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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元标的呼号（1）
一切事情都应该从1622年谈起，这一年是天启二年。刑部左侍郎邹元标上疏，请为万历朝第一任首辅张居正恢复谥号，并在奏折中称张居正对大明朝实具有不可磨灭之功。这一年距张居正死已整整四十年，距他被削官抄家三十八年。我们先向前看，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甘肃巡抚梅之焕向内阁递交文书，谈到当时的弊政时说：“使今日能有宗无实，振纪纲如张江陵者，斗筲之徒敢若此耶？”泰昌元年（1620年）十一月，试御史方震孺上疏称赞“皇祖之初政，事事严明，江陵之相业，事事综核”。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御史周宗建针对浙党败坏封疆，缅怀道：“张居正留心边事，然后有隆、万五十余年之款贡。”
　　那么，我们再向后看，在邹元标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九年后，也就是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喊冤，时距张居正死已近五十年。十年后，也就是1640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四年的时候，崇祯皇帝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原官，并授张敬修的孙子同敞中书舍人。
　　在这些缅怀和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人中，有一个人是最特殊的，他就是在万历五年（1577年）“夺情”事件中被张居正廷杖，而屁股差点被打烂的进士邹元标。
　　天启二年（1622年），他请为张居正恢复谥号，有人问他：“您把廷杖之事忘了吗？当初，可是您上疏大骂张居正无孝无忠，是个禽兽的。难道，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吗？”
　　邹元标回答道：“当初他不守制是他有罪，作为臣子不得不言。今天想来，张居正的功劳的确很大，谥号不可不复。”
　　这些人对张居正的缅怀与请为其平反，说明了一件事：张居正当政期间的改革业绩是不可被抹杀的，他确实是对明王朝有着大功的一个人。但也正如邹元标所说，万历五年（1577年）的“夺情”事件，张居正的确是有罪的。
　　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万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这一天，首辅张居正得到了老家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他有点慌了，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承重祖父母及嫡亲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月的二十七个月，需在家里丁忧。服丧期满后，再出来视事。以道德为国家经纬的大明朝对丁忧制度更是慎之又慎，按照这种规定，张居正不能不回老家丁忧。
　　但他不能走！改革大业正好进行到了一半，他用了五年时间才将朝廷纲纪梳理得井井有条，接下来，他正准备在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二十七个月对张居正来讲，无疑于一生，他一生的理想很可能就会在这二十七个月里被他人扼杀。
　　张居正很可能在九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想的都是怎样不丁忧，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夺情”。所谓“夺情”，其实就是皇帝不让你回家丁忧。因为明朝有过先例，宣德元年（1426年），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明宣宗下诏起复；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大学士杨弘济母死丁忧，随即起复；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父死，宪宗下诏起复。这三件事情在张居正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凭借着大智慧，他决定策划一起“夺情”事件。
　　但就在他行动之前，内阁次辅张四维上疏万历，称坚决不能让张居正走，一定要“夺情”。因为有往例。万历就下旨，张先生坚决不能走。
　　张先生觉得就这样不走，似乎说不过去，于是，他给万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闪烁其词地说了这样一件事：父亲死了，我不走不好；可我一走，如何是好？
　　是啊！整个帝国现在正在张居正的规划下向前行进，一旦这个重臣离开，万历可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此时，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也上疏请留，一时之间，朝廷上下都上疏请皇帝将张居正留下，似乎张居正一回家尽孝，天就要塌下来一样。万历就顺水推舟，要张先生必须留下。
　　张先生“只好”留下，为了不给反对者以口舌，张居正屡屡上疏，还是要求离职守制，以尽孝思。万历在张居正好兄弟太监冯保和他母亲李太后的要求下，坚决不让张居正尽孝道。最后，万历经过张先生的建议，取了个折中的主意：可留在任上守制。也就是说，事务还是要处理，但可不上朝。这种“不坐班”的方式很让张居正满意，一方面，他的确在尽孝；另一方面，权力并没有被人夺走。他本以为一切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事实却是，事情才刚刚开始。
　　

邹元标的呼号（2）
首先发难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他把明代对丁忧制度的典制搬了出来，认为张居正是故意不回家丁忧，违背“万古纲常”，在这位吴编修看来，父亲死了，儿子就应该回去趴在棺材上大哭。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不孝。这一天是该年的十月十八日。他把正本呈上去后，又把副本交给张居正看。张居正看了，问道：“你把它呈上去了？”吴中行骄傲地点头：“是的，我先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张居正说：“很好”。
　　第二天，检讨赵用贤又上奏本于皇上，对张居正极尽挖苦之能事。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不丁忧是“贪位忘亲”。
　　张居正发火了，尤其是当他看到这四个人说的都是事实的时候，他的怒火扑都扑不灭。他先把这四个人控制了，然后开始和冯保谋划准备要皇上对他们实施廷杖。尚书马自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赶紧去找张居正，劝他息怒，饶了这四位。马自强这个人也是头脑简单，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他怎么不想一想，如果是别人把自己写成一个混蛋样子，自己还有能力反击对方时，请问，能不反击吗？
　　张居正听了马自强的求情后，就是这样一副态度：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揪着自己的胡子，说，您就饶了我吧。这话乍一听很怪，以为张居正被气糊涂了。但仔细一想，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就别为他们求情了，我是非打不可了。
　　马自强讨了个没趣，走了。那边冯保已经把消息送来，准备在二十二号廷杖那四个人。这个时候，学士王锡爵又来了。
　　还是求情！张居正只好把皇上搬出来，说道“皇帝发怒，无人能阻”。王锡爵反应灵敏，更是说道，“皇上发怒也是为了您啊”。
　　张居正又把在马自强面前演的戏演了一遍，先是找出一把刀来，然后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王锡爵被吓傻了，趁着这一会儿功夫，张居正站起来就跑进了内厅。王锡爵回过神来，转身就跑。他真怕张居正去里面拿个锤子出来砸他。
　　十月二十一日，侍读于慎行、田一俊、张位，修撰习孔教都上疏救助，奏本却被冯保命人扣留了。十月二十二日，张居正通过对比四个人的奏折，发现如下问题：吴中行与赵用贤在奏折中明白说道他父亲葬礼结束后可返回朝廷继续任职，而艾穆和沈思孝却直接让他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就给吴、赵二人各六十杖，而艾、沈二人各八十杖。多出来的二十杖算是给艾、沈二人说多的时间以赏赐。
　　这个时候，邹元标出现了。在朝堂上，他等吴中行等杖毕，就将奏疏拿了出来。宦官问道：“何事？”
　　邹元标道：“请假。”
　　太监并没有怀疑，因为没有一个笨蛋会在别人受杖刑的时候还会犯同样的错误。由于对“前车之鉴”的过分迷信，宦官把邹元标的奏疏交给了冯保，冯保又交给张居正。张居正看了后，恨不得七窍生烟。这位刑部办事进士居然在奏疏里大骂张居正是禽兽，张居正恼火之下在三天后果然就对邹元标进行了反击：杖一百六十，事后发配贵州都匀。
　　那可是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因为气候的原因，邹元标被打烂的屁股在那里足足疼了六年，直到张居正死，他才被招回朝廷。以小人之心来猜想，他在贵州肯定没少骂张居正是禽兽。不管他骂与否，但张居正却记住这个人了。在他刚被发配到贵州时，张居正派了一个巡按御史去杀他。幸好苍天有眼，这个御史在离都匀不远的镇远忽然就死了。邹元标这才得以幸免。
　　“夺情”事件至此才真正地结束，综观整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只是不想放下手中的权力而已。
　　明朝的言官们好争礼节，由此而往往给人以难堪。他们可能在前几朝时得到了好处，就比如上述被打板子的五个人，时人也给了他们一顶“五直臣”的帽子戴。但他们的屁股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为他们碰到的张居正，是“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才可做出”的张居正。
　　

邹元标的呼号（3）
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大业，张居正会不惜一切手段。他认准的目标谁也无法改变，而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他会使出各种各样的“非常”手段来。
　　晚年的邹元标处世低调，只在请为张居正恢复谥号的事情上奔走不停。有人曾问他：“当初您风风火火，怎么老了却如此低调呢？”
　　邹元标回道：“大臣和言官怎么能一样？言官就是为维护风纪，遇事必争。但作为大臣，只要不关系到国家的大利害，就应该维持国体，怎么能像少年那样动不动就争论不休呢？”
　　如果他早明白这句话，何至于屁股上挨了一百六十下？但如果不是这一百六十下打得他只好用羊肉来垫屁股，他很可能也不会有这段感悟。
　　四十年后，当看到朝政动荡、边境烽火时起，他才想到张居正和张居正的改革，想到这个当年的“禽兽”。他当年说得没错，张居正在对待不服从自己改革意图的人的时候，就是“禽兽”。也正是这种所为，才让他十年的改革为大明王朝取得了辉煌业绩。他的十年改革让早已陷入内困外患的大明帝国出现了自中后期以来最为辉煌的时代，王朝面貌焕然一新。吏治肃然，边防巩固，皇帝诏令“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北京一带的粮食储备足供整个王朝子民七八年之用，太仓存钱达四百余万两。
　　“夺情”事件从“五直臣”的角度来看，是张居正严重违反了道德纲常；而从张居正的角度来看，是有人想把他的权力夺走。“五直臣”说他贪位，从人性上来讲，这种指责也未尝没有道理。但张居正为什么不希望别人把权力夺走？原因只有一个：他不想将改革大业停下来，一刻都不行。
　　以今日我们的观点来看，“夺情”事件似乎是言官们的小题大做。但如果我们回到那个以道德为朝纲经纬的明朝，我们就会发现，张居正的不回家丁忧放到今天来看，就是触犯了刑法。从这一点来讲，“五直臣”的屁股被打烂实在是有些冤枉。这也正说明了张居正当时的做事风格：顺我改革大业者昌，逆我改革大业者挨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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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之人（1）
明朝著名学者何心隐有一次在御史耿定向家中谈天说地，时任翰林的张居正忽然来访。何心隐赶紧藏了起来，当张居正听说学者何心隐也在时，很想见他一面。何心隐推说最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张居正走后，耿定向问何心隐为什么不见张翰林。何心隐说道：“我刚才偷偷地见他一面，魂不附体。”耿定向大笑。何心隐却道：“你不要笑，这个人将来必是非常之人，国家大权将在他手里。我必将死在他手里。”耿定向从来不知道何心隐还善于看相，颇不以为然。万历七年（1579年），何心隐果然被张居正杀掉。他当初不知是预言还是吓糊涂了的话竟成为现实。
　　其实，何心隐的死是咎由自取。当时，张首辅要打击地主豪强，他就教唆豪强起来反抗；张首辅要稳定边境，他就派人去南部少数民族部落教他们作战方法。这样处处和张首辅作对，想不死怎么可能呢？我们不得而知何学者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从他对张居正的评价与预言来看，他是个很正常的人。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张居正的确掌握了国家大权，也的确是个非常之人。
　　张居正在大明的露面，应该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上疏嘉靖帝，力陈当时社会的症结并提出解决方案。嘉靖帝给出的回答是：我在炼丹，有事问严嵩。
　　作为翰林院的小编修张居正知道，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专擅，刚直之士大多无好下场。比如三边总督曾铣、内阁大学士夏言，因为在上疏收复河套的同时，顺便弹劾了一下严嵩父子，就被严嵩处死。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弹劾严嵩，其下场是挨了整整一百杖。张居正很明白，自己一个小编修根本无法与首辅抗衡。
　　隆庆元年（1567年），首辅徐阶向隆庆帝推荐了张居正。他一跃而升入内阁，迈进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过二十多年的官场经验和人生阅历，他觉得似乎时机已到。隆庆二年（1568年），他上疏隆庆帝，陈述当时必须要解决的六件大事。这离他上疏给嘉靖帝时已有二十年。
　　这六件大事就是他后来改革的大政方针。第一条，省议论。就是让那些言官尽量少说废话、空话。第二条，振朝纲。第三条，重诏令。第四条，要官员们名实相符。第五条，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第六条，整边防。
　　隆庆给出的回答是：我无为。隆庆“无为”了六年后，去世。死前，在他床边的高拱、张居正与高仪被任命为万历帝的辅佐大臣。
　　作为首辅的高拱一直想控制张居正，确切地说，他想要掌握内阁大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至于他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现在没有必要知道。因为隆庆帝死后的半年，他就被张居正与太监冯保联合驱逐出了朝廷。
　　其实，最有资格讲述张居正与冯保驱逐高拱这段历史的人应该是高拱本人。此人也的确不负众望，在其所著的《病榻遗言》中谈到了张、冯二人驱逐自己的经过。他指出，发生于万历元年（1573年）的王大臣事件，实是张居正与冯保对自己的栽赃。
　　王大臣事件发生于万历元年，有一天，十岁的小万历在宫殿门口撞见一个人。此人即是王大臣，太监打扮，神色惊慌，万历身边的人急忙将其拿下，交予冯保。
　　后来的事就是高拱所言的了，据他说，此人本是张居正最得意的大将戚继光派来的人。可到了冯保那里后，冯保得知他是戚继光的人后很惊慌，于是找到张居正。张居正就对他说，高拱总想让你滚蛋，我们现在机会来了，可以让他滚蛋。
　　在第二次审问的时候，冯保喝问王大臣：“你怀藏凶器欲行刺皇上，受谁指使？”
　　王大臣对冯保先前给自己的安排很不服气，就把真话说了出来：“不是你让我说是高首辅指使的吗？”冯保鼻子都气歪了。为了杀人灭口，冯保毒坏了王大臣的声带。在第三次审问的时候，他很迅速地就将案子了结，将王大臣处斩，并将王大臣的供词（其实是他自己的供词）呈交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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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之人（2）
但这件事并不是高拱被驱逐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冯保在李太后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高拱曾说皇帝一个小毛孩子懂什么。
　　本来，高拱这个人一直就是个狂妄的人，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高拱虽然狂妄，却不是蠢货。他绝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这样的话，而且还被冯保听到。
　　这话在李太后听来意思大概有两层：第一，高拱瞧不起自己的儿子；第二，高拱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瞧不起皇上？！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到河南，见到了被废乡居的高拱。两人相见，说长道短。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并尽力让高拱想起在万历元年送他出京的情景。当时，他把高拱扶出宫门，又与另一次辅一起上疏请求留下高拱。高拱回想起那一情景，并没有被感动，在他看来，张居正这个人除了阴险以外还有虚伪。
　　张居正选择了与冯保合作驱逐高拱，他借太监之势力并不是想压制儒臣，而是想要实施他的改革大业，这便证明了张居正确为非常之人。综观历史，宦官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就是“忠奸不两立”，而张居正打破了这种陈规。他是受过儒家教育多年的人，但却没有被儒家的那一系列陈规所束缚。儒家所谓的“君子小人”论，就完全可以把一个迂腐的儒生推进万丈深渊。
　　儒家太重修身，以至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怎么做人上。儒生做事先不管这件事是否有利于天下，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是否影响了自己的做人。但看历史上诸多人物，能成大事者虽然标榜仁义，但其所行之手段实是法家那一套。张居正是儒生，而且不是愚儒，他深刻地明白孟子所言“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真谛。
　　许多年后，当张居正和冯保称兄道弟的时候，朝堂之上的儒生们咬牙切齿，这些儒生简直想把张居正剥皮而后快。在他们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