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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军-第2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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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未取得对马海战胜利之前并不想与俄国坐下来谈判，他们认为筹码还不足，俄国人不会轻易就范。
几个月后，俄国庞大的舰队折戟对马海峡，局势完全变了。除却极少数人，如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埃文斯和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贝雷斯福德，没人能料到对马海战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罗斯福总统不再犹豫了，立即着手进行调停。
俄国是愿意停战的，战争没拖延一个月，沙皇制度崩溃的危险就加深一分。对于这一点，沙皇尼古拉二世十分清楚。事实上，从1905年的1月19号之后，他就不敢在京城公开露面了。那天在冬宫前的涅瓦河畔举行耶稣受洗节的检阅时，对岸的彼得保罗要塞没有发射礼炮，而是让一发真正的炮弹从沙皇的头顶飞了过去！俄国高层再也没有勇气将战争进行下去了！
对于日本，它已经精疲力竭了。它的问题主要是财政问题，巨额的军费将日本拖垮了！整个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战费是18。6亿日元。为其1903年所做的战争预算的7。6倍。通过六批内债，共筹措的到6。8亿元，向英美筹借的五次外债总计9。27亿元，折合英镑1。07亿。日本的国债从6亿日元上升到了24亿日元，每年要支付1。1亿元的利息。人均纳税负担从每年的5日元提高到了1906年的10日元，翻了整整一倍！现在，日本已经达到了独占朝鲜和将俄国势力从南满驱逐出去的目的，结束奉天会战后，日本在满洲保持着一支34万人的庞大部队，相当于它的常备军的150％！耗尽了保卫日本列岛的人力资源！在国内，许多村长向官府报告说，由于年轻人都被应征入伍，村里的稻田已经荒废了大半，次年肯定要发生饥荒了。前线的情况也不好，有一个日本联队在公主岭方向稍一遇到俄军的反击便溃散下来，丢弃了随身携带的枪支和其他装备。在攻克旅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和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都主张立即签订和约。
于是，和谈开始了。几经周折，谈判的地点定在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军港。从1905年的8月9日开始，一直到9月5日才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
即使俄国战败了，它也不是任日本宰割的满清。
俄国向日本转让了关东州的租借权，转让南满铁路，割让南萨哈林岛，承认日本对朝鲜有着绝对权利，日本在俄国远东沿海享有捕鱼权。
但不赔偿日本一分钱！
日本希望得到巨额的战争赔款。大部分日本民众认为俄国会割让全部萨哈林岛、海参崴、滨海省及勘察加半岛，并获得20亿日元的赔偿。甚至连最保守的资产阶级也认为会获得10亿元的赔款。
但除了俄国支付为了赎回战俘的4600万卢布（折合日元3067万）的伙食费外，日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款。
朝鲜成为了殖民地，南满铁路到手了，连带着还拿到了一个旅顺军港（日本与俄国不同，它可不缺良好的军港），萨哈林岛（库页岛）也拿到了一半。按说日本这场死伤了几十万人耗费了近20亿日元的战争没有白打，但帐不能这样算。
这就像做生意，拿到手的东西变现需要时间，自己身上的债务却是实实在在的！列位也不要拿一百年后的日元汇率计算，这个时候的日元蛮值钱，日元与中国流通的银元差不多是一比一的汇价，而银元与银两的关系是1：0。7，也就是说，日本打赢日俄战争花掉了十三亿两白银！
花了十三亿，却只拿回了3000余万的战俘伙食费！除却那些尚未得到收益的领土，让从甲午到庚子两场战争尝到了战争赔款甜头的日本情何以堪？要知道，战列舰是海军最具战斗力、最庞大的舰只了。甲午后从英国订购的两艘战列舰“富士”和“八岛”号，加上回航的费用，每艘不过一千万出头。
朴茨茅斯条约的内容传回日本，立即引发了一场狂热的民族主义政治风潮。许多日本城市下半旗以抗议和约的签订。工人们臂缠黑纱，聚集于东京的日比谷公园集会，反对这一屈辱的（没有拿到赔款）的和约。集会后，群众焚烧了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外相官邸，国民新闻社等建筑。连首相桂太郎都接到了暗杀的威胁。日本将此事称为“日比谷烧打事件”。事件并未平息，日本人将袭击的对象从政客蔓延到英法等国的商人。因为据说是他们威胁如果不签约就别想借到外款。9月6日，四座美国教堂和一座法国教堂被焚毁。暴动继续蔓延，从东京蔓延到了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这场暴动最终导致了桂太郎内阁的倒台。
愚蠢的满清政府没有去研究日俄战争之后带给中国的机遇或者危机。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英国敲打国门渐失后，直至其覆亡，满清政府从来没有一次主动地应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次危机。
危机似乎可以解释为带有危险的机遇。机遇就藏在危险之中，不过很少人能发现并且抓住。
在1904年夏秋之交被章士钊“忽悠”来山东出任山东师范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被邀请参加了一次名为“日俄战争后果”的研讨会。说来奇怪，研讨会是华源实业集团旗下的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但山东省的军政首脑都参加了，山东大学、山东工业大学的校长也受邀参加了。
据说经济研究会定期开会，但蔡元培却是第一次参加。来山东一年了，诸多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已经让蔡元培对于新鲜东西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但一个实业集团创办经济研究会还是让他感到吃惊。而且，这个研究会竟然去研究国际政治问题，这就更让蔡元培感到惊异了。
会议主报告是第五镇高级参议方声远做的，报告的题目是《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后的政策走向》
题目是够大的。蔡元培算是对国际局势比较在意的，自认做不了这样的报告。
设于华源集团总部大楼的会议室是西式的，很简朴。一个挂着黑板的讲台，下面是三排木质座椅，不同于常见的带有圆形扶手的旧式椅子，而是可以折叠的、没有扶手的椅子，这些椅子无疑是华源家具厂的产品。
蔡元培的座位在第一排，挨着第五镇统制官龙谦将军。蔡元培不喜欢与军人打交道，会议室里好几个身穿笔挺军服的军人让他不舒服。但蔡元培已经知道，在山东，第五镇不仅是一个军事上的存在。它的势力深入到城市和乡村的各个方面，没有人可以避得开。蔡元培目视着龙谦，龙谦报以微微一笑。
在方声远的主报告之前，第五镇参谋长司徒均简要介绍了日俄战争的进程。
司徒均将一幅标注了红蓝两种颜色的乱七八糟标记的地图挂在黑板上，对着地图，简明扼要地讲述了陆战与海战的进程。费时二十分钟便结束了。
蔡元培虽然不通军事，但是也听得很是明白。他第一次见这位军容整齐的年轻军官，心想，就凭着用二十分钟将一场历时一年半的大战讲的清楚明白，就可以推测到这位参谋长的精明。拥有这样精明过人的幕僚长的第五镇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不过，远在山东的第五镇又是如何得到如此详细的情报？双方交战的过程如此清晰，竟然连双方的伤亡数字都拿到了？
想到这里，蔡元培忍不住侧目去看半眯着眼睛听讲的第五镇统制官龙谦，真是深藏不露啊。他不知道的是，司徒均的报告略去了一支中国军队在奉天会战中的作用。而随着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俄军退出满洲，北满将成为军事真空。一个师的武装足以横行整个北满！蔡元培更不知道的是，就在四天前，第五镇及巡防营最高层秘密召开了日俄战争的陆战研讨会，由潜回山东的邓清华详细报告了“白岭支队”参战的过程并分析了日军和俄军的装备优劣，战术特点。会议整整进行了两天，随后形成了长达十四万字的《日俄战争战术之研究》的文章，供蒙山军高级军官研读并且作为武备学堂高级班的教材。
来不及蔡元培细思，接下来的主报告更加吸引了他。
方声远所做的日本政府在战争后的对外政策走向中对于俄国战败后将注意力转向欧洲并引发欧洲诸国的系列反应对于蔡元培还不是一下子能够想通的，但方声远接下来所断言的日本政府的两个变化却让他惊心不已。第一个变化是日本将实行“大陆政策”。其目光先是吞并并消化朝鲜，然后便是借南满铁路将侵略的触角伸向关东。随着他们在关东尝到越来越大的甜头，激进的日本军部必定会将侵略的目标对准中国内陆。第二个变化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化。
“当然，事件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战争结束，日本将完全收回关税自主权，英美等列强必定将外交级别提升至大使级，日本在国际的地位将得到极大的提高。在很多日本人眼里，日本已是世界大国了，‘泛亚细亚主义’、‘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等论调注定会甚嚣尘上。在整个日本民族，尤其是军队里，必将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认为一切的争端都可以依靠武力来解决，对外发动战争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外交被视为无能之道。随着对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等将军的神化，日本的军人阶级当被国民视若神明，日本军人将在国内极具优越感。其后果是军队自此游离于政府与外交需要之外，不受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外交官只能仰军人之鼻息。日本参谋本部将会拥有对外交政策置喙的权力。待日本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去世，再无人在军内制约激进派，尤其是少壮军人了。日本自此走上灭亡之路尚不自知，一切之肇始正在与日俄战争的胜利。”
这真是太令人信服且令人惊心的论断了！蔡元培不禁大感不虚此行。
“日俄战争是日本冒险集团大获成功的一个案例。这件事让深受殖民之害的中国，印度及泰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大涨，日本成为他们效仿的对象，中国全面学习日本将不可避免。”
司徒均结束了他的报告。
“诸位，这不过是研究会的观点，仅供参考，不足外传。”主持会议的周学熙最后讲道，“当今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虽身在山东，不能不关注世界局势，特别是有关中国局势的变化。各位都是山东省军政商各界的精英，山东如今的一点成就中包含着诸位的心血。为了山东，为了国家，我们再不能让甲午和庚子重现了！”
正文 第六节 等待
同盟会在日本已经正式成立，满清朝廷尚处于懵懂中。日本打败了俄国，朝廷没有去研究其中的真正原因，更不会在意由此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局势变化。关外的那场战争只是给鼓吹立宪的人们多了个说得出口的理由。
清廷的上层人物并不知晓什么是宪政。其实，全国也没有几个人晓得什么是宪政。
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宪政的特征“宪法精神，宪法制度、宪法规范的要求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得到普遍实现。”宪法是“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最高调节机制。”
这些话出自专业人员之手，读起来未免有些拗口。用通俗的语言描述宪法就是，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的行动，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都不得违法。所以，宪法也被称作母法。
在宪政制度下，宪法观念得到广泛普及，违宪行为得到有效制止。
宪政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人类对民主政治的诉求，是文明现代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新生的资产阶级必然要求从封建帝王那里拿回权力。体现资产阶级政治诉求的宪政制度，须具备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保障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政治权利；二是政治权利受到宪法的有效制约；三是政府在合法性的基础上对国家实施有效的控制；四是政府具有容纳和沟通民意的能力。
必须强调的是，政府的权力是宪法授予的，受到宪法的制约。任何公权都不得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且有义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界定一个国家是否是宪政政体，三个指标不容忽视：一是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根本的保障；二是政府是否受到宪法的有效制约；三是政治制度的模式是否清晰。
从世界宪政国家的模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日本、德国式的钦定立宪体制；英国式的协定立宪体制和美国式的民定立宪体制。之所以出现不同的政体，和各国不同的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因为政体模式实际上是政治资源的再分配，这种分配往往在新旧两种政治力量间形成角逐。一般情况下，传统政治力量强的国家采取钦定立宪模式，传统力量弱的国家采取民定立宪模式，两者之间，新旧力量可以达到平衡的采取协定模式。
无论采取哪种模式，其根本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同意原则”。即政府的一切行为及法律、政策的制定，都要遵循民主程序，得到公民的同意才能生效。同意原则是宪法的神圣底线。
从世界宪政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来看，产生宪政制度的任何因素中国都不具备。
近代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为经济基础，传统势力及其强大的封建帝制国家，自秦始皇始，皇帝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权力两千年来不容置疑。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就等同于宪法。国家权力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吏由其任命，只对其一人负责。这种专制体制使得民众无缘参与政治，也不准其参与政治。
涉及政治变革，近代以来，戊戌变法是第一次试探，但可惜失败了。当然，以当时的情况分析，结果也只能是失败。辛丑以后，清廷在内忧外患下被迫实施新政，变革措施几乎涉及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但这种政策性的改变，不足于改变出一种崭新的政治形态，皇权依旧的情况下，国家的专制性质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随着张之洞、周馥、岑椿煊等有分量的疆臣投入立宪阵营，权衡利弊的慈禧在坐等革命爆发和立宪之间做出了选择。她很清楚，立宪是要分她的一点权，但革命则是要她的老命。慈禧别无选择。但她还是记住了龙谦反对立宪的密折，觉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那个曾经救过自己又获得自己重用的年轻武将还是与自己贴心。所以，对于铁良和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良弼等一帮满族新贵攻击龙谦建议夺其兵权调入京师赋闲的建议，慈禧一概留中不发。
当年8月底，政治立场转入立宪阵营的袁世凯奏请朝廷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个主意被慈禧迅速采纳，诏命镇国公载泽、湖南巡抚端方、户部侍郎戴鸿慈、商部右丞绍英及兵部侍郎徐世昌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9月24日，五大臣启程出发，但在前门火车站登上火车后不久，便遇到了刺客施放的炸弹，绍英和徐世昌受伤，刺客被炸的稀巴烂，尸体摆在前门火车站前悬赏着人辨认，无果，无奈拉走葬入乱葬坟了事。直到后来，刺客的名字与事迹才彰显于世，他叫吴樾，一个主张以暗杀改朝换代的革命党。
徐世昌本在1903年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的。随即日俄战争起，东三省本不成熟的政改被迫停止，袁世凯又受到铁良等人的排挤和猜疑，急需老朋友的襄助，便活动将其调回中枢，出任了兵部侍郎，以对抗铁良等人。没想到却在京师遇到了暗杀。
朝廷不知道的是，庞大的暗杀风潮不过刚刚开始。
无奈，朝廷改派山东布政使白瑞庭，奉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徐世昌和绍英，继续完成考察的使命。
之所以选择白瑞庭，是因为山东新政搞的好。而李盛铎则是“首都市长”，将来真要搞立宪，京师肯定是要先动的。
白瑞庭在动身前往京师前拜会了龙谦。自其女嫁给了龙谦手下的头号大将王明远，白大人算是正式加入了龙谦的阵营。但他只晓得龙谦练兵练的好，搞实业更是有头脑。却不知这位言必称太后的提督一直做的就是积蓄力量择机举事推翻满清的大事。比起更多的是空喊口号的革命党来说，龙谦的威胁才是最大的。
可笑的是就连袁世凯船上的杨士骧也没有意识到，最大的“反贼”就在身边。
清楚龙谦志向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人而已。
白瑞庭来龙谦处是请教关于考察宪政的问题。他认为龙谦生长于美国，对于宪政自然比他这个从未走出国门的人强的多。
“白大人，我历来反对搞宪政。因为宪政不适合我国。”龙谦开门见山，“既然朝廷要您出国考察，那就去吧。看一看东洋西洋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好。白公权当是公费旅游好了，反正也不要您领头。不过，白公若是留心，不妨多看看他们的实业。”白瑞庭对于山东实业颇为热心，龙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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