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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准确地猜出了萨镇冰的真意，碍于朝廷的严令，于是象征性地向刘家庙打了几炮，拔锚启航，退往了九江，离开了武昌这个是非之地。

海军的威胁算是解除了。但第九镇根本不买谭、宋的账，他们说服了出城的十八协，驱逐或者杀掉了不愿起义的官长，自称是中华革命军，在将武昌军火（除楚望台之外）及库银、粮秣搜罗一空后，拔营南下，竟去抗击蒙山军了。

得知第九镇带着银两武器不辞而别，谭人凤破口大骂，刚站过来的黎元洪也深为不满，兵无饷则乱，这部队还怎么带？起义部队还等着发光复饷呢！

看过林述庆派人送来的信，宋教仁苦笑不已。军队没有统一指挥，也完全不顾粮草弹药的转运，就是不懂军事的自己，也知道此战必败。怎么办？让二十一协陪着送死？还是不顾这支本质上还是同盟会武装的起义军？不过，自己拿走藩库的所有银两，又算什么自己人？难怪黎元洪不满。

初步掌控武汉三镇的谭人凤、宋教仁“出色”地实现了回国时的战略目标，现在的局势多好啊，有了军队，有了地盘，武昌以南还立了一堵墙。但冷静地分析现状，如山的问题压上来，让他们毫无胜利的喜悦。

正文　第三十六节　大势（五）

徐世昌、良弼以及朱尔典的专列是在信阳听到武昌生变的消息的。宛如一桶凉水迎头浇下来，将良弼心头最后一点火苗浇灭了。

原来觉得英国人坚定地站在朝廷一方，自然会给龙谦带来压力。只要双方开启和谈，赢得朝廷整军经武的时间，局势并非一点希望没有。但武昌继长沙之后再次起义，第九镇继第八镇之后再次叛变，湖北军政高官生死未卜，一下子断绝了与龙谦直接对话的机会。绕道广州吗？时间哪里还来得及！

芦汉铁路沿途大站均有电报房，消息还是传递的很快的。现在自然是不能去武昌了，就在信阳车站，徐世昌给京师发去了电报，请示行止。

中枢没有回电。徐世昌等人只好在信阳等着，一向温文有礼的朱尔典也不耐烦起来，不断用英语抱怨着什么。

次日，也就是9月3日，徐世昌在信阳再次收到坏消息，蒙山军占领山海关的部队不顾日本人的拦阻，强行东进，日本兵不敢开枪，眼巴巴地看着蒙山军北方军的浩荡铁流冲入关内，向昌黎、滦州而去。不用问，这路击败段芝泉的大军是奔京师而去的！

京师危殆！计算兵力，京师成建制的部队只有一协另一标，军心浮动是肯定的了，不乱就不错了，哪里还能打仗？

“日本人真是熊包！怎么能放鲁山入关呢？”良弼气急败坏，“他们只要敢开枪，鲁山部就得乖乖地退出山海关！难道他们不怕日军的干涉吗？龙谦有多大本事敢和日本人开战？连老毛子都被日本打败了！公使先生，您是不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给日本去封电报？他们在天津有驻军，决不能让叛匪进入直隶！”

徐世昌因为从心底叛离了清廷，所以听到北方的噩耗不像良弼失态，心说，鲁山又不是没跟日本人见过仗，他会怕日本人？但嘴上却不能这样说，“这个，不能寄希望于日本，还是赶紧提醒朝廷想个对策吧。我看我们耗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咱们返京吧。”

朱尔典立表同意，不去理会良弼，一叠声叫嚷着要立即返回京师。武昌起义的消息让朱尔典彻底明白，大清帝国就像西坠的夕阳，任何的力量都挽救不了灭亡的趋势了。他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必须对中国的巨变做出冷静的评估，以作为帝国内阁制定远东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基础。

“徐先生，立即下令火车往回开吧。我必须尽快回到我的岗位，我必须与其他国家的公使们做充分的磋商。武昌事变是一个坏消息，山海关更是一个坏的不能再坏的消息！坦率地讲，我不认为贵国政府有扭转局势的希望了。”

似乎是证明这位外交家的预言，就在徐世昌与良弼将要退回京师的时刻，电报房再次收到噩耗，这次是沪浙举事宣布独立的通电。这下子又给本来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一次重大打击。朱尔典这次不做声了，他很清楚，这不过是开始而已，满清统治的崩陷就在眼前。

沪浙独立其实很顺利，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顺利。

沪浙是光复会的大本营，也是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基地。策动沪浙举事的主要人物是陈其美。

作为坚定追随孙文的同盟会骨干，陈其美并没有参加导致同盟会分裂的8月10日的东京会议。当时他仍在上海主办《民生报》，加紧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东京会议的消息传至陈其美耳中，陈其美深恨陶成章、宋教仁等人的分裂行为（这帮人自日本回国路过上海也未联系他）。本来他准备亲赴日本拜谒孙文，给注定心灰意冷的孙文打气鼓劲。但尚未成行，便听到了武昌举事及鲁山大军入关的消息。陈其美当即找到李烈钧，决定不再迟疑，立即行动。

陈其美说，“第九镇举事，武昌已在起义军控制之下，这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了，必将再次震动满清朝廷，加上蒙山军鲁山部入关，其目标无疑是京师。鞑子朝廷的注意力全部被蒙山军及武昌吸引了，哪里还能顾得上上海？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马上行动。”

李烈钧表示同意。

行动的力量是有的，那就是上海商团。这个成立于1907年的组织一直鼓噪立宪，因为其成员都为江浙名流，如黄炎培、雷奋、史量才、张謇等，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力量。商团以保护企业工厂库房为名购置武器，训练兵卒，实际上已经有了军队的雏形。其时，商团会长为李平书，副会长为沈缦云、叶惠钧。其中沈缦云为信诚银行经理，在于右任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是坚定的反清人士。而李平书虽不是同盟会成员，但对满清也失去了信心，不难拉至同盟会一边。

李烈钧是知兵的，他对急不可耐的陈其美说，“上海弹丸之地，若要起义成功，必得江苏、浙江响应方可，不然难以成事。”

陈其美赞成联系浙江、江苏一同行动。但坚持必须立即动起来，以上海的起义促使浙江及江苏生变。陈其美对李烈钧说，“再等下去江山都要姓龙了，哪里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这样，你负责联系江浙两省，我来组织上海的举事。”

书友们一定估计到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很顺利。沈缦云说服了李平书，以商团为主力，9月3日凌晨“仓促”举事，一举占领南门外高昌庙江南制造局，沪宁车站等要地，抵抗轻微，上海官员纷纷逃避。当日傍晚，陈其美在张园集会，宣布上海光复。

次日，杭州起义，浙江宣布独立。

浙江本是革命党重点活动的区域，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均以光复会或同盟会会员身份在浙江开展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为起义奠定了基础。徐锡麟、秋瑾的英勇就义（浙江革命党一直认为秋瑾已牺牲）更激励了浙江反清势力的决心。他们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从而将工作重心转入了军队。至1909年，浙江新军已编了一个混成协，其中管带（营长）蒋尊簋、朱瑞，队官顾乃斌，教官冯炽中，督练公所黄元秀等均为革命党。陶成章自日本秘密回浙，见杭州已是风声鹤唳，立觉时机成熟，立即着手组织杭州起义。陶成章与陈其美不睦，自然与上海方面未曾联系，李烈钧尚未抵浙，陶成章便断然发动了杭州起义。

起义是在4日凌晨二时举行的，由被革命党所控制的新军部队充任主力，分别由笕桥、南星桥出发，内应打开了望江门和新城门，革命军顺利入城，黎明时分便打下了巡抚衙门、报国寺军械局等要害部门，除了千余旗营官兵抵抗外，无不望风披靡。旗营将军、协领等在劝说下投降，杭州光复。

那个时候的特点就是控制了省城，就等于控制了全省。

且不说朱尔典联系各国公使商议中国巨变，徐世昌和良弼进宫复命，隆裕太后也在场，唯有痛哭而已，拿不出一点办法。

载沣也是束手无策，他自然早已闻悉武昌事变的消息了，曾严令停泊在武汉江面上的海军舰队轰击武昌，但舰队只向刘家庙打了几炮就完事了。海军统制萨镇冰奉中枢命令率领舰队护送第九镇至武昌，计有海容、海琛两艘巡洋舰及楚豫、楚秦、湖鄂、建威、江元等五艘炮舰，一直停泊于武汉江面，如果海军对第九镇及黎元洪部队占领的城市开炮，将给城市带来巨大的损失。或许是萨镇冰看清了局势，或许是不愿意殃及无辜，萨镇冰没有执行中枢的命令。在良弼及徐世昌返回京师的时候，萨镇冰这位海军提督已经丢下舰队搭乘一艘英国轮船以治病为名离开了舰队，而海军的几艘军舰也拔锚起航去了九江，将自己摆在了中立的位置，是否是萨镇冰的授意，不清楚。

海军不战而退令中枢寒心，袁世凯撤至衡水的北洋军拒不接受中枢命令入京护卫更令载沣愤恨异常，而蒙山军北方军无视日本驻军的阻拦向直隶的进军则让清廷绝望！接着就是沪浙举事宣告独立的消息，这几天简直要将载沣等人折磨的精神失常了。所以，徐世昌和良弼的奏报只进行了一刻钟，载沣甚至没有问俩人有何对策就结束了奏对。

良弼返回陆军部去了解京师守卫问题，徐世昌则匆匆去了衡水去见袁世凯。

冷静观察局势的徐世昌认为满清彻底完了，现在唯一需要挽救的就是北洋了。所以，他急切地要去见袁世凯商议一个章程。

徐世昌动身前便接到了通知，要他参加明日的廷对。但徐世昌没有理会，现在还能商议出什么章程来？计算时间，鲁山的部队或许数日间即抵京师了，靠一个混成协能成什么事？

徐世昌化妆出城，在9月8日到了衡水，袁世凯病了，不是装病，而是真病。龙谦在长沙生病，袁世凯在衡水病倒，无独有偶。

袁世凯抱病接见了徐世昌，别人可以不见，这位一直与他风雨同舟的义兄是必须见的。

“别问我的病了，先说说中枢是个什么章程？”袁世凯躺在榻上，有气无力，旁边站着杨士琦和杨度。

徐世昌开门见山，“蔚亭，局势大家都看清楚了，时间紧迫，这几日我反复考虑，我们应当主动和龙谦联系了。”

“唔，”袁世凯看了眼杨度，因为这个热衷于帝王学的年轻人也是这个意思，而且自告奋勇前往长沙面见龙谦，“怕是武昌未下，京师先要告急了。卞五大哥，你出京前没有见芝泉吗？”

“哪里还来得及见他！时间紧迫，之前他停在长沙，显然是促武昌生变。现在龙谦不会再犹豫了，他的南方军会立即南下武昌了！这对于我们是个机会。”

“什么机会？”杨士琦反问。

“杏城，皙子，你们说眼下该如何？”徐世昌不信这两位谋士想不透这点。

“徐大人，不如我们各自写在手上，看看是否想的一样。”杨士琦是袁世凯的首席谋士，跟徐世昌很是熟惯。说毕，拿过笔递给了徐世昌，然后在自己手心写了几个字。

徐世昌心里不快，觉着杨士琦到如今这个地步还耍名士派头未免过分，但未拒绝，略一思索，也在自己手心里写了几个字。

“那咱们让主公看看吧。”说罢杨士琦展开手掌，是“联龙逼清”四个字。而徐世昌写的则是“和谈建国”。

“哈哈，字面虽然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杨士琦笑道，“为今之计，军事上我们是打不过龙谦了。但我们还有一样镇山之宝可以利用。至于结果，我看我们的意思完全一样，逼迫清廷退位，谋求建立共和。到时候自然有我北洋立足之地。”

联合龙谦的意思是不再与蒙山军为敌，这也是北洋三镇自德州撤出后拒不执行中枢命令的缘故。逼清的含义很明确，那就是主动下手，逼迫满清退位，在政治上取得主动，获取与龙谦政治谈判的本钱。你不是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吗？你不是说凡是赞成此论即为同道吗？如今北洋“响应”你的号召，那你也就没有继续打下去的理由了。而徐世昌所写的“和谈建国”四字确实与杨士琦所写异曲同工，不过没有杨士琦的准确传神。

袁世凯长叹一口气，“袁某世受国恩，岂能做出逼迫朝廷之举？此议不妥。”

杨士琦微微一笑，“自然不需主公亲为，只需派华甫或者芝泉代劳即可。主公不是病了吗？为今之计，不若离开衡水军营，先回老家养病。只要保住北洋这点本钱，未来自然有主公展布的余地。”

“杏城兄此言极是。”杨度明白杨士琦所言的本钱就是手里这三镇残兵，“龙谦虽然占据绝对上风，但论根基，特别是在北方的根基，无论如何不能与大帅相比。眼下龙谦与孙系人马有可能火并，眼看着东南乱起，那一片可是倾向于孙文的，只要我们抢先动手，逼迫满清退位，龙谦即失去了进入京师的理由。眼下最危险的不是南方，也不是山东，而是直隶！是正在南进的鲁山所部。据说唐少川安然无恙地待在鲁山军中，颇受优待。不妨我们两路并举，我携大帅亲笔书信前往京东，面见鲁山，陈述大帅和谈之意，徐大人既与龙谦有旧，便辛苦一趟去南边，当面与龙谦分说究竟。此外，尚需段、冯等人行动起来，解除直隶混成协的武装，控制京师，以行那逼宫之事。”

徐世昌看袁世凯神色，心知自己这位契弟早就与二杨合计过了。满清覆亡已是定局，徐世昌也不是什么纯臣，现在考虑的基本是北洋团体的身后事了。

“大局崩坏如此，我确实不宜再赖在此位了。唯虑朝廷孤儿寡母，如果落得一个欺凌幼君的名声，九泉之下我亦无颜去见先君。大哥最好辛苦一趟，去趟南方罢。跟龙谦说，他受太后厚恩，天下皆知。如今须放人一条生路。朝廷退位可以，但不能赶尽杀绝。如不答应此条，袁某拼着一腔热血，也要护卫朝廷到底。至于皙子，可与王聘卿一同返京，顺便带我一封信给庆王，一些话还要庆王来说才是。芝泉那边，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北洋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容不得他袖手旁观。”

所谓要庆王说的话，自然是劝清廷退位。由满洲亲王出面，自然比外臣更为合适。

正文　第三十七节　大势（六）

但飞速发展的局势已容不得满清朝廷有更多的选择了。

9月2日，就在武昌事变，上海、浙江先后独立的这天，神速南下的蒙山军北方军熊勋旅攻占永平，守军不战而退。京师震动，清廷急调本欲用于山东的第一混成协前出芦台，以抵御北方军向京师的攻击。但端方等人知道，京师已经难以坚守了。从山海关至京师可不止一条大道可走，蒙山军不攻芦台天津，也可以出永平，走玉田、香河攻击京师。何况，一个从未上过战阵的第一混成协如何能抵挡北方军的数万大军？说起来这支兵马才是最厉害的，骑兵多不说，跟日本人在奉天干过仗，那可是国内无法想象的大阵仗。

果然，第一混成协甫出京师就出现了大批的逃亡，这支部队不能用了。

值得一提的是北方军与日军在山海关一带的对峙。

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在天津至山海关一线获得了驻兵权，司令部设在天津海光寺，部队称为清国驻屯军，是年的司令官叫阿部贞二郎，总兵力约1600人，兵力分布于京师、天津、塘沽、秦皇岛及山海关。

1600人分驻数地，还有保卫京师的日本使馆即天津的所谓驻屯军司令部，山海关一线的兵力就很少了。但阿部贞二郎闻听奉天事变后，判断北洋必败，于是亲自到山海关做了部署，准备用他手上不足三个中队的兵力封锁道路，拦阻蒙山军北方军向关内的进军。

果然，段祺瑞兵败锦州了。放过段祺瑞的败兵后，日军封锁了大路，理由是军事演习，将追上来的熊勋旅七十三团给挡住了。

什么样的将领带什么样的兵。如果是盛光的部队，会毫不犹豫地冲过去，日本人敢开枪，那就打呗，打完再说。但熊勋不会，这位西沽之战时的连长，黑沟台会战时的营长是个性格谨慎、酷爱学习的人。当初龙谦蒙山整军举办“时事讲座”，熊勋是向龙谦提问最多的人。若论对于国际关系列强纠纷的了解，熊勋在北方军部队里也就次于因出色的参谋业务和军事素养出任参谋处长的蒋方震，连鲁山都比不上熊勋。

熊勋及时喝住了被激怒的七十三团。

“这不是胆小，是慎重！涉及与外国军队的纠纷，必须请示上面！懂吗？！”熊勋训斥了七十三团团长一气，“做好战斗准备，如果他们开枪，可以还击！我去报告鲁司令。”

七十三团只能遵令。日本人也没有开枪或进一步挑衅，只是拦住了道路，将北方军挡了整整一天！

鲁山属于那种胆大心细的人，立即找来蒋方震，“蒋处长，你认为日本人是何用意？”

“他们仇视我军是肯定的了，既有沈旦堡、黑沟台的旧仇，更有大帅在山东及广东时期流露出的反日情绪，还有日本在中国利益的担心。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