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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1978-2008-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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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淠选背晌跸斓谋曛拘杂镅裕钡�20多年后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还被演员拿来戏说。
因其自传中所崇尚的个人奋斗意识太过超前，在当时引起极大的争议，几乎演变成一场社会大讨论。这本书被一些人指责为宣扬资本主义人生观，宣扬“个人奋斗”。
的确，在一个标榜人人做“螺丝钉”的时代，讲述自己的个人价值、个人目标，甚至表达个人名利欲望，涉世不深的刘晓庆无疑捅了个大马蜂窝。
有关部门甚至组织批判文章，对刘晓庆及其自传进行批判。然而，大部分群众还是站在了刘晓庆的一边，批判持续了一段时间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我的路》引发的风波并没有使刘晓庆了解世故，步入圆滑，相反，却激起了她的斗志，不久她又公然宣布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这一宣言尽管符合当时的现实，但她毫不谦虚谨慎的作派，更是引来一片批驳之声。
一本日本杂志在20年后这样评价：“她的自传体小说《我的路》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
张克莎变性圆了女儿梦
1月，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著名外科专家王大玫教授主刀，张克莎成为中国首例变性人。
张克莎，1962年出生于大连一个部队高干家庭，成长于长沙。20多年前，张克莎曾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当兵，当时还是男儿身的“他”就公然留披肩长发，因外表女性打扮而被退伍办拒绝接收，后只身南下东莞石龙，混在女人堆里打工。
手术后，张克莎回到长沙，在友谊商店做售货员，可是却被当作怪物一样观看，后来她远嫁一个比她大30多岁的香港商人，想彻底割断过去，以女性身份隐居生活。在香港她做过很多工作，但是并没有逃出过去的阴影，被人拿她的变性史来敲诈勒索，她被迫远走台湾。 2002年2月，先生去世后，她回到长沙，并且以惊人的勇气选择出书，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所有人。
2003年6月24日《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姜英爽采访了张克莎——
记：关于做不做这个手术的问题上，你从来没有挣扎过？
张：没有。从来没有。可能别人会说我是越陷越深，可是我自己却是越来越清楚，我要走到我想走到的地方。
记：你没有怕万一不成功，比如甚至变成不男不女？
张：不管成不成功，我已经是一个女人了。一刀下去，我已经回不去了。我至少可以公开地得到长头发，女人的衣服。
记：你是什么时候跟你父母谈到你要变成女孩子的？
张：他们从来就知道。后来我到了部队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开始公然留长发，谁的话也不听。我病倒了，部队把我的父母请到了医院，部队想让我变成真正的男人，让我注射男性荷尔蒙，我父母亲也在劝我，说我变好了可以让我去读书。可是我说，我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他们也去咨询了很多心理医生，医生说，如果他们要的一定是儿子，我只能有两个下场，一个是疯掉，一个是自杀。我的父母只能接受了我。
记：你谈过多次恋爱，可是都是因为你曾是个男孩的事实或者不能生育而失去了，你觉得自己有可能真的获得完美的爱情和婚姻么？
张：我的朋友都对我很好，也有一些爱上我的人，他们是可以接受我的。
记：这个社会是越来越宽容了。
张：我感到我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宽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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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记录员端上一盘子《乡恋》点播单
1983年除夕，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播出了该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从此，每年除夕，许多中国人都会：包饺子、放鞭炮、看春节联欢晚会。
4部直拨电话铃声几乎没有停过，北京电信86局的线都烧热了，技术人员非常紧张，备用器材、消防器材都已备好。
李谷一连唱了《乡恋》等7首歌曲，曾经的禁歌《乡恋》，居然上了春晚。
2006年4月18日央视《讲述》栏目，披露了禁歌《乡恋》上春晚的细节。
那时的李谷一正因为《乡恋》，在遭受着一场全国性铺天盖地的批判，说那首歌是靡靡之音，说李谷一是黄色歌女……而一些批判文字慷慨激昂义正辞严，诸如：无产阶级思想应该是非常健康的，不能被这些软绵绵的东西来摧残。一首普通的歌曲，竟然给李谷一带来极大的困境，使她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那无数的批判言辞中有很多东西，纯粹是一种对她人格的诬蔑。受到这些无端的打击，李谷一时常噩梦缠身难以入眠。
由于当时主流媒体一直在对李谷一唱的《乡恋》做批评报道，中央乐团怕受到牵连，于是向李谷一提出了警告。在这种压力下，李谷一一熬就是三年。
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面向观众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开播了。当时的总导演黄一鹤请来了李谷一，但晚会的节目单中并没有李谷一的《乡恋》。此时，乡恋是禁歌，不在演出范围内。
然而，晚会演出开始后，4部热线电话刚一开通，观众的反映大大出乎了导演黄一鹤的预料：李谷一在台上一出现，观众就来电话点播《乡恋》。当电话记录员把一大堆观众点播《乡恋》的条子送到导演室交给黄一鹤时，黄一鹤感到非常为难：他决定不了让李谷一唱这首歌。
而此时正在台上表演的李谷一，根本不清楚有这么多的观众通过热线电话，点她唱《乡恋》这首歌。当时正好广播电视系统的最高领导吴冷西部长，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第一线坐阵。黄一鹤让电话记录员把观众的电话点播记录单交给吴冷西部长。吴冷西见是点的《乡恋》，即摇了摇头。没想到，观众打电话让李谷一唱《乡恋》的点播量越来越多，可在切换台上忙碌的黄一鹤依然作不了主。
就在此时，李谷一正在台里被人要求与袁世海演唱京剧，电话记录员又端上一盘子记录着观众要求李谷一唱《乡恋》的点播单，黄一鹤一看，这一盘怎么也得有二三百个。这回黄一鹤可真没辙了，他对那端盘子者说：这事你无论如何得跟吴部长好好说一说。没一会儿，吴部长找到黄一鹤这边来说：黄一鹤，上《乡恋》。黄一鹤一听这话，兴奋极了，他知道吴冷西是在冒着多大危险，但此时已顾不了太多。黄一鹤赶紧找来伴奏带，并火速请主持人报幕。
此时已演唱了6首歌曲的李谷一感到非常惊讶，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伴奏音乐已经响起，正是《乡恋》。演唱中的李谷一百感交集，这几年中的酸甜苦辣全都涌上心头：这首歌引起的那些磨难，让她扛了这么多年，一直都名不正言不顺，今天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乡恋》了！就这样，李谷一的《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的舞台得到了证明，被人们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乡恋》，连同她后来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难忘今宵》，都让人很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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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歌外，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
４月６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规定：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除未满16岁者和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均应申领居民身份证。
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有效期。
在办理涉及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权益事务时，公民可以此作为身份证明。
河山只在我梦里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这首歌词非常简单朴素的《我的中国心》，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被身着中山装，戴着眼镜，貌不惊人的张明敏一唱，立刻风靡中国。我们现在也忘不了，当时张明敏唱这首歌曲时深情凝重而又铿锵有力。
《我的中国心》不仅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更拉近了全世界华人之间的距离。《我的中国心》一度被称为“除国歌外，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结束曲，是由乔羽作词、王酩作曲的《难忘今宵》，从此，这首歌曲成为晚会中的经典。
1984年8月的上海青年吉它大奖赛中，上海群益无线电厂的青年工人张行夺得了吉它弹唱的第一名，并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出版发行了个人专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狂销350万盒。专辑中的歌曲《迟到》、《告诉我》传唱至今。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带来了我的烦恼
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她
哦……她比你先到
她温柔又可爱
她美丽又大方
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她
你会了解我的感觉
爱要真诚不能分享
哦……对你说声抱歉
当时的大街小巷，不时地会见到一些长头发的小青年，拿着一把吉它，唱着张行的这首《迟到》。
1984年之后，程琳、朱晓琳两个“琳”的歌曲，唱遍了中国。
1982年，当程琳蹦蹦跳跳奔走在首都各大舞台上，演唱《小螺号》、《草帽歌》、《盼红军》等歌曲的时候，一份国家级的大报率先发文，不点名地对程琳进行批评，说她的歌声是颓废之音，靡靡之音，台风轻佻，有挑逗嫌疑。一时间，应和者众，程琳不能再登台演唱了。
从1984年开始，程琳演唱的《酒干倘卖无》、《熊猫咪咪》、《你和我的明天》、《信天游》等歌曲，迅速流行开来。
差不多同时，15岁的扬州姑娘朱晓琳，把一曲《妈妈的吻》唱红了大江南北，打动了亿万听众的心：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已白发鬓鬓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
吻干我脸上的泪花
温暖我那幼小的心
妈妈的吻 甜蜜的吻
叫我思念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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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林与刘巧珍拨动了多少人的人生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
那是因为一部名叫《红衣少女》的电影。片子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裙子风靡全国，连同片中一句经典对白：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
这是根据女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一位16岁的活泼女生安然，她喜欢穿一件大红衬衫，喜欢踢足球、吹口哨，喜欢佐罗的下巴，喜欢和不多废话的男孩来往。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尚未吹遍大江南北，保守凝滞之风尚存的年代，安然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班上乃至学校里的焦点。
安然最出格的是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课堂上，当众指出班主任老师将“干将莫邪”的“邪（yé）”念成（xié）的读音错误，从而受到这位老师的排斥和报复；二是在作文中如实记录了班长八面玲珑的虚伪——这样的率真，恐怕是当今的孩子也极难做到的，大人就更不用说了。
1984年真正刺痛人心的，是一个叫“高加林”的人。
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参加了高考，但是名落孙山。正在高加林情绪低落消沉之时，一个美丽善良但没有文化的本村姑娘——刘巧珍向他表达了火热、纯真的爱情。巧珍的爱情一时填补了高加林的苦恼和空虚，修复了他受损的心灵。在爱情的力量的鼓舞下，巧珍勇敢地与高加林一起，同愚昧的封建思想做斗争，做了很多“出格”的事。
一个偶然机会，再次改变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高加林“农转非”，当上记者之后，抛弃了深深爱着他的美丽善良的巧珍。
这是1982年第三期的《收获》上，刊登的一篇曾经轰动一时的、著名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所叙述的故事。
1984年，由吴天明、路遥编剧的同名电影搬上了银幕。一时间，《人生》家喻户晓。《人生》的轰动便由文坛走向大学校园、工厂农村，甚至于世界。
高加林成了那个时候青年人谈论最多的人。
“渴望撕下农民身份标签的高加林，是一种思想或者道德的沦丧吗？”
“高加林是中国的‘于连’吗”？
“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根源在哪里？”
“高加林该不该抛弃刘巧珍？”
更多延伸出去的命题，旋风般地在全社会、港台甚至跨出国界，在日本、法国、苏联、英国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此起彼伏的大讨论。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纷纷扬扬，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领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之类的讨论场所。
作为一部引发80年代“人生”大讨论的作品，《人生》无疑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它的悲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背景上，“城乡差别”、“户籍制度”、“官文化”、“关系学”、“门当户对”……就是那场争鸣的关键词。
电影中的主题歌，写的是爱情：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煮了那个“钱钱”下了那个米，大路上搂柴，我了一了你。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子照，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的开，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后面，骂他“这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以致，很有希望成为“最佳男演员”的周里京，在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评选中，吃了不少“哑巴亏”。
相反，“刘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却处处受到同情和欢迎，求爱的信号不断。后来，她嫁给乒乓球冠军江嘉良。
其实，高加林的生活，就是路遥生活的部分写照，更是80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的人生写照。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至今记得影片开头的一段字幕：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当时，这段话将一批年轻人深深地震撼，并激励着他们奋力前行。
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多人惊奇地看到了这段话在自己身上应验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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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部长的“裙子门”风波
９月，纺织工业部女部长吴文英到山东检查工作时，身穿金黄色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成为新闻。这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衣着，但那时国家干部在工作时间内，许多人还不敢穿得太随便。
吴文英当时说：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我们穿得好、穿得美，我们纺织工业有责任把全国人民打扮得漂亮一点，不要用50年代的着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不要有“穷光荣”的想法。
当时，穿一种色彩艳一点的礼服，都需要部长级的领导带头穿，这真应了那句老话，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奔头。
20年后的2004年6月30日，全国妇联邀请80余位女部长学习“穿衣打扮”，中央外事办副主任明确指出：“我们98％的女部长都不知该如何打扮自己”。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女部长开始形象工程”甚至成了一些境外媒体的头条新闻。
7月3日，上海鄂尔多斯内衣有限公司公开宣布成立“部长内衣（着装）设计室”，打算免费为女部长们做形象顾问并为其量身订做服装。鄂尔多斯的行动经媒体披露后，迅速在业界激起波澜，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少数人甚至直指鄂尔多斯是“拉关系”乃至是“赤裸裸的行贿”。
笔者当时写了一篇评论《女部长们有责任避嫌》，被全国媒体广为转载。其中写到：
人们对鄂尔多斯的指责，不乏敏感和偏激之处。企业要应对市场竞争，必须有敏锐的公关（包括政府公关）能力，不要说鄂尔多斯，就是像微软那样的公司，也曾在政府公关方面费尽心思，在北京市的政府采购中落单后，果断调整微软中国领导层，就任后的唐骏把修复政府关系作为首要任务，频频进行与政府官员大范围的沟通活动。作为一个服装企业，“９８％的女部长不会穿衣打扮”的现状，无疑是一次进行政府公关的绝妙商机，只要行得正就行，对公众的指责不妨姑妄听之；但作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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