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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甲午年的中日海战:首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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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郭嵩焘的情报工作搞得相当不错，或许是为了让更多的官员了解情况，当时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就此将书刻版付印。但是没想到还是有许多人跳出来痛心疾首地责骂此书败坏风气，其时户部一位名为李慈铭的官员声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此所为顽固派惯有的反应。
跳脚的自然并非李慈铭一个人，有清一代涌现出无数读书读傻了的清流们。于是噼里啪啦地一通奏折，光绪皇帝最后居然下令销毁书版（板）。
一本又一本的国家之书，不见于庙堂，不见于民间，只流落到若干精英人士手中，然后就此灰飞烟灭。一个本可以挽回的时代无可避免地以加速度的方式坠落了。
此后一年，曾纪泽游历国外归来，在香港写下了《中国先睡后醒论》，认为中国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可惜的是，一两个人的醒来终究变化不成一个国家的醒来。
还要再等三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程途经上海，才“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这部“注定要成为整整一代中国文人最重要的世界地图集”，此时已经出版了近半个世纪。
那些迟到的书和先进的人跌入历史的黑洞中，无言长叹。150年后，那些人成了古人，那些书成了古籍。有一个名为钟叔河的人将这些书收拢来，编著成《走向世界丛书》，居然立
刻洛阳纸贵，许多中国人是第一次看见这些书，那曾经沉寂过的文字居然又一次让年轻人们感受到“那个禁锢封闭时代的一股新鲜之风”。这些书从此改变了又一代人的命运和走向。
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还是幸运？
狂想主义的执行者
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猎物一样成为日本人的靶子。
吉田松阴、福泽谕吉这样划时代的人物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这个岛国上早就有人想这样做过，那个人就是被视为日本武神的丰臣秀吉。“……鲧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大明，盖非吾所欲，天所授也。”
1583年，在统一日本后丰臣秀吉就发出了如此狂言。此后丰臣秀吉更产生了“天皇居北京，秀吉居留宁波府，占领天竺”的念头。
在冷兵器时代，丰臣秀吉的野心显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他三次出兵朝鲜，最后落得大败而归。终其一生，连鸭绿江都没跨过。但是丰臣秀吉最狂妄的一个梦，延绵百年，成为后世日本人都欲实现的春秋大梦。
并河天民在1716年向幕府呈献《开疆录》称：“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这是日本“大日本帝国”的思考和行动样式的最初版。
过了100年，这样的大日本梦想接连不断地出现在日本人头脑中。佐藤信渊，一个学过医，做过幕僚，当过私塾先生的地理爱好者在49岁的时候开始漫游日本，或者在漫游的过程中他对日本的地理局限性感到了不满。
这位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只是一个博物学者的普通平民却在1823年写下了《宇内混同密策》，讨论日本未来的出路。当然，他的思路又和他的前辈们接上了：
甲 上兵伐谋（8）
“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故此书先详述略取中国之方略。中国既入日本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
舌，衣冠诡异之徒，渐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
不能不令人惊讶，他的理由是：“在当今万国中，土地最为广大、物产最为富饶、兵力最为强盛的莫过于支那，而由皇国征伐支那，如果机制得当，不过五七年间耳，其国土必土崩瓦解矣，故皇国要攻伐他国，必以先并吞支那为起始也。”
佐藤信渊入侵中国之梦，已经不再是意淫之论，而是有相当详细的攻略之策。他认为：“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
虽然用5到7年攻并中国的梦想佐藤信渊并没有看到，但此后日本的攻击线路将一直遵循佐藤信渊的蓝图。
幕府谋士将图谋中国作为其万久之策，倒幕派有着同样的梦想。吉田松阴狱中不忘东取之路，而与他同时代的桥本左内亦坚信“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这不是一个人在狂想，一个民族的思想者、行动者、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将中国视为必取之地，竟谋算积百年之久。明治群英就在这样的熏陶中开始了建国大业，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井上馨无一不是此类衣钵的继承者。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后来戴季陶在他的《日本论》里不无感慨地说。
狂想终究是狂想，最终的执行者已渐渐露面。
山县有朋在20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其老师吉田松阴的口中听到了未来的攻略设想。他自号“素狂”、“言雪”，是一个典型的武学狂人。
在1864年的下关之战中，高杉晋作在马关功山寺以80人起义组成奇兵队，出身贫微的山县有朋表现相当凶猛。但由此也见识了西方军队的炮火之犀利。明治功成后，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等人一同出洋考察，在伊藤将目光专注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同时，山县有朋却对西方的军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1870年8月3日，从欧洲归来的山县有朋受到了明治天皇的召见，在一个多小时的奏对里，他长跪在地，尽述己见。25天后，山县有朋升任兵部少辅。一年后主持兵部，着手创建了日本陆军体系。
同一年，一手创建淮军体系的李鸿章凭借赫赫战功荣升最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25年，成为清朝任期最长的直隶总督。这也是李鸿章与日本打交道的开始，他在这一年接待了来访的日本公使柳原前光，开始商谈两国的修好条约。最初开始轻视日本的李鸿章稍后便发觉，“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果然，山县有朋在中日订约后的第二年，即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要以中国为“假想敌国”。与日本的狂想前辈们不同，山县有朋开始了其卓为有效的准备工作。这一年，他制定第一次征兵令，规定了男子在17—40岁之间，有义务服3年现役，2年后备役（期间定期召训）及2年第二预备役（于紧急时召集）。到甲午开战前，日本已拥有新式陆军22万人，被称为“皇军”。
从这一年开始，日本陆军进入山县有朋时代。他制订了10年扩军计划，准备大规模侵略亚洲大陆。1880年三县有朋派出数十名将校军官考察中国军事，最后三县有朋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强兵是富国的根本，增强军备优于一切。
1886年，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艘主力舰在日本的港口维修，巨大的战船震动了日本。但李鸿章的威慑之意图，更加刺激了山县有朋等人的决心。山县再次派人到中国调查军备，日本的间谍将详细的中国军队防务报告回去。1887年日军本部拟订了《征讨清国策》，并认定以5年准备期可乘机出击攻打中国。
1890年，山县有朋的同学，同为松阴门下的伊藤博文卸任内阁总理时，不遗余力地推荐了山县有朋接任。山县有朋已经完成了对华作战的全部准备，现在大权在手，只欠东风。但是李鸿章在这10年间建立起来的北洋水师仍是一个巨大的海上压力。
山县有朋将重心转向海军，这一次甚至出动了天皇。这一年3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竞相捐款，日本的军官全部都实行捐款，每个月捐款都捐到所需经费的15％。至9月底，捐款数达到
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90年到1893年4年间，日本军费
占国家财政预算的平均比重为，其中1893年达到32％。
有必要再把目光转回来。
1891年初，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病逝，他的旅英日记的遭遇尚不足以
说明这个国家的没落。但他死后的遭遇则说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考虑过改变。郭的旧交，权倾一时的李鸿章奏请朝廷，鉴于郭的学行与政绩，希望朝廷给他立传赐谥。
光绪皇帝的批复是：“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因为他写了那些引起争议的书，或者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他相当负责任地将情报汇报给国家最高领导人，于是引来了一堆批评者。因为一本有争议的书，他死后连立个“牌坊”的资格都没有。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894年终于来了，倒计时结束。朝鲜的内乱给磨刀霍霍等待和中国决一胜负的日本一个极好的开战理由。日本间谍提供的一份情报说，慈禧太后正在庆祝自己的60大寿，清廷没有任何应战准备。为了这次万寿大典慈禧总共挪用了海军的1400万两白银，以致北洋海军连更换装备的钱都没有。
那还等什么？日本的陆军与海军即刻出发。
乙 和尚的理想（1）
1870年秋，李鸿章来到天津。这是他一生辉煌的开始，也是他此后耻辱的开始。“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
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
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之大变局也。”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意识到他面临着的世界是从未有过的世界。
在天津北洋大臣府邸，李鸿章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日本代表，外务省大丞柳原前光。此人已经在当时中国的外交部——总理衙门碰了个软钉子。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总理衙门听到后，很是诧异——这小小日本竟然也想和西方列强一样，和天朝平起平坐？
但是柳原前光又找到了李鸿章，他告诉李鸿章，日本被迫同英国、法国和美国通商，这些国家利用日本，日本因而心怀不服。但是日本力难独自抗拒这些大国，希望同中国合作。
在此之前，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已中断了300年之久。这个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朝贡国，凭着临海而居的地理优势，闭国之程度甚于中国。当然，更重要的是，丰臣秀吉的“中国梦”破碎后曾对明朝给予其“日本王”的封号大感不满，耻辱感让后来者中断了与中国的官方来往，只是不断地培养海盗不时骚扰中国的东南沿海。
柳原前光这种日中联合共抗西方列强的狡猾说辞明显打动了李鸿章，再加李对日本开始迅速学习西方原本就大有好感，李鸿章当即提笔给总理衙门的主政者恭亲王写了封信。
“鸿章前闻日本与英法通商立约，简严特甚。海关不再用西人，传教不许开禁，即此二节，已杜许多后患。又购求泰西机器兵船，仿制精利枪炮，不惜工本，勿谓小国无人。”
因此他对日中联合颇为赞赏：“与之深谈西事，似有大不获已之苦衷。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华文，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总理衙门起初准备同意准许日本通商，但不与日本“立约”，然而在李鸿章的影响下，决定允许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商谈订约之事。日本达到了其最初目的。
李鸿章的和尚经
当20岁的李鸿章在1843年第一次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城，遥望北京城宏伟气象，意气风发的他写下了《入都》十篇。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诗句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丈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就在李鸿章进京的那年7月，广西落第秀才洪秀全在紫金县成立了一个简陋的组织——拜上帝会。同年一月，魏源的《海国图志》印刷出版。
历史自有巧合。谁也不曾想到，李鸿章的命运起伏会跟这两件事牵连在一起。
太平天国席卷江南，烽烟遍地。在北京城蜗居10年的李鸿章坐不住了，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机遇终于来到。此后他在曾国藩的湘军大营里当起了参谋，“翰林变绿林”，10年后出师的他手创淮军，于是平长毛，克捻军，建半世勋名。
在炮火中成长的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模式。他自己谓作“痞子腔”，其做法无外乎二，一是拖，二是骗。从其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凌厉杀气来看，李鸿章并非是一个和事老。但是在上海亲眼目睹了西方的强大后，这个务实的官员即刻明白其时的中国远无实力抵抗外来进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乙 和尚的理想（2）
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在试图为这个帝国筑起一道篱笆。
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步兵队和洋炮队；
兴办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综合工业企业——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
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外文翻译馆；
派出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
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电报局；
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远洋海军；
中国第一面国旗的倡议者（奏改原兵船旗为国旗，称龙旗）；
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织布局……
在铁路、电报、纺织等众多中国近代化事业中他创造了47项第一。一个既熟
悉传统，又开始了解现代的人，会在新旧交替中作出怎样的决定。1871年，李鸿章办外交的第二年，日本人又来了。这次，日本人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升任外务大丞的柳原前光为
副使，前来天津同清政府谈判。中方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应宝时、陈钦随同帮办，与日方谈判。
不得不说到李鸿章的外交方略，他在给老师曾国藩的信中，将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方法概括为“痞子手段”。在与伊达的会谈中，他对伊达“翘然自负”、盛气凌人、蛮横无礼的态度极为反感，亦声色俱厉地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对日本要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如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要求，中方断然拒绝，表示中日间不能以“西约”为例，中日应缔结平等条约，不能有来无往。
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的声色俱厉给伊藤博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时的日本，尚无力与中国一战。但在日本的坚持下，最后虽然没有占到便宜，却和中国签订了一个对等的条约。对数千年来一直称臣的日本而言，其实已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
李鸿章似乎成功了。史家唐德刚认为，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
梁启超却认为：“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在他看来，西方人认为李鸿章是大手段之外交家，实际上不过是小狡狯之外交家也。
以夷制夷。
这四个字就是李鸿章的外交诀。
中法之战，欲以英德治法。中日之战，欲以俄英治日。但这种外交术，当时即受到同为中兴名臣的左宗棠的指责，“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日本人回国了，他们开始举全国之力准备一战。
1874年4月，日本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日军3000余人，在琅峤登陆，进攻台湾。清政府集调军队准备抵抗，日本侵台企图没有得逞。但同年10月两国订立的《北京专条》中，清政府不但没有加以谴责，反而肯定日本出兵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于变相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土，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李鸿章曾经成功地使用“以夷制夷”术使英国给日本施加过压力，但是由此带来的另一后果则是日本窥清中国不想开战的意图。
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三年后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此后更在朝鲜接连制造的壬午（1882年）事变和甲申（1884）政变，但此时在朝鲜主事的外交官袁世凯崭露头角，他相当强硬地插手朝鲜事务，使日本两次无功而返。
乙 和尚的理想（3）
开战，开战！
在日本上层的官僚中，不断发出这样的声音。
1886年，日本军部首脑、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派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中佐到中国做广泛调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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