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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甲午年的中日海战:首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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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29岁时失败的吉田松阴与49岁全盛时期的曾国藩相比较，会发现二者在传统道德、精神坚持方面颇为接近。但吉田松阴拼命登上美国船只的向外精神，则是曾国藩之所未有的。吉田松阴未能前往美国，当然是其一生之遗憾，但即使在乡下村塾中，他亦有一本叫做《飞耳长目》的笔记录。记载着从朋友处听来的话，来自京都商人讲述的见闻以及全国各地学生带回的消息等。他的学生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后来皆游历各国，学日本未有之道，成日本未有之业。曾国藩则对李鸿章耳提面命，在政坛沙场历练相当之久后，才派李鸿章独立功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亦一脉传承。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在战争正式开展之前，一个超越时代的先行者已经在思维的纬度中对另一个国度开始了征伐。战争从这一刻已经开始，那颗种子不仅仅意味着自强，也意味着扩张。从教育者的第一滴血落下始，后继者的命题就在于沿着前人
开的血路前行，中国从那一刻起，就成为日本思想界、政界、军界，乃至民间最理想的对手。
国家之书的命运
绝不是偶然。
在吉田松阴身首异处的同时，另一位年轻人来到了日本的都城江户。他的名字叫福泽谕吉。
在日本当时颇为有名的适适斋塾学习了三年兰学（荷兰语文及学术），时年25岁的福泽谕吉取得了教师资格证，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塾师生涯。自认为兰学已经出师的福泽谕吉却在游历横滨时受到重大打击，这个已经开放的城市到处是福泽不认识的文字。这个敏感而好学的人即刻知道，兰学已不能迎合时代的潮流。此时要补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学英语这一途而已。
不能不说福泽谕吉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天才，因为多方求教适当的老师未果，他只能依靠仅有的兰英对译字典和兰英会话书等，和一个朋友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甲 上兵伐谋（3）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半年后福泽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作为随从随幕府的使节前往美国。吉田松阴未能如愿的想法现在落到了福泽头上。但第一次的游历似乎并没有带给福泽过多的变化，也许因为随从事务过多，也许因为他的英语还不过关。他从美国带回的只有一本厚厚韦伯斯特大词典。
但是这次出行给福泽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归来后的他成为政府部门的一名正式翻译。而凭借韦伯词典，他竟然在家塾中教起了英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促进了他的英文水准。
在福泽谕吉拼命自学英文、传授英文的同时，隔在大洋另一岸的中国，创立了一个规模远大于福泽谕吉的英文学校，这就是同文馆。当时的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的帮助下，请圣公会英籍传教士包尔滕担任首任总教习，其师资力量显然要远胜于福泽谕吉的小私塾，所开科目也远多于福泽的小学校，初设英文馆（相当于系），后增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格致（时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化学等馆，俨然是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学校。
时间定格在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的首个官办的外语人才学校与日本的私人的外语人才学校同时起步。
同年，福泽谕吉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翻译，得到了第二次出洋的机会。他自己后来写道：“文久元年冬天，幕府决定向欧洲各国派遣使节，我也受命随行。第二年春天，先到法国，然后又周游英、荷、普、俄、葡等国，文明的文物无不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如医院、贫民院、盲哑院、精神病院、博物馆、博览会等，眼之所见，没有不新奇的，一听到它的作用，没有不为之心醉的，我们这一行日本人不只停留在吃惊上，而是一面感到吃惊，同时又加以羡慕，想在日本国也把这些实行起来。这种雄心当然禁也禁不住。这就是我逗留欧洲一年的到处笔录的情况，回国后加以整理，并参考了一些西方著作写成了书，这就是《西洋事情》”。
更具对比性的一幕出现在福泽谕吉的回忆中，此番游历中他在伦敦偶遇三年前来此留学的中国人唐学埙，两人相谈甚欢。一次偶然谈到洋学教育的问题，福泽询问其时中国有几名洋学者，唐学埙估计只有十几人。福泽大吃一惊。唐又反问：贵国如何？福泽谕吉说，我们能懂英文的数以千计，能理解还能翻译教育别人的至少也有500多人。
福泽谕吉从这一刻断定，清国气数已尽。
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这是一本改变日本历史的畅销书，正版加上盗版，创下了25万册的销量。忧国爱民的日本人士，几乎人手一部，把它当做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此书是谕吉呕心的杰作，充满着睿智的表现，显示谕吉的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这一年，60多岁的徐继畲也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呕血之作《瀛寰志略》当做教科书在同文馆开始讲习。令人惋惜的是，这本应是20年前就已经畅销的一本书。徐继畲本是山西五台人，因长期连续供职于福建、两广之地，使之与外部世界有了密切的接触。鸦片战争的当口，徐继畲正在汀漳龙道的任上，其驻地与厦门仅一水之隔。厦门的沦陷，他是亲眼目睹的，徐继畲兼任闽浙总督后开始得以和外国人交往加密，了解到很多国外的各种情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甲 上兵伐谋（4）
他是一个地理迷，毫无疑问。现有的文字资料显示，这位山西人首先把自己的家乡考证了一翻，《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以及《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都是传统的舆地考证，他主修的《五台新志》中亦对当地地理面貌有详尽描述。
徐继畲在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带来的地图中发现了一个事实，中国并不处于地球的中央。大清帝国已不是万世一系、独一无二的世界中心；在地球上，另有一个为中国人全然无知的新世界，在那里存在着近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后来者以此称呼他的确不为过。徐在地理上终于走出中央帝国的传统概念。《瀛寰志略》因此与此时的另一本畅销书《海国图志》有了鲜明的分野，在《海国图志》里面没有中国，魏源所谓的“海国”，仍环绕神州——“中国”之岛屿番国。
徐继畲则告诉我们，“瀛寰”分为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阿墨利加四洲，而中国居于亚细亚，为亚细亚第一大，而非“瀛寰”最大。
正是因此，徐继畲不再把英国人称之为“英夷”，而呼之为英吉利。称英国领事李太郭为英官，而不叫做英酋。后来的神光寺事件中，正是有了不同的认识，徐继畲不再主张强硬地驱赶来到此地的英国人，他认为普通的英国人入居福州城内，既无任何安全问题，也并未有使中国人失面子的地方，可惜当时的清议却是强烈反对洋人入城，由此而引发了诸多大臣的口诛笔伐，其中就有因禁烟而闻名天下的林则徐。
一个超越时代的人注定要遇到诸多诘难。之后他的书一问世，自然非议纷纷。他的好友张穆批评他把“皇清一统舆图”置于亚洲总图下。并且说：春秋体例，严于内外二字，谈海外异闻及各国信史，最好用存疑的口气，不要像明朝徐光启、李之藻那样，“遂而负谤至今”。
一个外来观察者史密斯则发现了徐继畲的与众不同，“徐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对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徐继畲）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整个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南北美洲各地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像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英国议会1854年增加爱尔兰梅诺思大学的财政援助金案，是英国政治家当时争论的一个热点。）而引起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有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
但在国内《瀛寰志略》一出，“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徐继畲官也丢了，只好回到山西老家去教书。当时声名卓著的曾国藩对徐继畲此书也有委婉的评价称“颇张大英夷”，说白了就是长英国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面子。
两本相似的书，却有着不同的结局。在两本书后面，不是两个人的命运，而是两个国家的命运。徐继畲回家坐冷板凳的时候，福泽谕吉则继续着自己的西方之旅，他写了更多的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的书。
甲 上兵伐谋（5）
1868年，徐继畲得到了一生最好的机会，他开始负责管理同文馆，他的《瀛寰志略》在迟到20年后终于成为了教科书。但20年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这一年，福泽谕吉终于选定自己人生的方向，他在这一年将自己的家塾迁往芝新钱座，定名为庆应义塾。决心投身教育事业，做一个启蒙者。他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数是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书。除各种词典、地理、历史等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书，分发给学生研读。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措施。
这些书，相信在同文馆里也会有类似的版本。徐继畲兼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即学校校长期间，亦提倡“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办学方针，设立了英、法、德、俄等各国语言和化学、算学、格物、万国公法、地理、历史、医学生理、天文学等课目，聘请美籍教师丁韪良等为教习，使同文馆成为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
似乎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徐继畲推崇的是华盛顿，福泽谕吉则呼唤着拿破仑。
徐继畲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哉！”
徐继畲将华盛顿推为古今第一伟人，他渴慕出现这样的人，但要培养这样的人物却非他所能想象。徐继畲在初稿中亦曾把“几于天下为公”一句删去，这样推选夷人为“圣”的做法自然离经叛道，现在留下的改稿可以看出他在痛苦中的两难抉择，最后他在删稿旁边又将这六字重写一遍，并且重重地加上圈点。
福泽谕吉似乎没有这样的痛苦，他有的是更深切的担忧：“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
福泽由此相当自负地说：“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
73岁的徐继畲时间不多了，1869年他告老辞官，4年后在家中去世。福泽谕吉则正当壮年，他在惨淡经营中于1871将义塾扩充到30倍之多；学校的诸般事业也一日千里，欣欣向荣。绵延至今的庆应义塾大学仍然有着福泽谕吉的身影。
一本书不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吗，两本呢？三本呢？
现在来看看这些有资格被称为“国家之书”各自的命运，在徐继畲开始编著《瀛寰志略》的时候，另一本时代巨著《海国图志》已经完成，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
这是一部大书，但显然只限于在上层精英社会中流通。即便如此，已经不习惯读禁书的守旧派们仍然对此横加指责，结果此书只印刷了1000册左右。
甲 上兵伐谋（6）
8年后，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从船上翻出了三部《海国图志》。此书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奇货可居的紧俏图书。于是；日本不断从中国“走私”和自己翻印；以至于《海国图志》最后在日本出现了15个不同的版本；有的则“被官方征用”。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价格涨了3倍。
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的老师，在读到此书后拍案叫绝：“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海国图志》由是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半个多世纪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这本书时总感到费解：《海国图志》无论如何都是开眼看世界的一架望远镜，可日本人如获至宝，中国人却视如洪水猛兽，清朝的知识分子阶层很少有人愿意翻一翻该书。
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22部介绍西方的著作。但吊诡的是，这些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都有所涉及的书没有一本销量超过1000册。当时最流行的书是情色小说，传奇演义。再看一本书，《几何原本》，这是由官方刻定的科学书籍，只有100本。
后来，《海国图志》竟然在中国绝版了，这令日本人盐谷世弘也为之义愤：“……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去！”
此时的日本，福泽继续写着畅销书，《劝学论》开宗明义宣称：“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好比神的启示一样，给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数日本人带来无比的振奋。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蒙，恍然大悟到个人的尊严，能在独立自由的新天地间，获得精神的解放。
这部书，如以每篇销行量20万册计算，大约有340万册传布于日本民间。如此盛况，诚可用“洛阳纸贵”一词来形容。
“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福泽谕吉说，在不到3000字的文章中，他宣布日本要与韩国和中国两个相邻千年的朋友绝交，因为日本要跨入文明世界之行列。谕吉兴办了一种不偏不党的日刊报纸，称为《时事新报》。他亲自撰写社论，“控制朝鲜论”、“瓜分中国论”、“日本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必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向东亚扩张。后来者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衣钵，并把它操作起来。
他译著的书不胜枚举，前后共有60余部，论册数，计达一百数十册。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在今天，这些绝不可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的。福泽谕吉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启蒙运动。
福泽谕吉以平民身份终其一生，但他却被称为“明治维新之父”。日本人在一万日元大钞正面，印上了福泽谕吉的头像，强盛的日本正来自于这个平民，而不是天皇。
徐继畲逝后三年，郭嵩焘于1876年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寰志略》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在给国内的信中感叹地说：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甲 上兵伐谋（7）
“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谋远虑加人一等者乎？”
郭嵩焘按照其时的积习，将旅欧时每天所写的日记稍作整理，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写一份，寄回总理衙门。这看起来有点像福泽谕吉的《西行记》，事实上也一点不逊色于前者。
应该说，郭嵩焘的情报工作搞得相当不错，或许是为了让更多的官员了解情况，当时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就此将书刻版付印。但是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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