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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家事与情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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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是我六十四岁生日,也是我心脏病发(1938年12月4日)第十七周年。去年,我很容易感觉疲倦,在第五大道上,走上五条街,就经常需要停下来休息,那才只有四分之一哩的路啊。唯一让人宽心的是:在我作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时,坐着工作三、四个小时,还不觉得疲倦。”
以胡适寿命计,这是暮年学人的声音。
胡适于1958年4月6日返回中国台湾省定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年初,韦莲司出乎意外地收到胡适邮寄给她的一双拖鞋!她写信道:“最受欢迎的礼物茶叶已安全到达,精致的拖鞋也同时收到。茶有一种我很喜欢的特殊的清香和味道——
寄拖鞋来是否表示你有意来绮色佳?我希望如此!一如既往,我对我们长久的友谊,怀着无限的感念。(1958年1月13日)
一双拖鞋也引发了这位老姑娘如此丰富的联想。“拖鞋”可作胡韦之恋在美国的尾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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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莲司祭奠:半世纪书信(1)
黄昏
1958年4月胡适正式返台后,因料理善后和参加学术活动,又去过美国三次:1958年6月16日到纽约,处理行李、书籍和动员江冬秀同返台(未成);1959年7月赴夏威夷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后,转赴美国纽约,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年会;1960年7月到美国西雅图,参加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然后返纽约自己寓所,此行为时3个月。
胡适三行美国,韦莲司无时不企盼再聚首,“我怀着多看你几眼的希望”,“我的思绪总是围绕着你”。但胡适行程那么紧,只在最后一次的一百天中,在华盛顿匆匆短聚了一次,另外,只能以书、以物传情了。
1958年7月4日,乘胡适到纽约寓所收拾行李,正式结束美国生活时,韦莲司寄了“典型的美国小礼物两人用餐具”一套,作为惜别留念。韦别出心裁地在这套精致的银餐具上,分别用中文、英文刻了“冬秀”两字。“那个刻工从来没有见过汉字,更没有刻过汉字。第一个汤匙,一眼看去,真是太奇怪了,我几乎要放弃(刻中国字)的打算了。然而,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希望这个可笑的结果能使她(冬秀)一笑。”为了表示对冬秀朴素而不加修饰的敬重,韦莲司没有采用她的“讲究礼貌又受过亚洲式教育的西方朋友”的建议,没有称冬秀为“姐姐”,因为“实际上,她比我小几岁,这在西方,却反而更值得骄傲。”(韦莲司,1958年7月4日)
胡适收到后,大为赞赏:“这真是一套非常漂亮的银器,背后有多少巧思和关怀!”(1958年7月11日)果然,这份被胡适称为“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一生有多方面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友谊,在胡适身后,为江冬秀持续了下去。
在胡适正式返台后的那些日子,他俩一直盼望着再度聚首。“明年夏天我会回来,也许参加我那一级同学四十五周年的同学会”(胡适,1958年10月21日)。“要是我安排得开,我会去看你的”(胡适,1959年6月18日)。“我今年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没能去绮色佳”(胡适,1959年12月2日)。胡适终于于1960年7月至10月生平最后一次的赴美行程中,9月,在华盛顿他俩聚首了。
韦莲司何以急盼见胡适呢?因为她晚年生活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她已过古稀之龄了,她在抓紧时间整理韦莲司家族档案,交康奈尔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同时,计划出售现在拥有的那幢楼房,以便移居东加勒比海巴贝多岛度暮年。该岛只有430平方公里,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1966年独立,现已是加勒比地区最富裕的岛国。为此,她想把楼房所有单元先出租,自己住在由车房改建成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单元里,“试着同一个时间又做清洁工,又做油漆匠,又做搬屋工人,又做园丁,又做推销员,还得兼做经销商”;“我在外面的工作之一是在一个小儿麻痹症诊所帮忙”——义工。她的晚年生活既充实又辛苦,经济上也不太富裕。她要为自己最后归宿作计划,想在离开美国本土前,再晤一次心中唯一的人——胡适。机会终于来了,1960年9月,华盛顿。
9月,正不是个时候!纠缠胡适晚年的“雷震?《自由中国》”案正发生在这个时候。7月15日,西雅图“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结束,胡适东行到华盛顿,9月4日,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49年度会议。这天,传来了台湾警方拘捕《自由中国》半月刊雷震等4人的消息。接着“副总统”陈诚去电胡适通告。胡适是在“台北发生的事让我非常不愉快”、“我的思绪有些不宁”、“目前我一筹莫展”的心绪中,于9月6日上午,与韦莲司、蒋梦麟等人在华盛顿共进早晨。要是再没有安排其他时间的话,这次聚首何其短暂!
这次晤面,实际上是韦莲司来向胡适辞行,因为她在9月1日已经盘出了她那座绮色佳的楼房;用可的松支撑身体,完成了韦氏家族档案整理移交工作。在储藏室里留下了少量家具后,便打点行李,准备孤身前往她所向往的英属巴贝多岛过冬去了。她已经告别了种下爱情、发展感情的绮色佳镇,这位75岁的老姑娘最后追踪到她心目中唯一男人身边,鼓足勇气,辞行——要是今世再也见不到他,那是诀别了!
韦莲司祭奠:半世纪书信(2)
她明确告诉胡适,此去是碧波荡漾中的一小丁点,加勒比海里的一个小岛巴贝多。都是风烛残年的人了,生离,无异死别。胡适尽管际此政治境遇尴尬,还决心亲自送行。由于资料缺乏,不知他到何地、何港口、何码头送行。胡适送行,可感动了这位多情的美国女性了——
你来送行是一个珍贵的礼物,我那怕化费不赀,言语是无法表达我的感激的……这幅人间关爱的图象将悬挂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我到何处,都将带给我喜悦。
……你来送行的时候,实在太苍白了。我希望牙疾是使你疲惫的部分原因,而牙疾治好后,你会觉得好些。在获悉你的音信之前,我是无法放心的。
面对着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不知道围绕着台湾的海水是否也如此碧绿中带着紫色……不久,你也将回到一个海岛上……(韦莲司,1960年10月10日巴贝多岛首府桥头镇)
这可能是韦莲司小姐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信寄往纽约,正好胡适原计划14日启程那天收到。因为西北航空公司驾驶员罢工,延误航班,胡适赶紧在寓所写了信,16日由纽约发去。信中特别说:“看到你用有力而且稳健的手所写出来的字让我非常高兴,这也是四十多年来我所看惯的。我相信,你我还有好多年的日子可以过呢!”
但是,不到半年,韦莲司收到胡适寄自台北台大医院一张明信片(1961年3月4日),仅歪歪斜斜一行英文——
I am making satisfactory progress。 Don't worry。
(病情有进步,别担心。)
胡适在这年2月25日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住了356天,3月1日,输氧管拔掉,病情缓和下来了,之后能看《词选》及报纸,便立刻给远在加勒比海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报平安。
身后
浪涛滚滚为何不歇?大海喘息为何呜咽?太平洋的黑潮终于带来了凶信:1962年2月24日,下午6时30分,胡适对他的院士同仁说着“大家再喝点酒”时突然倒下了……凶信像恶浪一样狠击了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但她苍老的心没有被击碎——
亲爱的胡夫人:
多年来,你一直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曾筑巢枝头……而今,这棵大树倒下了……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的追怀,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1962年10月15日,胡适遗体归葬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口对面的旧庄墓园。77岁的韦莲司小姐不能越海来参加葬礼,她委托胡祖望,在她这位相知五十年故友的墓前,献上“一个小小的不显眼”的花篮,花篮里有十束花,“每五朵分装成一束,也许可以用白色而芬芳的水仙,或类似的花朵”;此外,“我想捐一笔钱,做为你父亲文章英译和出版的费用。这件事不必说出去,就简单的汇入中研院作为这个用途的基金就行了。”(1962年10月1日,致胡祖望函)
捐赠出版基金事,尚在1959年时韦莲司就有了构想。她在当年12月11日祝贺胡适68岁生日的信中曾说“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件在我心中想告诉你的事”,“我有些不自量力,也有些犹豫,想帮你做一件事”,“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比如,你早年所写那些具有启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她认为英译胡适这些著作,需要花钱,当时她预想自己会死在胡适之前,因此她“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做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应用得当,可以用这笔款子做为开始,逐年递加,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第二年,1960年7月9日,韦莲司在给胡适谈动迁巴贝多岛计划的信中,又一次提到“我稍早提到出版(你的著作)的计划,你的看法如何?”
韦莲司虽出生教授之家,但此时父母兄弟均亡故,自己也早已退休,仅靠有限房租维持清淡的晚年生计,这几千美元的“基金”,数目并不太大,但肯定是她一生的积蓄,份量可不轻,所以当年胡适在世时,也许不忍拂她好意,也许想的更远,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没有正面答复,“容我考虑过后,再写信给你”(1959年12月22日)。以后便回避了此事。如今他不言而走了。韦莲司念念不忘,觉得祭奠于他墓前,没有比这笔“基金”更现实更有人情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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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莲司祭奠:半世纪书信(3)
韦莲司还有一份更为厚重的“丧仪”,就是整理,无条件奉献了感情无价的胡适生前写给她所有的书信。
胡适早年留学期间(特别1915年、1916年)思想感情变迁的“真我真相”(胡适语)多留迹在他给韦莲司的百余件书信中,这是研究胡适的第一手珍贵资料。韦莲司出于对胡适的挚爱,悉心保存、保护了胡适给她的书信。这些信件基本上分两组:1、1914年——1918年,计60函;2、1923年——1945年,计信36函,明信片、电报若干。这些信函中,最早的一封是1914年11月2日写的;第二天即11月3日,胡适与韦莲司在月光下散步,韦讲印度“月中兔影”故事——那是个多么抒情的年华。最后一封是1961年4月23日,这是胡适因心脏病第二次住院,出院后暂住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学人住宅楼(进行病后观察休养)的第二天写的。看来韦莲司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在当时,他对身边人说:“这次病好了,希望能在这捡来的十年中,做一些更实际的工作。”可见胡适对生的要求是强烈的,但天不遂人愿,只有10个月的时间,他匆匆走了。韦莲司清点、整理后,在邮寄原件之前,为保证安全,在巴贝多岛对上述信件全部进行了复印,俟(1964年)圣诞节邮局忙乱一阵过后,1965年1月初寄往台北江冬秀。
“除了我曾经作为这批信件的收信人以外,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重要性。”韦莲司在寄出这批信件后,应江冬秀要求介绍自己生平时说:“我非常希望不要公开我的身份,我无非只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书信的接受者。”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颇属陈旧的故事了,但想想“一个八十岁的老小姐,整理了伴着她度过了五十个年头的书信,而今她将这批书信寄给万里之外写信人的妻子。这里头有半世纪的深情,五十年的寂寞。多少悲、欢、聚、散,都伴随着信件的寄出而成为空寂!”(周质平语)
1965年以后,韦莲司孤独地面对加勒比海的“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空寂地又生活了6年,在和胡适归天的同个月里,走了(1971年2月2日)。
她一世善良,心地开阔,对己容忍,对人迁就。她享天年86岁。
陈衡哲:响应“诗国革命”(1)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月》)
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飚落松蕊。
(《风》)
1916年上半年,为“诗国革命”,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笔战正鏖,被他们夹击得像“两个黄蝴蝶”中“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时,一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任叔永寄来的这两首小诗,要他猜猜是谁作的,并且骗道“是我作的”。胡适当然不会上当,回信说:“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陈女士乎?”没有错,果是陈女士衡哲。一位在瓦萨女子学院就读的才貌俱出众的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当时已是任叔永的女友。
陈衡哲,189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一个官宦人家,自幼受从政两广舅父的影响,游历广东,接受新思潮。18岁随舅母到上海,就读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为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到乡下姑母家,得到支持。1914年她应考清华庚款第一批女子留美官费生,被录取,终于冲出封建婚姻牢笼,横渡太平洋后,来到距离绮色佳和纽约均只有数小时火车车程的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c)瓦萨女子学院(Vassar College),修西洋史。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英文名字Sophia,即中文的“莎菲”。
那时,美东任叔永、胡适等一群中国留学生将原来的《留美学生年报》接编为《季报》(1914年),举任为主编。这时任叔永收到了莎菲寄来的稿子《来因女士传》。接着莎菲参加了任叔永任社长的“中国科学社”(任叔永、胡适、赵元任、杨杏佛、胡达等均为第一批社员),并为该社的杂志《科学》写稿。所以留美男生中,任叔永最早结识了陈衡哲女士,并开始追求她。
就在胡适为倡导白话文,特别坚持白话可以做诗而被“逼上梁山”时,读到了陈衡哲这两首近乎白话,意境隽永的小诗,并且写下了那封扣击心门的信。这封信,任叔永交给她了。美东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胡适这位才子如此看重她,怎么不令她倾心。于是乎自1916年10月起,两人白话书信、诗文来往,谐趣频繁,似乎同现在“网聊”那样,未曾谋面而互相仰慕——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
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下次来信时,申明”要何称。
(陈衡哲)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毛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便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胡适)
才子才女就这样“白”来“白”往地以诗传情,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比之任叔永描写凯约嘉湖倾舟(陈衡哲也在其内)诗,酸溜溜地屡“掉书袋”,多么别开生面,新鲜活泼!但他们还未见过面。后来据胡适自己说:“(1917年)四月七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十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谓不常见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胡适日记》1917年4月11日追记)
这是胡适与陈衡哲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一次的会晤,但其精彩,可谓“神来之笔”!何也?5个月,男寄女40多封信,不就是每月10封?“论文论学”、“游戏酬答”,以及他没有讲到的等等。女寄男,虽然在日记中没有记载下来,不过在被同学乡友文字夹击烽火中,从那方“阵营”过来一位红颜知己,不是最大的精神安慰么?莎菲小姐进而还付出了具体行动。她创作了一篇白话短篇小说《一日》,寄给了胡适。胡适这时正执编《留美学生季报》,就在第一期上给于发表了。这篇文学作品,虽然在国内影响甚微,几乎被现代文学史忘却,但它必竟是现代文学探讨时期最先用白话文创作的现代小说,是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诠释之一。以后,她恪守不成约的宗旨,“小雨点”地继续用白话文创作现代小说与诗文,虽然她已与任叔永结秦晋(1920年),但她以女性特有的关怀,注视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举动,仍执着于1917年的精神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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