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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军-第3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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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方案有“虚君实相”的成分在内。其方案确实有总统不为政府的失误担责的用意在内。
他指责洪粤诚迎合军方之语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宣传局讨论拟定政体得到了军方的高度关注。
军方重将不可能无视最高权力机构的组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向宣传局表示了各自的意见，电报、信函或者信使。各大军区都有信使往来于驻地与北京之间，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各军区肩负着“推荐”议员的使命，来宣传局“汇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宣传局确实需要掌握各军区该项工作的进展，在通讯问题相当落后的现在（除了龙谦没有人认为落后），谁会排斥当面沟通呢？宋教仁每次都参加与军方代表的会谈，司令官们未奉命令是不能进京的，来的都是参谋长、副参谋长或者其他深受信任的军官。
他们表达了差不多完全一致的意见：军方不允许出现权力分散的情况，军方希望不仅军权要集中，而且政权也要集中。
集中在谁的手里，这个不言而喻。当然，由于各大军区的司令官性格迥异，表达意见的方式及用词有很大的差异，但意思基本是一样的。
宋教仁不认为这是那位居住在海晏堂吐哺握发的授意（宋教仁认为其无需用绕弯子的方式来获取权力，那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情）。但正因如此，宋教仁才感到了担忧。如果不是出于责任，如果不是看到了国家正在发生的令宋教仁感到振奋的变化，不是让他看到了国家振兴切实的希望，他干嘛要坐在这张椅子上，因此承受昔日同事的讥讽甚至谩骂？他一直不理解的是，有很多昔日同一阵营的战友改换门庭，为什么只是自己得不到原谅？难道就是因为与昔日的领袖一直存在意见分歧？
宋教仁与谭人凤、孙武等人一同进京，闲置了一段时间，先是孙武进入总参工作，算是正式加入了蒙山军。宋教仁看得出来，孙武很高兴。也是的，在民国已经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朵浪花的情况下，作为军人，能够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总是件高兴事。然后龙谦亲自与自己谈，要自己到刚成立的军委会宣传局做副局长，协助洪粤诚工作。他尚未答应，谭人凤已经领了龙谦的任命，高高兴兴地回湖南做民政长了。不知为何要绕如此大的圈子，要使用谭石屏治理湖南，干嘛要到北京转一圈？干嘛不像汤化龙一样直接了当？谭人凤对自己说龙谦与他谈了两次，还共进一次午餐，交代了治理湖南的要点。令谭人凤激动的是龙谦对湖南评价极高，说“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这个评价可太高了，难怪谭石屏兴奋难当。
宋教仁当然也接受过龙谦的宴请，其实就是便饭而已，不过在餐桌上谈事气氛总是要和谐的多。住在贤良寺的宋教仁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言，说龙谦必请“降将”吃饭，但对于蒙山军嫡系，反而不是人人都有这个待遇了。好多军区参谋长奉召进京，最多也就是见一面而已。
宋教仁不大在乎这些虚礼。他既然留在武昌未走，便是对民党已经失望了。蒙山军将统一中国是不可逆转的事实，热衷于政治的、年仅三十多岁的他自然不想就此罢手，所以才跟随龙谦进京。龙谦已将他的建国方略全盘托出，对于军委会宣传局担负的使命，宋教仁已是一清二楚。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临时机构，在国会及政府组建之前，军委会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任命他出任宣传局副局长，不能说不重视他。奠定真正的共和基础是他一直追求的理想，他承认，龙谦对于共和体制的理解比孙文更深，龙谦的建国步骤也更为稳妥，宁愿用一个临时机构来过度也不匆忙组建中央政府，至少表明了他对国会的重视。思来想去，宋教仁在谭人凤离京后接受了龙谦的任命，到宣传局上任了，自然从贤良寺那个高级驿馆搬进了西苑这个权力中枢。
宣传局的任务的确很重，某种意义上在探索确定这个刚刚废除封建帝制的国家未来的政治格局——宪法的制定、国会的组建、政党的管理体制、政体的设计，都在这个仅有几十人的临时机构手中。
但他在政体的设计上与洪粤诚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很难说总统制和内阁制那个更好，美国就是总统制嘛，其甚至不设总理一职嘛。在宋教仁看来，便是君主立宪制下的英、日、德等国，其实就是内阁制嘛。君主便是总统，首相便是内阁总理嘛。洪粤诚主张的总统制在宋教仁看来不免有讨好龙谦的嫌疑，但龙谦已明确表述了他对于分权制约的决心嘛，这才是真正打动宋教仁的地方啊。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掌握国家外交、军事大权，超然局外，将政务委托总理领导的内阁不是很好吗？内阁运行不力，总统可以通过国会解散内阁，怎么就削弱总统的权力呢？难道将全部的政务统归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就是尊重总统的权力？说不通嘛。何况龙谦明确要在中国引入现代政党参政竞选体制，这不更证明内阁制的优越性吗？
但他的意见在宣传局是绝对的少数派，包括被龙谦请出山的担任了宣传局顾问的在辈分上算是他长辈的容闳也主张实行总统制，主张将权力集中于总统，由总统直接组阁。
容闳是什么人？以容闳的见识难道真不理解自己的主张才是真正为国家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治框架吗？而政治框架一旦构建，不能轻易改变，是要写入宪法的。难道大家就不担心总统权力过大导致独裁吗？宋教仁感到很是迷茫。
他曾与容闳老先生谈心过，容闳不去解释他主张总统制的缘由，只是说他过太天真了，完全无视中国的现状。
中国的现状真的不能实施真正的分权制？宋教仁不信。是的，民众文化水准极低，历史上没有先例都是理由，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呀？不去尝试怎么知道不行？你不给百姓权力百姓就永远不会将自己当做国家的主人嘛，你不建立民主政治，就不会涌现更多的人才嘛。
他自认自己没有很强的权力欲。当初追随孙文反清，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因为他坚信，帝制只能让中国永远地沉沦下去。他跟孙文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矛盾，究其根源，也是因为孙文名为共和，实为独裁，总想着一言堂，总想着将民党打造为绝对效忠于领袖的孙家党。这怎么能行呢？他比较了孙文和龙谦，认为龙谦比孙文更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至少孙文不会像龙谦一样如此重用昔日的敌手——假如孙氏有龙谦如今实力的话。
自然，宋教仁会与龙谦沟通，他去海晏堂见龙谦没有任何阻力，即便是龙谦正与各路诸侯会谈，他的秘书也会将其领入海晏堂。龙谦对于政体的设计不做明确表示，坦承自己不懂，所以才请了你和容先生来嘛。不过你要注意，组建政党公开竞选的条件尚不具备，没有一部相对完善的宪法，没有几年艰苦的努力，政党政治就是闹剧。现在的政党不少了，保皇党算不算？据说还搞出个旨在复辟满清的宗社党，都去搞竞选合适不合适？民党会不会承认共和国？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一个以国家利益为大前提的多方位约束，怎么搞政党政治？
那怎么办？宋教仁承认龙谦说的是事实，但该怎么办？
需要时间！龙谦对他说，需要普及教育，特别是国家民族的教育，需要用爱国主义将民心凝聚起来，还需要对法律的普遍敬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一个毫无民主基础的国度搞民主政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然，也不要以为我立国会搞政党条例是糊弄人，这一样是必须的。要向走向真正的共和，一些东西必须从现在就开始抓。我历来认为，取法上，得乎中。一件事要想做好，首先方向要正确，而实际情况是，即便方向正确，执行起来也要走样，从而削弱了方案的优越性。既然大家都认为共和是必须的，那我们就要真共和而不是假共和。有争议不要紧，慢慢谈，慢慢统一思想，只要大家抱着富强祖国的共同理想，可以求同存异嘛。但有一条你必须注意，建立共和制度却要考虑我们的实际，就像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你用一样的运动标准就不行，我可以徒手攀岩，如果让你做，即便给你根绳子你也上不去，八成要摔死。
这就是龙谦的回答。啰啰嗦嗦说了一堆，言外之意是赞成洪粤诚的总统制了。这的确让宋教仁深感失望。
如果他知道洪粤诚所受的压力就不会这么想了，洪粤诚也算龙谦核心团队的成员，军方大将们对宣传局两位局长有所区分，宋教仁是大老板拿出来装点门面的摆设，但洪氏不同。正因为此，军方大将们毫不客气地对洪粤诚指出，江山是司令率领我们打下来的，坐天下的当然是司令！别想着搞出那些所谓制约司令权力的花花道道出来，谁有资格制约司令？开玩笑！另外，就对天下大势的掌握，谁比司令更强？哦，去了趟国外就懂国外的体制了？扯淡！别忘了司令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年！洪先生，你是司令器重的人，也是蒙山军的人，跟那些满清余孽、民党分子不同，要明白该怎么办，别听他们胡扯。
当然，表述意见的方式由于各自的性格而有所不同，有直来直去警告的，有婉转指出的，有善意提醒的，核心的意思却是一样的，大政方针，必须出于总统！否则军队不会答应。
正文 第十四节 于右任
宣传局的政体方案定不下来，直接影响到政务局政府机构的设计，方声远对宣传局存了一肚子意见，尽管临近婚礼，方声远还是抽出很大精力来与宣传局沟通。他给自己定位是内阁总理，内心当然希望实行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但又限于身份不好明言，只能催促洪粤诚的进度尽可能快一些，别将别人的路都挡了。洪粤诚却认为政府的组建与此关系不大，该设那些部局你们设置便是，何必盯着这边？大帅不是已经组建北京市政府以及国安、兵工两署了吗？教育部事实上也成立了，也没有征求过宣传局的意见，那本就是你们那边的事，咱们各搞各的。
方声远反驳道，你说的轻巧！各搞各？怎么能各搞各？大帅一再说我们两家要通气，总统制和内阁制如果没什么区别，你们争吵什么？这就像一个人，脑袋当然是最重要的，有什么样的脑袋就要配什么样的四肢，难道可以抛开大脑不顾吗？
两边都是满腹怨气。
龙谦不大理会两局的争吵，或许觉得吵一吵也不是坏事，最近他一面通过总参盯着北方军区，一面将注意力转到了农业方面。
对于农业的认识，龙谦比他班底的绝大多数人要深刻的多。中国虽然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历代统治者好像都很重视农业，理论上农民的地位并不低，士农工商嘛，农民竟然排在了第二位。士大夫们至少口头上不歧视农夫，“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就悬挂在很多高门大宅的书房里，“耕读传家”四个字更是成为无数有地位家庭的门匾，但实际上农民的境遇非常悲催，盖因这个传统农业大国的正税便是农税，而水利设施基础投入的不足，对农业科研的漠视，土地的兼并剧烈，以及逐步增加的正税以外的无数杂税都不会放过农民，令无数的农民濒临破产的边缘。
粮食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如遇荒年，逃荒要饭家破人亡的惨剧是难以避免的。增产粮食是历任统治者共同的梦想，但实际上效果极差。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兼并的加剧抑制了增产，在农业社会里，土地被视为最珍贵的财富，权贵对土地的掠夺从来没有停息，这是导致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
教训是深刻的，历代王朝覆亡多是因土地兼并导致的流民暴动，不能说继任着认识不到这点，但从来难以改变这个怪圈。
龙谦在经济局内设了农业处，目的是探索一套拯救农业的政策措施。这方面的设想他跟陈超是谈过的，陈超算是龙谦班底里少数可以与他探讨农业问题的人，但陈超给他推荐的邓公超却让龙谦失望了。农业处成立两个多月，邓公超拿不出一个让龙谦眼前一亮的办法。
投入巨额资金向农业想也不要想！靠工商来反哺农业还是无比遥远的事情，或许在龙谦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怎么会提出如此愚蠢的建议？兴修水利是没错的，国家哪里来的钱去全国大修水利？培育良种也没错，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龙谦要的是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就像他所知道的故事一样，用土地政策的改变来促使农业来一个大翻身，明显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在解决民众温饱问题之后，还要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支持。
邓公超显然完不成这个任务。这个人品德不错，或许可以当个县长，但绝对不胜任指导全国农业革命的重任。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方法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就是人才，方法要自己寻找，而不是依赖上面。就像宁时俊筹建海军一样，必须有自己的思路，而且要保证思路符合最高领袖的总体框架。
龙谦断然换掉了邓公超，将其打发回了山东，他选择了民党成员于右任来接邓公超的班。
于右任是年三十一岁。他是同盟会员，但在同盟会不算是大人物。去年吴念第七师兵临西安促使西安兵变发生，于右任被捕，被拘押了一个多月，随即被点名释放，被“护送”到北京，龙谦接见西安兵变中的有功人员时召见了他，跟他单独谈了半个钟头。这是很高的待遇了，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与这位国家的新主人单独谈如此长的时间，随后于氏被安排至经济局农业处工作，担任了邓公超的副手。
邓公超被免职后，龙谦与于右任又单独谈了一次，听了他对农业工作的看法，认为其人可用，于是又花了一个半小时讲述了自己在农业上的基本设想，随即委任其为农业处处长。
龙谦给农业处的任务有三条，一是用抽样的方法对农村土地及农民收入进行调查；二是组建大型的国有农垦农场；三是出台土地方面的政策。
于右任按照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展开了工作，年前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跑了山东及内蒙，春节前根据龙谦的指示又带人去黑龙江走了一趟，春节都是在关外过的，正月十五前回到北京，向龙谦汇报了调研的情况。
于右任肯定地说，在北满成立大型国家农场是可行的，吉林不必说，黑龙江北部有大片的荒地，人烟稀少，土地肥沃，满洲大豆是出口极为畅销的农产品，供不应求，所缺的只是人力和资金而已。他还指出，在黑龙江及吉林北部组建国家农场对于巩固国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建议龙谦学习历史上军垦的办法，一举数得。但他对龙谦反对在内蒙垦荒表示不理解，在他看来，内蒙已有不错的基础，放弃太可惜了。于右任还找出了满清近十年来内蒙屯垦的资料，试图说服龙谦第一步经营内蒙，然后再徐图北满。因为北满的土地虽有，但条件太艰苦了，很多地方——齐齐哈尔副都统辖区、墨尔根副都统辖区简直就是荒无人烟，更不要是更北面的黑龙江副都统辖区了。气候问题，道路问题，人口问题都限制着开发。
“开发”一词是龙谦的发明，于右任觉得很传神贴切。
“总统，内蒙的情况要好的多，为什么放弃已有的成果？太可惜了。”
龙谦没有回答于右任的提问，埋头翻阅着于氏整理的关于内蒙垦务的资料，他没有问这些资料是出自户部档案还是来自其他地方。鲁山进京后接管了满清六部档案——他们没有销毁，也没有带走，基本完整。
在内蒙实行农垦是因为庚子赔款的压力。当初山西巡抚岑春煊就上奏清廷，开垦蒙旗土地以解决财政亏空问题。刚从太原返回北京的慈禧立即降旨，着派贻谷驰赴晋边督办垦务。贻谷是满族大臣，时任兵部侍郎，办法是将蒙人合适种植的牧场低价收回来，在租给汉人务农，一转手就是大笔的银子进账。
1902年5月，升任绥远将军兼理藩院尚书的贻谷抵达张家口，组建了近代公司形式的清丈局和东西路垦务公司，在东起察哈尔左右两旗，西至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南到长城，北至外蒙古的广大区域内实施垦务。
贻谷甩开膀子大干起来，跑马圈地，谁不对付就直接强征，抓了一批不服气的蒙族首领，还将闹事的丕尔丹砍了头。
贻谷搞了六年，据说成绩不小，但实际上缴中央财政的钱并不多，清丈局和垦务公司的账目乱成一团，贻谷本人被查，本来要流放新疆，最后则去了四川巴塘。据于右任的调查，内蒙垦务已有相当基础，应接手继续搞下去。
“我不同意继续在内蒙垦荒的理由你想不到，”龙谦放下了于氏整理的报告，对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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