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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篇经典小小说 全-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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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臂搂住了我，我像母亲嗅玫瑰般地嗅了嗅父亲。那是一股合了威士忌、刮脸后用的香精、鞋油、羊毛与成熟男性特有臭味的味道。我盼望有人看见我们父子在一起。我期望有人能给我们照一张相。我要给我们的相聚留个记录。我们出了车站，走到巷弄里的一家餐馆。时辰还早，里头没有客人。吧台调酒的正跟一个送货的年轻人吵嘴，厨房门口有个穿红外衣、很老很老的侍者。我们坐下身来，父亲扯着嗓门呼唤侍者。
“伙计！”他又是法文，又是意大利语地吼着：“侍者！酒保！嗨，你！”他的大声喧嚣在空空的餐馆里，显得很格格不入。
“能不能给点儿服务呵！”他嚷道。
“快点，快点！”说着，他拍了拍手掌。这才引起了侍者的注意，他慢吞吞地朝我们餐桌蹭了过来。“你是朝我拍掌的吗？”他问道。
“别急，干嘛火气那么大，冷静点，”父亲说：“如果不过分——如果没有太超越你的职责之外，我们想要两杯吉卜森马丁尼酒（译注）。”
“我不喜欢人家朝我拍掌。”
侍者说。
“那我该把我的哨子带来，”父亲说：“我有只哨子只有老伙计的耳朵听得见。好了，把你那个小本子跟小铅笔拿出来，看看这么点儿事弄不弄得清楚：两杯吉卜森马丁尼。跟我复诵一遍：两杯吉卜森马丁尼酒。”
“我想你们最好到别家去吧。”
侍者沉着地说。
“这，”父亲说：“是我一辈子听到的最了不起的主意了。走，查理，谁稀罕这个鬼地方。”
我随着父亲出了那家餐馆，进入了另一家。这次他没有那么狂嚣了。我们的酒叫来了，他盘问我有关棒球赛的点点滴滴。之后，他用餐刀敲着空酒杯的边缘又嚷了起来：“伙计！侍者！嗨，你，能不能麻烦你再给我们两杯同样的。”
“这孩子几岁了？”侍者问道。
“这，”父亲说：“干你个屁事。”
“对不起，先生，”侍者说：“我不能再卖酒给这个孩子了。”
“喔？这我倒要告诉你个大新闻，”父亲说：“非常有意思的大新闻。你们这儿可不是纽约惟一的餐馆。街口刚开了一家。走吧，查理。”
他付了账，我跟着他走出那家餐馆，又进了另一家。这家的侍者都穿粉红色的上装，像打猎时穿的那种，墙上也挂了很多马具。我们坐定之后，父亲又开始吼了：“猎犬大头目！呼呼，呀呼，反正那一套嘛。我们想叫点用马镫型杯子装的饮料。也就是，两杯吉卜森马丁尼。”
“两杯吉卜森马丁尼吗？”侍者笑着问道。
“妈的，你早知道我要什么，”父亲火大的说：“我要两杯吉卜森马丁尼，快点了。伟大的大英帝国好像东西都走了样了。反正我的公爵朋友是这么说的。我们看看英国是怎样调酒的。”
“这里不是英国。”
侍者说。
“别跟我斗嘴，”父亲说：“照我说的去作就得了。”
“我只是认为你或许想知道自己置身何处而已。”
侍者说。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父亲说：“冒失无礼的庸人。走，查理。”
我们换的第四家是意大利餐馆。
“伙计，”父亲用意大利语说：“劳驾，来两杯美国式的鸡尾酒。烈点，要烈点的。多放点杜松子酒，少加点苦艾酒。”
“我不懂意大利话。”
侍者说。
“哼，少来这套，”父亲说：“你懂意大利话，你他妈的也知道你懂。”
他又用意大利话说：“来两杯美国鸡尾酒。马上来！”侍者走开之后去跟大班讲话，大班来到我们桌旁说：“对不起，这张餐桌已经有人订下了。”
“好吧，”父亲说：“给我们换一张吧。”
“所有的桌子都给客人订光了。”
大班说。
“我懂了，”父亲说：“你是不要作我们的生意。是不是？好呵，去你的。去你妈的。我们走，查理。”
“我得赶车了。”
我说。
“对不起，儿子，”父亲说：“我真的很抱歉。”
他的手臂紧紧地搂住了我。
“我送你回车站去。要是有时间我就带你去俱乐部了。”
“没关系的，爹。”
我说。
“我去给你买份报纸，”他说：“我买份报纸给你在车上看。”
他走到一个书报摊说：“仁慈的先生，能否劳驾赐给我一份你们那种混账、该死、一毛钱的晚报？”报贩不理他，转身瞪视着一本杂志的封面。
“我的请求太过分了吗，仁慈的先生？”父亲说：“请求你卖给我一份你们那种可耻的黄色新闻报，太过分了吗？”
“我得走了，爹，”我说：“要来不及了。”
“嘿，等一等嘛，儿子，”他说：“等几秒钟就好。我要逗逗这个家伙。”
“再见，爹，”说着，我走下了梯阶，上了火车，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译注）：以一小粒洋葱替代绿橄榄的马丁尼酒。
仆人西蒙〔前苏联〕阿。伊萨克扬
这是许久以前的事情。我的一位朋友那里，有一个名叫西蒙的仆人。这个仆人侍候了他们好多年。主人家对他很满意，看来他对主人也很满意。有一天，西蒙跑到女主人跟前，说：“原谅我，太太，现在我要回家，回乡下去。说实话，我非常感激您，可是，我再也不能侍候您了。”
女主人吃了一惊，说：“为什么，亲爱的西蒙？我们一向待你很好。你在我们家待了这么多年，我们对你也很熟了。坦白地跟我说，——那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对工钱不满意？要是这样，那就增加好了。我们绝不会亏待你，你就照旧待在我们这儿吧。”
“不，亲爱的太太，我知道，您待我很好，工钱也不算少，不过，我还是要回家，回乡下去。说不定，过了几个月，我又会回来的。”
“为什么你在乡下要待那么久呢？那边有什么好玩的？”西蒙不说话了。
“嗯，你说，为什么你突然决定要走？”
“亲爱的太太，既然您一个劲儿追问，我倒不妨把真相说出来。”
西蒙毅然回答。
“我之所以要回家，就是因为不愿意听到我自个儿的名字。让我耳根清静些吧，要不然，我仿佛觉得自己快发疯了。成天成日我尽听到这样的声音：'西蒙，生茶炊去，要快点儿！'我生起了茶炊，不料又有谁在叫唤：'西蒙，把老爷的鞋拿去，快点儿洗一洗。'我跑去拿鞋，正洗着鞋，声音又来了：'西蒙！快点跑去叫马车，小姐要出门去啦！'我就跑去叫马车，撇下了茶炊，鞋也没有洗好……我把马车叫来以后，又开始去烧茶，接着洗鞋子。可是，不一会儿又有谁在嚷嚷：'哎，西蒙老弟，你的茶在那儿呢，我口里可渴死啦！快点儿跑去拿柠檬！'另外一间屋子里又传来老爷的声音：'哎，西蒙，你怎么慢腾腾地在洗鞋。赶快把鞋拿来。我急着穿呐。'”我还没有把手从鞋肚里掏出来，门铃响了！'西蒙，快去开门！'而紧跟着少爷又在叫'西蒙，跑去拿烟卷儿，要快一点儿……'“唉，亲爱的太太，请你自己评一评：这样的日子怎么不叫人送命？成天成日尽是听见：'西蒙，上这儿。''西蒙，上那儿。''西蒙，快拿来吧。''西蒙，快跑去。''西蒙，快啊。'”西蒙，西蒙，又是个西蒙……“这个名字像钻子穿孔似的，叫我耳朵直发疼——我在梦里也听得见它，就是在夜里我也没有片刻安宁过。
“当我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四壁也在叫唤：'西蒙，西蒙！'”我憎恨自己这个名字——它弄得我又恼火、又迷糊。我真恨不得逃到天涯海角去，只是为了不再听见它。
“不，亲爱的太太，我实在再也没有力气了。太太，开开恩，允许我回到乡下去，让我耳根清静些……。”
话的力量〔前苏联〕巴甫连科
当我感到困难，当怀疑自己力量的心情使我痛苦流泪，而生活又要求作出迅速和大胆的决定，由于意志薄弱，我却作不出这种决定来的时候，——我便想起一个老故事，这是许久以前我在巴库听一位四十年前被流放过的人说的。这故事对我起了很有用的影响，它能鼓舞我的精神，坚定我的意志，使我把这短短的故事当成我的护符和咒文，当成每个人都有的那种内心的誓言。这是我的颂歌。下面就是这篇故事，它已经缩短成能够对任何人叙述的寓言了。事情发生在四十年前的西伯利亚，在一次各党派流放者秘密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做报告的人要由邻村来参加会议。这是一个年轻的革命家，名气很大，也很特出，并且是一位前程远大的人。我不打算说出他的姓名。大家等他等了很久，他没有来。把会议延期吧，当时的情况是不允许的，而那些跟他属于不同政党的人却主张他不来也要开会，因为，他们说，这样的天气他总归是来不了的。天气也实在真是恶劣。这一年的春天来得很早，山南光秃秃的斜坡上的积雪被太阳晒软了。要想乘狗拉雪橇也办不到的。河里的冰也薄了，发了青，有些地方已经浮动起来了，在这样情形下，滑雪来很危险，要驾船逆流而上也还太早；冰块会把船挤碎的，其实，即使是最强壮的渔夫也抵不住冰块的冲击力。然而赞成等候的人并没有妥协。他们对于那个要来的人一向是深知的。
“他会来的。”
他们坚持说。
“如果他说过：'我要来'，那他一定会来。”
“环境比我们更有力量呵。”
前一种人急躁地说。大家争论起来了。忽然窗外人声嘈杂，在木屋前玩耍的孩子兴奋起来，狗叫着，焦急不安的渔夫们赶紧向河边奔去。流放者们也从屋子里走出来。他们跟前出现一个惊奇的场面。有一只小船绕着弯慢慢地冲着碎冰逆流而上。船头站着一个瘦削的人，穿着毛皮短外衣，戴着毛皮耳帽；他嘴里衔着烟斗，他用安详的动作，不慌不忙地用杆子推开流向船头的冰块。起初谁也没注意，这小船既没有帆也没有机器，怎么能逆流行驶，当人们走近河边的时候，大家才吃了一惊；原来是几只狗在岸上拖着船前进。这样的事在这里谁都没有试过，渔夫们惊奇得直摇头。其中一位年长的人说：“我们的祖先和你父亲在这儿住了多少代，可能谁也没敢这样做过。”
当戴耳帽的人走上岸来的时候，他们向他深深地鞠躬致敬：“到来的这一位比咱们更会出主意。是个勇敢的人！”来者与等候他的人握了握手，指着船和河说：“同志们，请原谅我不得已迟到了。这对我是一种新的工具，有点不好掌握时间。”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或者说人家讲给我听的这个富于诗意的故事中是不是有所杜撰，我不得而知，但我希望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关于信任一句话和关于一句话的力量的故事更具真实和更美好的东西了。
莫斯科的天空〔前苏联〕格。古里亚
我们的下面是铁和混凝土。我们的上面是混凝土和铁。机器在隆隆作响，电焊的火花向四面喷射。起重机忽上忽下不停地转动着，递给建筑工人洋灰、砖头、铁。我们正站在乘客电梯上。
“你们得等一下，”一个姑娘说道，“同意吗？”客人们在第十九层楼上有什么事要做呢？当然要等着。可是，她不希望别人误解她的话。
“这个时候人们不常利用电梯，所以你们需要稍微等候一下。”
姑娘解释说。电梯上很洁净，一切都擦得亮光光的。可是这种洁净并不是很容易就做到的：四周的洋灰尘土飞扬着，使得她不得不经常加以清除。这个姑娘名字叫娜达莎。库兹涅佐娃，她坐在小长凳上。她从电梯角落的架板上取下了一本书。
“娜达莎！”姑娘探询地瞧着我们，一对蓝眼睛似乎有倦意了。头上包着深色的头巾。头巾下面露出一绺黑发，头巾上也有洋灰点子。娜达莎的年龄多大呢？最多恐怕不过十八岁。是的，她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她才十七岁。
“你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我们很想知道，她为什么乐意参加工作，而不去念书。娜达莎好像猜到了这一点。她说：“我父亲在这次战争中在波罗的海牺牲了……我母亲在机关工作……她除了我还有两个孩子。所以得要养活他们……”
“你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是一本代数。”
娜达莎把铁门砰然一声关上，我们就向上升了。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层……她答应把我们送到大学大厦的圆顶下面：“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莫斯科，了如指掌。”
电梯把我们升得越来越高……我们又谈起了娜达莎的那本书。
“你在准备功课是不是？”娜达莎转过头来瞧着我们说：“准备进这个正在建筑中的大学。我现在就在工地上的十年制学校里就读……瞧，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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