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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黄绍竑已13岁，恰逢桂林陆军小学堂招生，按他父亲的意思，是叫四兄天择（绍竦）去考，因为天择的年龄比绍竑大一岁多，身体也比绍竑壮健，比较符合应考的条件。黄绍竑对陆军也极感兴趣，要求父亲准许他同去，父亲因他年龄不足，身体瘦弱，没有马上答应，为此他哭了一天，不吃也不喝。父亲见他态度坚决，心中不忍，也就答应下来。黄氏兄弟二人，刚到容县城，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死亡的信息传来了。父亲因恐有事变发生，派人追赶，将他们接了回来。不久，溥仪继位。他父亲知时局已安定，于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春，让他的二兄永邦（绍彦）将他兄弟二人送到桂林参加入学考试。
　　黄氏兄弟赶到桂林时，陆军小学堂第三期招生已结束，于是黄天择考入桂林中学，黄绍竑考取了兑泽高等小学。半年后，兑泽与蒙泉两校合并为广西模范小学，校址在皇城内旧贡院遗址上，与初级师范为邻。1910年春，陆军小学堂第四期招生，黄绍竑立即报名参加考试，如愿进入陆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自从文昌门外的新校舍建成后，陆小面貌焕然一新。校内是新式的楼房，礼堂高大雄伟，大操场设施齐备，操场两侧是教学楼与学生宿舍。学校的教官及各部门负责人均身着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蹬长统马靴，腰挂一柄明亮的指挥刀。走起路来，军刀拖在地上，加上皮鞋着地的踢踏声，真是威风凛凛。总办蔡锷将军有时也来校视察。那时蔡锷也就30岁左右，仪表堂堂。特别是他上马时的雄姿，令那些小军校生惊异不已。蔡锷先将皮鞭向他那匹高头大马身上一扬，待马跑出十数步后，他才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双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马即载着将军飞驰而去，留下一群毛孩子的赞叹声。
　　要说在陆军小学堂，除了精神生活习惯日渐军事化之外，军事学术，其实是很简单而肤浅的。而普通的课程却居于主要的地位，其程度约相当于普通的旧制中学。按照主持者的设想，陆军小学无非两个目的：第一是锻炼学生的军人体格精神与生活习惯，第二是培养学生将来在军事学术上必须具有的自然科学基础。可以说，由陆军小学直到陆军中学，这目的从来没有改变过。
　　学校对文化知识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教师的教学都很认真，学生的文史与数理知识，都能达到相当程度。那些军校学生，实际上还是一些大孩子，要说有什么宏图大志，也未必真如此。他们对于术科课程，并不十分注重，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初期训练包括徒手与持枪的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队伍教练，此外还有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这些内容对于身体健壮、又有武学根基的李宗仁等人来说，真是如鱼得水。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未免困难重重。
　　此时，全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孙中山、黄兴等人，都到广西活动过，在桂林的那一班新人物，大都与广东一带的革命党人暗通声气，秘密进行革命工作。这些革命党人来广西后，不懈地在民众中，尤其在新军和学生中开展活动，倡导反满革命，传播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一些倡导革命的禁书，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洪秀全演义》等，都在学生中暗暗传阅。学校的阅报室中，也公开订有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民主报》等新报纸。革命党人甚至计划在干部学校举行毕业式，正式成立新军时，开始发动革命。然而就在这时，接连发生好几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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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生活（3）
当时，尹昌衡、覃鎏鑫、吕公望、赵正平等出版一种《指南月刊》，这是广西最早的定期刊物。覃、尹、赵等分任编辑撰述，吕为经理，第1期出版，就销了3000多份。由于言论激烈，该刊被巡警道胡铭盘封闭。他们又改出《南风报》，也只出了一期。该报不仅刊载石达开“扬鞭慷慨莅中原”的诗，还在封面插画的竹子叶里，暗暗画成“民族革命”四字，旁边一只公鸡在啼叫，题为“雄鸡一鸣，天下震动”，后被胡氏觉察而封闭。他们又改出《南报》。胡氏于是约见吕公望，以浙江同乡之谊，劝他们自动停版，不必以脑袋相拼。后经吕再三要求，于是以先送检查，然后付印为条件，准许他们出版。这样办报，言论毫无自由，已无多大意义，等于失败。
　　一天，干部学堂队长何遂在操场对学生演说革命，一时群情激昂。何遂忽然举手指向场中天桥，高呼道：“有志革命者，可跳此天桥，以示勇敢！”众学生纷纷响应。一个学生因跳桥不慎，伤及腿部。此事传扬开来，干部学校就成为政府监视的目标。
　　在陆小，先后发生了驱蔡倒蒋风潮。当时因军费不足，干部学堂所培养的干部过多，无法安排。作为兵备处总办的蔡锷下令举行甄别考试，以国文程度作为取舍标准。这种方式本来没有问题。谁知干部学堂的学生，分别来自湖南与广西，其中湖南籍学生国文文化程度明显高于广西籍学生，结果，获得留校资格的120人中，湖南籍学生竟有90多人，被淘汰出去的几乎都是广西籍子弟。于是社会哗然，各界人士群起攻击，陆小学生也参与驱蔡运动。全校学生整队到抚台衙门请愿，坚守不去。抚台派人软硬兼施，学生竟毫无顾虑，高呼口号。蔡锷终于离桂赴滇，成就了他后来的事业。不久，陆小内因教官与学生间产生纠纷，继蔡后担任总办的蒋尊簋为维护学校风纪，下令开除学生，闹成###，要求蒋下台。虽然这次###没能成功达到目的，但学生经过这些风潮的熏陶，头脑中不知不觉地都有时新的观念了。
　　种种事件引起了张鸣岐的注意。张氏搞新政，但决不允许在他的地盘上出现革命，他必须将此种情况阻止于萌芽状态。一天，张鸣岐宴请尹、杨、孙、覃等，席间以话套话，谈及时事。那尹昌衡已吃得半醉，不觉冲口而出，说道：“中国要想强盛，非革命不可。”王勇公怕尹再说下去，将他们的事都露了出来，忙从桌子下用脚踢尹，不想恰好碰到了张氏的脚。张鸣岐笑了笑，假意说道：“革命嘛，革故鼎新，应天顺人，并不是一件奇怪或可怕的事情，我们刷新军政，建立新军，就是革命。以后大家不要有所顾虑，畅所欲言好啦！”又一次，在酒醉饭饱之余，谈到了武器。张拿出他新置的手枪，给大家传看，并说这是革命武器。尹昌衡接枪在手，连放三响，将窗上玻璃击碎。酒桌上的这等举动，本属酒后发疯，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张鸣岐看来，这不是要革命又是什么。但阴险的他当时拍手高呼：“壮哉！壮哉！”散席后，还送给每人一把安南刀，以示深相结纳之意。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感情本就容易冲动，得到这种暗示，还以为张鸣岐真的会赞助他们进行革命，情绪愈加激昂。不料张已布下罗网，先派得力人手换掉干部学校校长、学兵营营长、兵备处总办及陆小监督，并将原任陆小监督的雷寿荣和兵备处经理科长孔庚，先后拘捕扣押起来。随后又威逼利诱，限这班青年人于两月内全部离桂。特别指定陈之骥、杨曾蔚、王勇公、孙孟戟4人，在3天内先行离开桂林。尽管张氏以其淫威暂时达到了目的，但广西经这班人的鼓动提倡，一般青年，尤其是学兵营及陆小、干校学生，脑海中已注满了革命思潮，都在摩拳擦掌，等待时机的到来。黄绍竑后来回忆说：“对于这班新军人物，无形之中，起了两种感想。第一是他们外表上都很有精神，富有朝气，与旧军防营的腐败军官比较，自然要敬此而恶彼。第二是认为他们都是革命党，到广西来，是阴谋革命推倒满清的，自然更合青年学生的口味。因而许多青年人物，都在不知不觉间，和这班新军人物，融合同化起来，终于成为广西革命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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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生活（4）
清政府在各地创办各种军官学堂，培养军事骨干力量，目的是在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是，和它的愿望相反，许多军事学堂学生在革命党人的宣传和策动下，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陆军干部学堂先后加入同盟会的有30多人，陆军小学堂有50多人，学兵营中竟有l00多人。桂林混成协的连、排长多是革命党人，该协整个地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李宗仁所在陆小第三期的学长梁史，就是同盟会陆小分部的负责人，兼同盟会广西支部机关报《南风报》的经理。作为学生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些后来的首脑人物，都是这时在广西陆军小学堂参加同盟会或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的。李宗仁后来回忆说：“陆军小学在创办之初即为革命党人的巢穴。它虽是清廷的陆军基干训练机关，但校内平时极少提到‘忠君’一类的话。……同盟会支部成立之后，我校革命空气遂益形浓厚，成为广西同盟会活动的中心。会中干部并在陆小附近租屋成立‘军事指针社’，专门在陆小学生中吸收同志。”大约在1910年冬，在陆小同盟会组织所租房子里，李宗仁“用钢针在指头上戳血作誓”，成为同盟会会员。但李宗仁个性持重，他的抱负是当一名合格军人，因此虽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但行动上则比较谨慎。次年即辛亥年，最初是温生才炸广州将军凤山的消息传出，接着是3月29日广州起义72烈士的成仁。这些革命信息使桂林的每一个青年学生热血沸腾。黄绍竑与胡驰冀、夏威、黄镇远、黄克绥、冯镇邦、陆受祺、栗镇国等8人在近松园小酒馆内，经过了一场歃血式的痛饮，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后来，他们在城北荒僻的园中租了一间小房子，作为一个聚会处所，每星期大家都要到那里去###一次。一班小孩子，既没有什么力量，也缺少经验，除了酒酣耳热之际，发出一些慷慨激昂的言论外，也想不出好办法，但这也算是他们未来献身国家致力革命的一个起点。这年的暑假，黄绍竑约同夏威同去广州湾一行，想到那里去搞一点军火。因为由容县经高州、化州到广州湾，路过黄的家乡，而这一带较为偏僻，不会被人们注意。回到容县家里，黄绍竑支支吾吾地对父亲说出要去广州湾的话。经父亲一再盘问，只好以实相告。父亲摇摇头说：“革命革命，不要把自己的头先革去了。十几岁的小孩子，就讲革命，究竟懂得什么叫革命。”当时黄绍竑的三哥刚从日本回来，他告诉父亲说：“听说凡是从日本回来的士官学生，都加入了革命党，革命是一定要爆发的。”父亲不再说什么，但是黄绍竑要到广州湾搞武器的设想，也在无形中取消了，于是他仍旧回到桂林，照常上课。
　　

学生军敢死队北伐（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广西革命党人立即起而响应。10月31日，梧州首先宣布独立。11月5日，革命党人指挥民军攻占了平南县城。武昌首义的主力是第八镇的新军和陆军中学的学生。以前在桂林，社会上本来都把新军及陆军学生一概认作革命党。由于武昌首义是新军发动与参加的，更证明以前的估计非常正确。而新军及陆军学生，也多以此自命。在武昌革命及本省梧州等地革命活动的影响下，桂林的革命行动，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其时武昌方面，也派陆军中学同学代表任道方、李作励两人，秘密回到桂林，报告武昌起义情形，使人心更为激动。这时张鸣岐已升任两广总督，离开桂林；继任桂抚沈秉堃和藩台王芝祥及广西咨议局议长等人，见清廷大势已去、革命大势所趋，驻桂林的新军与学生，在革命党人组织下也要起事，于是大倡革命，于11月7日（宣统三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急急忙忙地扯起了“独立”的旗帜，宣布广西“光复”。由咨议局“推举”，沈秉堃担任广西都督，王芝祥、陆荣廷（时任广西提督）为副都督，并决定定期举行庆祝大会。
　　但广西的独立，并没有取得旧军的支持。旧军本就嫉恨新军，于是乘庆祝大会之机，发动叛乱，攻击新军和陆军学生。大会那天，陆军小学堂学生整队入城，参加庆祝典礼。行至文昌门附近，突然遭到城防营旧军开枪袭击，只好退出城外，回到学校集结，并分发武器，开到20里外的李家村，联合新军与叛军对峙。行军中，李宗仁担任了前哨搜索组组长。结果，叛军是被解决了，但从此新旧军之间隔阂日深。
　　就在这时，袁世凯指挥清军南下，镇压南方革命，汉口汉阳先后被清军占领。湖北革命军政府告急，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在武昌联名向光复各省发出通电，以“鄂事紧要，亟待应接”，希望独立各省派军赴援。曾担任广西陆小监督，此时在汉口担任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参谋长的李书城也来电联系。新军方面，本来就是革命党人占多数，且青年人静极思动，摩拳擦掌，都希望北伐，增援武昌。沈秉堃、王芝祥本不喜欢新军，以为新军若出，则旧军易安，而新军如离桂，还可减轻桂省负担，因此也力主北伐。于是很快任命赵恒惕为广西北伐军统领，率广西混成协入湘，赶赴武汉前线。事实上，当时广西混成协仅有步兵三营，以及骑、炮、工、辎等营队，并没有多大实力，只不过造成北伐的声势而已。
　　自从广西宣布独立后，陆军小学已无形中陷于停顿状态。学生当中，有人主张请军政府继续办理学校，也有的主张组织学生军，随军北伐。国文教员赵正平和学生队长梁史（润轩）提出倡议，组织学生敢死队，以便随省内的“援鄂军”北上。学堂里随后挂起了招收学生军的牌子，一时报名者争先恐后，十分踊跃。陆小三、四期学生中（一、二期已毕业）报名的有90多人。其他中学、师范、法政各学校的学生，也有多人参加。但是，由于经费与枪械不足，只组织一队，共128人，由梁史任队长，马英武、马子骏、封高英、邓绍伊任排长，黎福帧任特务长。他们都曾在陆军小学堂任学长、助教等职，素为学生所敬仰。陆小同学分任班长，黄绍竑也是班长之一。其兄黄天择以及平时友好，大都参加到这支队伍中来。
　　后来陆小留校的学生，加上重招新生，改为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继续学业。参加北伐的，进入学生军北伐敢死队北上。
　　当黄氏兄弟参加学生敢死队时，其族兄曾秘密电告他家中。他母亲非常着急，主张发电追他兄弟回家。父亲则说：“彼平日已大谈革命，这时何能再阻止其参加，听其自去可也。”白崇禧因患恶性疟疾在陆小停学，转入广西初级师范学习，听说陆小组织北伐敢死队，也瞒着家人，前往报名参加。他的家中长辈都反对白从军北上，并派人到桂林北门城门口把守，准备迫使他回家。白事先了解了这一情况，就将武器装备托给其他同学，自己着便衣从西门出城，绕经老人山、溜马山，往北门城外与大队会合。
　　

学生军敢死队北伐（2）
李宗仁却错过了这一次机会。原来，平定旧军叛乱后，陆小学生军解散，李宗仁回到了家乡。待局势安定后，李返回学校，北伐学生敢死队已组建完成，限于经费，不能增加人员。李虽坚决请求报名，终于未能获得允许，只能遗憾地看着同学们雄壮地列队北上。
　　这广西北伐敢死队学生军是由个人志愿组成，因此没有薪饷。学生自备费用，跟随桂林总协统赵恒惕所统领的广西混成协出发。每人发给七九步枪一支，子弹150发，毛毡一张，黑呢外套一件，还有水壶饭盒粮袋等物。出发前，学生军只经过一个星期的简易训练。出发时，桂林各学校排队欢送，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概。行军到全州、永州，因沿途道路坎坷难行，加之过去从未进行过如此长时间的训练，多数学生兵的脚面都被草鞋磨破，脚底也被路面石头梗伤。到达永州后，部队改乘民船沿水道北进，磨破的脚才得以休息并恢复。学生军随辎重队经祁阳、衡阳、湘潭等地，到长沙后再改乘轮船经洞庭湖到长江，顺流到达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武昌西南的军事重镇金口登陆。时清兵已据汉口汉阳，与武昌革命军隔江相峙。广西北伐军奉令担负左翼军的任务，由金口渡江，经大集、蔡甸，加入汉阳以西的蔡甸、梅子山的南方革命军阵地，与汉水北岸的清军对峙，威胁清军侧后。不久，清军向孝感撤退，北伐军渡过襄河左岸，经汉川县茅神渡，折而向东，直趋孝感县。这时，清军已退到武胜关以北了。其时，南北议和正在酝酿之中，但和战未定。因此学生军每天都处在战争的紧张环境里，南方军队的前线警戒仍异常严密。白崇禧回忆，轮到晚上放哨，他是既紧张又兴奋。武汉这时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时时风雪交加，瞬间就将站在户外的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