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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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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提到他的资料通常称他为郑世袭，因为除长子外，郑芝龙的其他儿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宇。关于安平
郑氏宗谱，见廖汉臣：《郑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献专刊》，1，3（1950 年），第 54—64 页。
行。在这部著作里，李贽对明朝人物同样作出独立的非正统的评价。虽然李
贽不得不承受他在著作和公开谈话中发表的非正统思想的后果而在狱中自
尽，但在清初，当他的书被禁时，他的著作却被重印并大为流行。
１６７６ 年刊行的黄宗羲论明代思想史的伟大著作《明儒学案》（ ３． ４． ６ ），
代表了历史著述另一类型的革新。 ①
《明儒学案》实际上是第一部中国哲学史，
一部激起了全国兴趣的著作。①它是按照思想派别排列的。介绍的每位学者先
有一篇小传，然后是对他的思想的陈述。这样，明代的思想趋向的过程就变
得很清楚。在中国的目录中，这部著作通常被分在传记类，对它的特点估计
不足。黄宗羲还开始编著一部关于宋元时期的类似著作《宋元学案》，他死
后由其他人完成。
１６ 世纪时，政府部门也开始主要根据档案材料编纂关于他们自己的机构
与活动的志书。它们保存了关于体制和行政事例的详细记载。１６２０ 年刊行的
《礼部志稿》（ ６． ２．１），资料丰富，是这类著作的代表。
这种新出现的对文献资料的重视的另一个结果，是有关国家大事的著作
（经世文或经济文）的收集。最重要的经世文是大都市或地区高级官员向皇
帝报告实情并提出对策的奏议。除此之外，向皇帝提出的其他形式的建议、
请求或报告，或对其他政府部门的咨文，也可以收入这类专集中。
有少数奏议集从宋甚至更早的朝代开始。刊行它们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希
望把杰出人物所写的奏议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展示出来，以供仿效。只有
在 １６ 世纪时，刊行奏议才流行起来，它们或者由作者自己，或死后由其子孙
或友人整理刊行。这样做的动机，可能主要是为了把作者的政绩记载下来，
并为后来的传记作者和史家保存文献资料。此外，奏议还可以被看成文学上
的成就，因此跟其他散文作品一样值得出版。
除了那些价值在于作为政治品德的表率的奏议外，为实际用途而精选出
的奏议汇编，确实是明代的一大发明。我们已经提到，早在永乐时期就出版
了《历代名臣奏议》这部贯穿中国历史的由历代最主要的官员所写的奏议的
庞大总集。明朝官员的奏议和其他经世文的集子，最早编于 １６ 世纪中叶。最
突出的例子是 １６３８ 年刊行的《皇明经世文编》（５．１．８），在任何时代这都
是这类作品中最丰富的一部。正如这部书和大多数其他汇编的书名所表明
的，它们的意图是提供在考虑国家大事时使用的文献资料。
政书论述的主要是国家大事。政书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编纂。这个传统在
１６ 和 １７ 世纪得到继续。主要涉及明代往往有充分文献根据的新著作，补充
了早期的政书。这些著作有陈仁锡刊行于 １６３０ 年的《皇明世法录》（６．６．７），
王圻刊行于 １５８６ 年的《续文献通考》（ ６． ６． ２），冯应京刊行于 １６０４ 年
的《皇明经世实用编》（６．６．４），以及其他种种。“经世”和“经济”显然
是当时的流行用语。
另一种文献资料的重要来源是邸报或塘报，这是一种在各大都市和各省
政府部门中流传的包括命令和报道在内的政府公报。这种公报存在于更早的
时期，但只有到了明朝后期才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它起初以手抄本流传，
但 １６２８ 年后以活字版印刷。清朝采用了这一制度，后来称为京报。
① 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牌录》＇379＇（1732 年序；1969 年台北影印），1 和 2。
① K。T。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1942—1943 年），第 203—260
页，引文在第 203 页。
从 １６ 世纪起，方志的编纂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有增进，对地区或地方史
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变得很普遍。在 １７ 世纪初，学者开始把对书本资料的研
究与实地考察中的体验结合起来。徐宏祖②的《徐霞客游记》（８．３．２）根据
作者自己的体验对山川风物作了详细的历史与地理的描述，他在 １６０７ 至 １６４０
年间，游历了明帝国除四川以外的所有行省。顾炎武①刊行于 １６６２ 年的《天
下郡国利病书》（ ８． １． １０），根据的是书本资料，主要是方志，以及广泛
的旅行记。顾炎武旅行的主要目的，很少是为了凭吊历史遗址和收集文物（就
像他以前的大多数学者那样），而是为了“亲身视察农民战争的地区，估计
其地势的战略价值，供今后抵抗之用”。①
在所谓历史的辅助科学如金石学或目录学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革新，但
在明朝后半期，它们受到足够的重视并有进一步的发展。金石学是杨慎②涉及
的许多领域之一，他是 １６ 世纪初一位杰出的多才多艺而富于创造力的学者。
是第一个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的青铜鼓的人。③焦竑编著的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明
代作家著作目录《国史经籍志》（１５９０ 年），显示出他广泛的阅读和文献学
才能，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之一。④它后来被黄虞稷⑤的《千顷堂书
目》（见本章注［９２］及有关正文）部分地取代，后者包括整个明代直到 １６４４
年。
总的来说，晚明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思想多样化几乎在一切形式的历史著
述中都是明显的。下面各节将详细讨论明代历史编纂的各个方面。
② 吉川幸次郎：《进步的一种形式——关于宋以后中国的进步》，《朝日新闻》，1958 年 1 月 3 日；收入
《吉川幸次郎全集》＇619＇（东京，1974 年），13，第 605—607 页。又见巴巴拉？克拉夫特的一篇有关的
文章：《关于中国其他文学形式的进展：吉川幸次郎的论文》＇290＇，载《亚洲博物学和民俗学会通信》，
84（1958 年）；重印，载《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1969 年），13，第 617—622 页。
① 关于不同的历史著述分类体系，见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61＇（上海，1930 年）。
① 见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618＇（东京，1963 年）。
② 见波得？奥尔布里希：《13 和 14 世纪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邮传》＇410＇（威斯巴登，1954 年），第 12—20
页。
③ 各种各样的“大全”后来甚至被戏呼为“大不全”。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404＇（东京，1961
年），第 340 页。
④ 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第 228—229 页，注 3。
⑤ 译者按：应为 11095 册。
国史馆
从古时起，保存记录或档案就被看成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官方的历
史编纂者（史或史官）就担任这一任务。①这种思想体现在某些儒家经典中。
不管这些经典中描述的政府机构实际存在与否，它成了后代的样范，像这样
的段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在中国历史上联系到官
修史书被一再地引证。②
７ 世纪前半叶，建立了史馆，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写
起居注和编实录，这是以后写前朝国史或正史的依据。①这种史馆在以后的时
代继续起作用。
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统治下，没有建立独立的史馆机构，而是将它并入
翰林院。早在 １３６７ 年，即朱元璋正式登基前一年，就任命了修撰、典簿、编
修等史官。①１３８１ 年，史官的人数和品级，确定为修撰 ３ 名，从六品，编修 ４
名，正七品，检讨 ４ 名，从七品。②明代自始自终继续任命这些官员，但人数
根据编纂的需要而定。③例如，在 １５２９ 年，编修和检讨定为各 ６ 名。④但有时
多出许多。任修撰的常为一甲进士，任编修和检讨的常为二甲进士。①
史官收集文献资料和编辑历史档案：
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上所下诏、敕、书、檄，
谨籍而记之，以备实录。②
按照传统，写详细的起居注，被认为是收集文献资料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朱
元璋在当皇帝前四年，即 １３６４ 年，就设置了起居注给事中。③据说像宋濂、
① 书名后括号中的三个数字，即（2。1。1）或（4。5。7）指傅吾康在其《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
坡，1968 年）中讨论到的著作的索引号。
② 郑晓：《吾学编》＇65＇（1567 年），11，第 42 叶。关于建文帝的死见本书第 4 章。本章引证的著作和与
傅吾康书中条目的对照，《剑桥中国史》这一卷的书目中未列入。更多的书目信息，见傅吾康的《明史资
料介绍》＇172＇。
① 间野潜龙：《祝允明的史学》＇369＇，见《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1979 年），第 211—241 页；和陈
学霖的祝允明传，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 392—397
页。又见克里斯琴？墨克：《祝允明（1461—1527 年）和苏州的文化义务》＇401＇（安阿伯，1978 年），第
302—444 页。关于《藏书》＇317＇，见本节下文及后《传记著述》。
①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271＇（华盛顿特区，1943—1944 年），I，第 145—146 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807—818 页。
③ 李贽：《藏书》＇317＇（1599 年；1959 年北京重印），两卷，第 7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811
页。下面是论李贽的两本重要新著——让？弗朗索瓦？比耶特：《李贽，被诅咒的哲学家（1527—1602 年）：
对明末中国官场社会学的贡献》＇7＇（日内瓦和巴黎，1979 年）；陈学霖：《当代中国史评中的李贽》＇22＇
（怀特普林，纽约州，1980 年）。
④ 奥托？弗兰克：《和的本质、相互关系及资料价值》＇168＇，载《普鲁士科学院会
议会刊》＇柏林＇，哲学…历史部，4（1930 年），第 103—144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811 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51—354 页。
③ 埃蒂恩？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际行政》＇5＇（伦敦，1965 年），第 19 页。又见朱莉娅？金：
《介绍》＇88＇，《远东》，23，2（1976 年 12 月），第 191—211 页。
魏观和詹同这样一些杰出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这表明朱元璋当初对
它的重视。①
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还表现在 １３６７ 年给在职者以正五品的相当高的品
级。②品级与当时的翰林院学士和六部郎中相同。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经过
几次变动，在 １３８１ 年起居注作者的官秩重新定为从七品。③若干年后，这个
机构被撤消，这大概是在 １３９３ 年之前，因为那年出的《诸司职掌》中没有提
到它。
随着一篇由张四维（１５２６—１５８５ 年）起草、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 年）呈
递的奏议，１５７５ 年恢复了起居注的写作。这封奏议还包括关于如何指导史馆
工作的详细建议，其中有些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来编入《大明会典》。④这篇
文献提供了官修历史是如何进行的宝贵资料，应详细加以讨论。⑤
张居正的奏议，跟大多数这类建议一样，提到古代的左著作郎和右著作
郎。他强调，没有起居注，就得不到关于皇帝言行的可靠资料来编纂实录。
而这就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实际情况，这两部实录是在张居正指导下编
纂的。⑥张居正于是提出八点建议：
１．保存记录的方法。在史官的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写起居注。如果没有
可靠的起居注，修史工作势必陷入依靠无法证实的关于皇帝行为的谣传的危
险。担任侍讲的官员是最接近皇帝的人，因此宜指定他们每天轮流担任起居
注的作者。大学士在与皇帝秘密商议后，应立即将必要的情况告诉起居注作
者。他们还应抄下所有的圣谕、诏、旨、策文，等等，以及大学士的题稿。
除此之外，应指定六名有经验和有学问的史官，根据政府各部门的奏议编纂
政纪。每一名官员应负责六部中一部的活动领域。这些官员不应担任其他任
何职务，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旷职。
２．关于随侍皇帝的起居注作者在不同种类的召见中应选取的地方的规
定。起居注作者应始终在靠近皇帝的地方，这样他才能清楚地看见和听到正
在进行的一切。当皇帝与大臣进行秘密商议时，史官也许不宜在场，但在召
见结束后，该大臣应立即将圣谕和上述商议用密封信报告史馆。
３．向史馆转送文献。大学士应命令将保存在内阁的内阁奏议和由“两房”
⑦官员具稿缮写的圣谕、诏书、敕旨的副本送史馆。应复制其他政府部门的奏
议和皇帝对该部门奏议的敕答。应将整个文献的副本送内阁，然后转送史馆。
时政的讨论应编入各政府部门的奏议中。
４．忠实记录的重要性。由于起居注将是据以编纂实录的唯一资料，准确
性比优美的文笔更加重要。皇帝的言辞必须逐字逐句地记录，而不要做文章。
奏议的原文，只有次要的无足轻重的问题可以省去。只有因表达不清而难以
①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14—316 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421—426 页。
③ 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实际行政》＇5＇，第 31—32 页。又见威拉德？彼得森：《顾炎武（1612—1682
年）生平》＇426＇，《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8（1968 年），第 114—156 页；和 29（1969 年），第 201—
247 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531—1535 页。
⑤ 内藤：《支那史学史》＇404＇，第 356—357 页、371—372 页。
⑥ 内藤：《支那史学史》＇404＇，第 368—370 页。
⑦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55—356 页。
理解的地方，才可以稍加修改。否则应一字不易地记录原文。要弄清楚因果
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更或修饰内容。必须严格禁止史官发表他个人
的褒贬意见。
５．（这一段论述给史官提供工作的地方和设备，这里不讨论。）
６．妥善保管的处所。在古代，国史被称为石室金匮之书，① 因为它被妥
善保管以备传诸后世。明朝也是这样做的。每月有一小箱，每年有一大箱。
它们应被放置在东阁②的左右房。史官每月编成的草稿，应装订成七册，一册
为起居注，六册为来自六部的材料。每册的封面应注明年月和负责史官的姓
名。完成的册子要送大学士审查，放进一只小箱，用文渊阁的印章加封。到
了年底，内阁和史官要打开箱子，取出各月的草稿，将它们放进一只大箱子，
用同样的方法加封，从此不再开启。
７．（这一段论述缮写者应遵守的规则，这里不讨论。）
８．处理这篇奏议之前的事件。万历朝的头两年（１５７３ 和 １５７４ 年）和第
三年（１５７５ 年）的头几个月，起居注和六部奏议的原文，应根据现有的文献
材料按照事实记录下来。
这篇奏议说明，在恢复编撰起居注以后，这些文献仅构成为编撰实录而
收集的材料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取自六部的奏议，它们也通称时政记。③
官方的时政记现在尚存一个残缺的样本，时期是 １１２７ 年。明代有一种类
似的著作不是官方文献，而是有接触政府档案机会的官员的私人著述。④有许
多万历、泰昌和天启时期的残缺不全的起居注抄本，保存在中国和日本的几
个图书馆里。⑤起居注是后来编撰实录的基础。
但是，某些时期在起居注和实录之间有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日历，它
只涉及几年。我们知道，在 １３７３ 年曾命翰林院选出一个班子编纂《大明日
历》。这项工作是在监督之下在宫中一个严格禁止外人进入的特殊部分进行。
清晨，班子成员一起去到他们工作的屋子。吃饭也在那里；到傍晚才一起回
到翰林院的集体宿舍，也是与外界小心地隔开的。从 １３７３ 年 ９ 年 ２０ 日至 １３７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差不多 ９ 个月中，当工作进行时，编纂者不许与外人接触。整个
事情严格保密，这是为了防止有利害关系的人企图影响编纂者。要求他们只
能把他们的编纂建立在可以得到的文字材料的基础上。这是根据皇帝颁布的
规章，规章还说，著作完成后应受皇帝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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