新的作物如马铃薯等,这些作物对土地的要求甚低,通常也不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人口增长。但烟草不一样,这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轻微“毒品”。从历史记载上看,崇帧皇帝的时候曾经严令禁烟,估计这时候烟草已经开始泛滥。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禁烟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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