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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了，就是小毛病。年纪大了嘛，难免。”段永清觉着蔡锷已经对他疑心了。但蔡锷再未提起此事，咬牙坚持没有撤出的段永清最终躲过了一场危机。

他一直牵挂着被捕的邢冬云。但毫无消息。直到几个月后，段永清获知了邢冬云惨死于赵秉均酷刑之下的情形。这位总是笑眯眯的中年人是个真正的硬汉，至死也没有吐露北京站的任何秘密。段永清当然也明白了福来顺总站的暴露是因为奕劻。奕劻老东西终于想起了是谁一直替龙谦联系自己了。所以才有查封福来顺酒庄的一幕。

邢冬云死了，永远将他为什么不及时撤离的秘密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李云祥顺利到了天津，顺利接上头递出了情报。天津站严令他不得再返北京，既为保护他，也为保护蒙山军地下世界的秘密。李云祥随天津站负责人走海路去了山东，当时山东军与北洋之战已经打的热火朝天了，他带来的情报对于山东军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因此立功，被留于业已成立的军情局供职，受到了江云的宴请并领受了最高奖赏。建国后，李云祥这一批人奠定了共和国秘密战线的基石。1911年全军授衔，李云祥因送出北洋绝密军事计划破格获中校军衔，最终离职时的军衔为中将。

当然，他找到了他的妻子。多年后，在军情局大院生活的李太太跟太太团聊天，多次吹嘘丈夫潜伏京师的故事，“哎呀，我哪里知道他就是咱们的情报官啊？他们这帮人可真能瞒，连自己的老婆都瞒得瓷实……”言语中不无得意。

需要指出的是，蒙山军时期奠定的秘密战线的基本工作原则、训练课程及特工手段均出自龙谦之手，被江云等人完善发扬，这套高于对手好几个台阶的情报系统段为蒙山军夺取全国胜利立下了大功。其特点是渗透、深入、攻心，辅之于科学的情报传输及缜密的情报分析，绝少采用肉体消灭的手段。相比于蒙山军的情报运作水平，无论是北洋还是孙系，都不可同日而语。

正文　第十五节　同盟会分裂

8月3日，龙谦回到广州。在了解了最近十天里广州及广东的局势发展后，来不及嘉奖王明远等人发动广州起义的功绩，第一件事便是追问广东水师营的下落。在得知王明远调动总部警卫营、临时抽调的一个炮营在两个保安团（惠州及广州）的配合下将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指挥的水师营包围缴械，水师营基本无伤亡及李准本人安然无恙后大喜，连呼做的好。虽然事前交代了尽量和平解决水师营，但龙谦还是捏着把汗。

“干的好！要知道李准是个爱国的海军将领，而海军我们实在是太缺人了。本来应当亲自去趟惠州见一见李准将军的，但来回六七百里，太耽搁时间了。这样吧，我写一封信，你抽空亲自去趟惠州面交李准将军，顺便代我致歉。对他说，吾辈军人，应当效忠这个国家，不当效忠一家一姓。水师营投诚蒙山军不丢人，这就算是我们的第一支海军部队了，要他相信，无论是待遇还是前程，绝对比给满清干好的多。前程嘛，暂时还看不到，但军饷比原先提高五成！包括水师营的训练维护费，统统足额发放！这次我们的蒋总裁在上海干的不错，蒙山军暂时不缺钱了。等我们建国了，会大力发展海军，西沙、南沙，都是要他来镇守的！不是用木质小船，而是用不次于或者超过列强的大军舰来保卫我们的神圣海疆！”龙谦眉飞色舞地对王明远说道。

王明远亲自指挥了对水师营的包围缴械，情知李准并不愿投降，而是迫于炮兵的压力，顾虑他的舰只与兵士伤亡才下令投诚，而且与王明远约定不得伤害他的兵士，不得将军舰上的大炮拆除他用。

因为事前龙谦有交代，只要李准投诚，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所以王明远便答应了李准的条件，促使惠州水师营和平解决。现在龙谦如此器重李准，王明远心里不以为然，但也知招降纳叛是开国之君应有的气度，事后还是按照龙谦的指示又去了一趟惠州，顺便将惠州团带出来编入第八旅。李准看了龙谦的亲笔信后有些感动，比第一次与王明远的见面和气了许多。因为军饷及军费很快到位，水师营的官兵倒是很稳定。

龙谦在广州并未待几天。与王明远、司徒均等人就两广局势细致研究后，抽空拜会了周馥及广州商界名流，并且召开了一次总政治部宣传部举办的为时一小时的记者招待会，这是龙谦预定的活动。在看了“勘电”后，龙谦认为一些东西需要澄清，更因为广州乃中国不次于上海的风气开放之地，列强势力盘根错节，对于蒙山军举义，观望者有之，反对者更多，像德国领事拜会迁回广州的蒙山军总部表示愿意在道义和物资上帮助蒙山军的仅此一家，别无分店。龙谦思虑再三，让政治部组织了这次活动。

曾经的风云人物秋瑾神奇“复活”，立即震撼了参加记者会的记者们。秋瑾的高调亮相，甚至夺了龙谦这位蒙山军统帅的风头。为此，记者会延时了二十分钟。

记者们向龙谦提了一堆问题，因为是总政治部选择的媒体，并且事前做了约定，不准提出深受慈禧太后厚恩，如今太后尸骨未寒便反了之类的问题，也不准提问军事计划，因为总司令不会回答这种愚蠢的问题。可以问什么？其他就可以问啦，够宽松吧？

参加会议的有一半是外国记者。他们急切地想知道蒙山军的一些政策。蒙山军突然暴露的实力让他们意识到这不是革命党的小打小闹了，这是划时代的大事件！这位之前镇压了广东及广西革命党暴动的军事将领，突然摇身一变加入了反清的阵营，而且，无疑他将是举起反清大旗的那个人。这简直太传奇了，太具有文学作品的性格冲突素材了。

记者们，特别是外国媒体的记者们，向龙谦抛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当他们发现这位军容整齐但面带倦容的蒙山军统帅竟然可以用英语进行交流时气氛就更热烈了，外国记者的踊跃无所顾忌的发问，将记者会开成了外国记者招待会了。

秋瑾发现，龙谦特别善于应对记者，面对外国记者刁钻古怪的问题，他甚至可以以幽默应之。比如，记者问他说你身为清国大将却举兵反清这算不算中国人说的两面派？龙谦微笑着说，您知道，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美男子是那种面白无须，风度翩翩的俊雅公子。您说，如果我有另一副面孔，我会戴着这一副吗？

会议室顿时爆发哄堂大笑。外国记者们听懂了龙谦不太合语法的英语，其实这是林肯总统的一个典故，被龙谦挪用在这里，“笑果”一样不错。

主持招待会的秋瑾及负责记录的许思都被龙谦这句话笑得前仰后合。秋瑾特意注意了许思，或许在许思眼里，龙谦是最美的男子汉吧。其实他不过是黑一些，胡子重一些，性格雄豪极为男性化的秋瑾认为龙谦就是男子汉。

或许，权力可以美化男人。手握大权，特别是像龙谦这样手握雄兵正在创造历史的人物，在很多女性眼中极具魅力。

对于问及假设“革命”成功，将如何对待清室？中央政府如何建立？国体如何？政体如何？是否会与孙文一系反清势力合作这些敏感问题，龙谦都侃侃而谈，毫无滞碍。这点极获外国记者好评，对于列强最为关心的在华利益问题，乃至一系列强加于中国头上的条约的认可问题，龙谦都做了正面回答，他说，蒙山军将主导未来的共和政府，这是无疑的，但蒙山军绝不做独裁政府，这也是既定方针。未来的中央政府，不一定在推翻满清后即行成立，或许需要一个不太长的过渡时间，比如先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以确定临时宪法，待确立国家的政治体制后再行选举产生。当然，这个过渡期绝不会长，我个人认为，两年足矣。至于外交方面，我个人以为，应当尊重历史。究竟如何处理历史留给新政府的一切遗留问题，一唯公意是从。在这里我要表明一个态度，新的共和国政府，一定是一个法制的政府，一定是一个开放包容文明进步的政府，愿意与一切建立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国家建立外交、经济诸多方面的联系。

这句话很巧妙，既没有说肯定会承认那些不平等条约，比如压在中国头上的庚子赔款，也没有说肯定要撕毁旧约。一唯公意是从，很巧妙的答复。

外国记者们基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尽管自秋瑾以下，许多中国媒体的记者有些不满意。记者们认为记者会虽然只有八十分钟，但信息量极大。记者们普遍认为，这位突然占据媒体头条的龙谦将军允文允武，表现出极为卓越的军事政治乃至外交素质。蒙山军有这样的统帅，是大清帝国的大不幸。

招待会高调亮相后，龙谦任命王明远兼任广州警备司令，一面稳定后方，理顺后勤补给通道，一面抓紧整补他的第三师，确保北伐大军后方无虞。

8月3日，完成整编集结完毕的封国柱第一师已跨出韶关，其前锋阎树林第一旅正式进入湖南，正式拉开了北伐的大幕。憋了一股劲的第一旅像脱缰的野马开始奔腾咆哮。8月4日占领宜章，8月6日攻克郴州，第一旅每日前进路程在50公里以上。

因封国柱第一师进展神速，龙谦旋即带领总参机关移驻韶关，建立前进指挥所，就近指挥北伐战事。

关内外各派势力密切关注地中国急剧变化的局势，8月10日，德州战役正式爆发，而这一天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同盟会会议上，同盟会内部的几派发生了严重冲突。

国内大变突生，令因武装起义的连续失败而倍感沮丧的同盟会领袖人物精神一震，意识到同盟会的机会来了。

但机会在哪儿，同盟会的首脑们却发生了严重分歧。需要说明的是，逃脱了蒙山军追捕的黄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日本。但由于极度的疲倦而病倒了，未参加8月10日的会议。

本来准备再次到美国为同盟会募集资金的孙文因国内巨变而取消了行程，8月10日的会议当然由总理孙文主持。

会议一致认为龙谦起兵反清给革命大业带来了机遇，应当抓紧在国内进行布局，但是，在行动方向上，同盟会出现了三种声音。

前文已经讲过，同盟会实际是三派反清势力的组合，孙文的兴中会，主要是广东派。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主要是湖南派。还有就是章炳麟、陶成章的光复会（秋瑾属于这一派），主要是江浙派。迫于清廷的压力，三派联合而成同盟会，实际上内部一直没有彻底得到整合。

自1906年湘赣边界会党起义之后，同盟会组织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在龙谦部主力南移后无一不以惨败告终，损失惨重。这导致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派的力量极大削弱和由之而来的内讧。

首先是以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与同盟会分裂。本来，光复会的第一领袖是章炳麟，其人于1906年6月在上海出狱，到了日本，受到同盟会会员与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改由章炳麟主编。当时，在同盟会内，除掉孙中山，黄兴，章炳麟也是有声望的领导人，尤其是章，因为其学识渊博，在知识界享有极高的威望。但章炳麟因不满孙文日显霸道的作风，章炳麟于1907年离开了同盟会回国了，一面研究他的学问，一面撰写一些时评文章。章走后，浙江人陶成章成为了光复会这一派的首领。孙文长期在外面飘泊，1907年底对孙文不满的陶成章在东京鼓动了一些同盟会员，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推举黄兴继任。但与黄兴走的很近的主持同盟会日常事务的刘揆一却不赞成这一做法。所以陶成章的提议并未实现，但裂痕已经产生。1908年陶成章与光复会的一些人到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各地活动，重新整顿和恢复光复会的组织，明确表示反对同盟会的领导。这种情况下，陶与孙是不能再合作下去了。

其次就是长江流域各省的同盟会会员对孙中山致力于在华南发动起义不满。1907年秋，他们在日本组织了“共进会”，虽不算是脱离同盟会，但事实上已是与同盟会并行的组织，他将同盟会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四句话中的平均地权改为了平均人权这样不伦不类的口号，再次印证了龙谦所言的平均地权口号的不合时宜。而其组织形式依然延续了会党的“开香堂、结盟入伙”的办法，也证明了其落后性。

孙文为首的广东派认为，随着龙谦北伐主力进入湖南，两广将再次出现真空。有利于同盟会在两广的活动，主张继续以两广为目标进行“革命”。胡汉民、汪兆铭是这一主张的支持者，但孙文的主张立即遭到了陶成章、谭人凤及宋教仁的反对。特别是宋教仁，毫不客气地指出，由于龙谦军事集团断然与满清决裂，而且打出了建立“共和民主之新中国”，完全值得我们与之合作。现在大家又站到一条战线了，反清成为了共同的目标，怎么能去龙谦的大后方搞起义呢？这不是帮满清鞑子吗？这样做让全国百姓如何看待同盟会？

宋教仁的责难得到了谭人凤的支持。谭人凤认为龙谦部前锋已出韶关，兵锋直指衡阳，可见他是以武昌为战略目标的。我们要抢在他之前在武昌动手，这两年我们一批同志成功打入了第八镇新军部队，在武昌也建立了文学社等组织，具备举事的基础，而满清鞑子的注意力已经被龙谦所吸引，这就给我们举事创造了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应将主要力量投入武昌，假如我们在龙谦大军逼近武昌之前夺取武汉三镇，将形成可以与龙谦对话的局面，一方面给清廷以严厉打击，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们的力量。不然，将来我们在国内将无立足之地！

关键在后一条。

谭人凤的潜意识里，龙谦暴露了如此庞大的实力，反清必成。满清垮台后的政治格局才是同盟会应当关注的目标。当然，谭人凤的主张是与龙谦军事集团建立统一战线的。

孙文闻言勃然变色。未等他反驳，陶成章开言道，我倒觉得在江浙举事更为可行。为什么呢？龙谦攻击目标指向武昌，必然无暇顾及东南。同时也将清廷的力量吸引于长江中游了。江浙成为了真空，而且，最近在上海爆发的橡胶股票危机有蔓延态势，对钱庄票号已是极大的打击，因此更为我们举事创造了条件，我认为，应当在江浙干。

胡汉民知道孙文的心思，开口道，诸位，在确定行动方向前，我们先得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龙谦是个什么东西？他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三年来，龙谦手上沾了我们多少血？怎么能图谋与他合作呢？

“就是这个问题。龙谦跟满清一样，都是革命的死敌！”孙文叫道。

“我不同意。”宋教仁说道，“龙谦曾经是我们的敌人，但现在不是了。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龙谦也在干着推翻满清的事，我们总不能和满清联合吧？那样岂不是更无颜面见九泉下的烈士？”

“钝初说的是。从前是敌人，现在未尝不能做朋友。”说话的是陶成章。自意外获悉秋瑾尚在人世，而且出任蒙山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后，陶成章对龙谦集团的观感自然变了。

孙文脸色铁青，“既然如此，同盟会解散好了。有力量可以另组一党。”

宋教仁闻言大惊，“此话怎讲？”

孙中山冷声道，“党员肆意攻击总理，没有总理安有同盟会？”

谭人凤立即反驳，“会议研究，当然要畅所欲言，我不过是提出自认为正确的主张，如何便成了攻击总理？”

“不服从我就是叛党。”孙文叫道。

“你既然这样说，随便你吧。”谭人凤愤然离席。

8月10日的东京会议造成了同盟会的分裂。事后，谭人凤、宋教仁不听黄兴的劝告，决意在长江中游开创一番局面。为此，同盟会中部分会成立，立足武昌策划行动了。中部分会带走了同盟会的大半力量，连九死一生逃出生天的刘道一也加入了。

而陶成章执意在江浙发展，光复会的残余力量将目光转向了东南。

坚定支持孙文的还是广东派。鉴于同盟会的现状与孙文的强烈要求，同盟会“正宗”部分正式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以孙文为总理，并且建立了执行机构。但他们也清楚，对付龙谦控制下的广东，怕是要比满清统治下的情形更难了。黄兴、刘揆一这两个华兴会首脑既不赞成孙文的主张，又痛心于同盟会分裂，夹在其间，十分为难。

为表示继续支持孙文的革命大业，黄兴、刘揆一最终还是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8月10日的东京会议事实上宣告了同盟会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孙文这位性格坚定一手掀起反清浪潮的领袖从此淡出历史舞台，是历史局限所致。他始终要求同盟会内部无条件服从他，就像臣民臣服皇帝一样。他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个现代政党中领袖与党员的正确关系，究竟是先有领袖再有政党还是先有政党再有领袖，以及政党的领袖是怎样形成的。他始终没有意识到，个人在历史洪流既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