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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动员：层出不穷的新概念》　（第118师某团崔伟　陈延敏　李祥等三人）的文章提出了战争动员的新概念，对传统的战争动员领域、动员方式和动员对象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于是，与战争动员相关的新概念、新名词接踵而至、层出不穷。由于该文较长请参考附录。
　　4、　关于战法和战役设计方面
　　《以思维创新引领战法变革》（第一军118师部参谋夏乃宝）指出，本次平远战役我军是在信息化的条件下，在完全占有制信息权的战场环境下，打了一场二次世界大战的机械化战争。本次战役表明，思维停滞，战法就山穷水尽；思维腾飞，战法也柳暗花明。思维创新的作用在于开拓视野，多角度、###度促进战法持续发展。我军的主要不是轻敌，不是战力低，也不是意志力差，而是战争思维落后。该文提出，根据时代特征和技术优势更新战争思维，进行战略变革，打破传统战争的思维定式，大胆创新，才有利于在新的战争条件下找到新战法的生长点。
　　《战术：值得关注的物化现象》（集团军指后勤参谋，陈永红/王谊）提出，在军事思想不断变革的当代，战术应该摆脱了“被军事工业牵着鼻子走”的局面，不是单纯地停留在“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而是能动地对军事工业产生反作用，主动地提出技术上的要求——“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组建什么样的部队”。　因此，战术物化对部队建设来说，有着很重要的利用价值，这种价值要求军事的发展需要将科学家与军事家及作战部队结合起来，将战术与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将平时与战时紧密结合起来。
　　《非对称战法的新警示》和《特种作战：从单打独斗到联合行动》（总部直属特种部队参谋　郑华杰　梁波　刘江平　赵国强）本次战役，我们对汕头范德星实施了旅特种战，特种部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胜利，保障了内线的安全。但是，参战的特种部队和武警官兵指战员，没有因此满足，相反他们从特种作战诞生历史时代背景和过程（特种作战诞生于二战，在正面战场势力较弱的情况下，英国产生了全球第一个成建制的特种部队：哥德曼部队），提出了当前这个时代，我们可能面对的新问题。即在我们强大的不对称战场能力的作用下，未来得敌人可能被动催发，更可能向我们学习，产生超越这个时代的特种战法，翻过来对付我们。该文要求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面对军事力量与己方极不相称、但极具实战经验且深谙游击战战术的对手，如何赢得敌人特种作战的挑战？这两篇文章还讨论了特种部队和其他部队未来交流战场态势和战术信息，以保持我军在不对称战场上持续掌握主动权的可能有效方式。
　　5、　关于其他方面
　　值得关注的是，我军一大批20世纪90年代由个大专院校和地方大学生自愿积极报名入伍的军士官阶层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高素质的文化，广阔的知识面和海量的信息，也形成了向对独立的战争观，政治观和独特而开放的思维体系。
　　第179师某部参谋戴成文在《高技术战争更要讲道义》一文中提出战场的新道德和道义观。该文指出，战场，不仅对战争实施者是透明的，对和平民众也可以是透明的。“效果中心战”的实质是抢占战争道义的制高点。它预示着过去那种占一地屠一城，一场战争消灭敌国几十万、上百万军队的战争将成为历史。在一方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战争选择的余地是很大的。战争的暴力性因素在减弱，道义性因素在增强，因而使战争的可控性大大提高。道义制高点的作用凸显，是时代赋予高技术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高技术战争仍然是一种暴力对抗，无论是硬摧毁或软摧毁，其结果都会造成人类物质、精神、生命财富的巨大浪费，战争的暴力性和道义性是一对矛盾。如果一味地追求军事目的，这样的人或国家无论在军事上取得如何辉煌的成就，都将在世界舆论面前变成孑然一身的孤家寡人。编审小组均认为该文对指导不对称战争的目前国内###和军事斗争非常有启发性。
　　还有针对我军此次使用少量的应用高技术弹药取得的巨大战果，有同志提出《信息化弹药战场对抗凸显强势》，以及理论探讨类的论文《高边疆战场——以高空代替太空模拟高边疆战场的理论与实践》和《“集中兵力”的新趋势》等许多理论方面有益的尝试，极大的丰富了我军全军的战争理论储备，这些，都是我军此次实战取得的宝贵财富。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平远战役讨论总结论文集”本论文集已经全文刊载于军指内部网
　　联指司令部军情简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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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悲歌
日本占领东北，又在上海得手后，便把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
　　日本一向把热河省看做“满蒙”的组成部分，在伪满建立前夕，曾企图侵占热河，因遭到辽西、热河义勇军和东北军骑兵第3旅的阻击才停止进攻。由于蒋介石禁止组织义勇军，使义勇军外无援助，内无粮草，孤军作战。
　　加之日寇疯狂清剿、扫荡，到1932年冬，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各部都退入苏联，被解除了武装。冯占海等部则退入热河境内。剩下的义勇军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力量有限。于是关东军就乘机向热河进军，直逼长城。
　　1933年1月1日晚11时，日军蓄意制造“手榴弹事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向山海关驻军发动突然袭击。我驻军立即予以反击，打退敌人数次进攻。3日上午11时，敌军在海陆空三军火力配合下，向南关及南门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我城内只有两个营的兵力，在团长石世安率领下，英勇还击。此战中，我人民群众死伤近2000人，未逃出的妇女、学生几乎全被日军屠杀。
　　日军夺取山海关后，关东军以第六、七、八、十二师团为主力，再加伪军总计10万余人，于1933年2月21日兵分三路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放下部队不管，扣留了200余辆军用载重汽车，往天津外国租界运送自己的金银财宝和烟土。
　　凡抵抗的军队，蒋介石不准补充兵员和弹药，所以各部队日退百里。日军大骂中国军队：“你们的腿跑得这样快，我们报告战果都没法报告，希望你们跑慢点！”由于中国军队的大溃逃，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于3月4日上午10时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失守，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下令：“侈言抗日者，宁杀勿赦。”
　　接着，又命令何应钦取消河北境内的义勇军、救国军等抗日力量，派蒋孝先的宪兵第5团到北平搜捕共产党和爱国青年，破坏华北人民的抗日活动。
　　驻守在长城一线的国民党军队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鼓舞和推动下，自动奋起抵抗。
　　首先是驻守喜峰口的第29军第37师，在师长张自忠、副师长冯治安和负责第29军前方指挥的何基沣将军的指挥下，从3月9日开始，与进犯的日军进行了七昼夜的殊死搏斗。
　　张自忠将军坚决抗日，守住了喜峰口，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接着，3月16日至18日，第29军刘汝明师又在遵化以北的罗文峪地区，连续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罗文峪。
　　于喜峰口御敌的同时，中央军第17军第25师于3月11日在古北口与日军激战三昼夜后，古北口失守。25师装备极差，除迫击炮外，山炮和野炮都没有，又是匆匆上阵，但在师长关麟征和副师长杜聿明（关负伤后代理师长职务）率领下，凭一腔热血与强敌激战，毙伤敌军2000余人。第154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在大部队撤退后，仍与敌人顽强战斗，毙伤日军百余名。日军最后用大炮和飞机联合轰炸，才把哨所炸平，七名军士全部壮烈殉国。七勇士的事迹，使日军也由衷敬佩。他们把七勇士的尸体埋起来，并立了一块“###七勇士之墓”的石碑。
　　日军占领古北口后，又于4月16日至5月11日向南天门发动了新的进攻。
　　第25军第2师苦战5昼夜，反复争夺，也未成功。由于伤亡惨重，只好由刘勘的第83师接替。83师又激战8昼夜，敌我双方均伤亡很大。5月10日至11日，日军发动了更大的进攻。一昼夜之间，守军团长魏巍受重伤，副团长汪兴稼阵亡，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第83师全线崩溃，被迫撤离阵地。师长刘勘欲拔枪自杀，被参谋处长和作战科长夺去手枪。
　　古北口、南天门失守后，中央军节节败退，日军大踏步前进，北平岌岌可危。
　　何应钦赶紧调傅作义的第59军开往昌平集结待命，同时立即向日求和。59军到昌平后，于5月21日与日军进行了激战。但5月22日下午，何应钦会见了北平日本大使馆代办中山，要求停战。
　　23日，59军从拂晓到晚6时，在怀柔县城以西，南自石经厂、北至长城—线与日军连续血战了15小时。战事正酣，何应钦突然命令停火。
　　傅作义将军气愤地向参谋长陈炳谦说：“这个仗打得太窝囊，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阵亡的将士能瞑目吗？”下午7时，何应钦又连续给傅作义打了3次电话，命令他马上撤至高丽营一线。傅回答说：“只有敌军先撤，我们才能撤，我决不在敌人火力下撤退！”何应钦又命令参谋长带着他的手令，强迫傅下令撤退。傅军只好撤退，长城抗日的最后一仗草草收场。
　　接着，经蒋介石批准，中国军代表熊斌与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于1933年5月31日在塘沽仓库楼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是继袁世凯之后最大的卖国条约之一，使冀东地区逐渐变成了第二个“满洲国”，为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热河失守，长城抗战失利，《塘沽协定》的签订，这无疑是抗日战争中的悲剧。但悲剧还未演完，悲剧中的悲剧人物还在悲愤中抗争、呼号。较有代表性的悲剧人物是冯玉祥将军和他的老部下吉鸿昌将军。
　　冯玉祥将军虽然有一颗抗日心，但对蒋介石未产生任何影响。这使他认识到，没有实力是不行的。这时，其部将宋哲元担任了察哈尔省主席。察省地处偏远，易于开展活动，他遂于1932年10月9日到达张家口，开始进行抗战准备工作。
　　这时，冯玉祥的老部下吉鸿昌将军也来到察哈尔。吉鸿昌一见到老首长，不由跪在地上大哭起来。他为国难当头，政府不抵抗而伤心。他向冯玉祥表示，此次来找老首长不为别的，只为抗日。他愿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以死报效祖国。
　　蒋介石和汪精卫对冯玉祥的抗日言行非常不满。便玩弄权术，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商谈国是”。冯立即予以拒绝，复电说：“榆关已失，热河告急，外交折冲，早陷绝境，此诚全国奋起抗战之时，希国民政府立即动员抗战。”并提出12条建议，作为最后呼呈。“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的可能！”
　　1933年5月24日，盘踞在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失守，察省形势危急。张家口军民组织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民众武装抗日。5月26日，冯玉祥发出通电，宣告就职。
　　冯玉祥抗日大旗一举，察省民众立即响应，全国各地致电祝贺。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很快发展到8万人。这支抗日武装虽然装备低劣，但抗日士气很高，一上前线，便捷报频传，很快就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并向察省的商业重镇多伦挺进。
　　多伦当地人称“小上海”，是日军的战略据点。日军茂木骑兵第4旅团两千余人及炮兵部队在此设防固守，以伪军索华岑部为外围，集结在黄旗一带，日军西义第8师团驻丰宁，以为策应。
　　7月5日，正当抗日同盟军挺进多伦，驱逐敌人前哨时，蒋介石因对冯玉祥威胁利诱不成，便决定给冯加上“赤化”罪名，予以武力消灭，并与日军取得默契，夹击同盟军。
　　吉鸿昌获此情报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先发制人，迅速攻占多伦。7日下达总攻令后，当夜开始进攻，经过彻夜激战，攻克敌两道战壕。天亮之后，敌因获大炮支援，战斗更加激烈。
　　吉鸿昌、邓文、李忠义三位将领亲临前线指挥，战至下午6时，迫敌退入城内。9日继续进攻，城外大部分据点被我军占领。夜间吉鸿昌指挥敢死队几次突击爬城，因敌火力猛烈未获成功。11日，吉鸿昌派一副官带战士数十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以为内应。12日晨1时，发动总攻。吉鸿昌袒胸露臂，带头冲锋，直逼城下。这时潜入城内的战士高呼：“同盟军打进城了！”“同盟军打进城了！”并四处打枪，制造混乱。日伪军大惊，慌忙向城外逃窜。同盟军冲入城内，经3小时激烈巷战，收复多伦。
　　为了应付蒋介石和汪精卫军队的进攻，冯玉祥只好把吉鸿昌、方振武等部队从抗日前线调回张北、宣化。他们与何应钦入察部队前锋相距不过十三四里。7月18日，中央军的铁甲车突然开过下花园。冯部只好将辛庄子铁桥拆毁，以阻止铁甲车前进。
　　日军以同盟军攻占多伦，破坏了《塘沽协定》为由，派平贺旅团、茂木旅团联合汉奸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与中央军夹击同盟军。冯玉祥受到两面夹击，形势十分危急，遂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因抗战而获罪中央，请各方主持正义。
　　他的通电立即得到全国的响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请“速停入察之师，若仍执意冥顽，抑内媚外，决取断然处置”。
　　面对各方强大压力，蒋介石虽未立即开战，但已调集了16个师、2个战斗机队和8列装甲车，与日军一起把同盟军团团包围，并且步步进逼，包围圈愈来愈小。7月28日蒋介石向冯玉祥提出四项最后通牒：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四、勿引用###头目，煽扬赤祸。并说事关察省存亡与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
　　冯接此通电后，于7月30日向全国通电说：“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应得之罪，亦即甘心。”冯玉祥虽然不畏强压，但日中军事合围愈来愈小，内有财政困难，外无援助，同盟军内部又发生了动摇，这一切使他的抗日信心受到很大影响。他召开了军政会，在会上说，如引起内战，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收取渔人之利。为了保存一部分抗日力量，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予以掩护。会上决定取消抗日同盟军的名义。冯玉祥再度回泰山隐居。
　　8月14日临行前晚上，冯召集抗日同盟军高级将领20余人话别，并组织了抗日救国同盟会，志愿者歃血为盟，用鲜血在日占四省地图处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然后向国耻地图宣誓，作为分手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冯玉祥走后，对全军影响很大，不少官兵发牢骚说：“既然冯司令都走了，我们抗日还抗个啥劲！”吉鸿昌为了稳定军心，把自己画的一幅“松柏后凋图”挂在指挥部墙上，召集军官开会。他以松柏喜欢白雪洗面，寒风梳头，在严冬仍然保持青翠的本色来激励大家。吉鸿昌的话慷慨激昂而又自然顺理，使部将们深受教育，不少人被感动得流了眼泪。
　　吉鸿昌坚定本部后，又与爱国将领方振武结盟，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　　这支抗日武装组成后，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一面调兵遣将，进行围攻；一面用金钱和官爵收买，用挑拨离间来分化瓦解，致使张人杰等部队脱离了吉鸿昌，使这支抗日武装的处境十分困难。
　　吉、方二人决定迅速撤出张家口，分别由张北、沽源等地东进。一面沿途抗日，一面宣传民众，组织民众。
　　抗日讨贼军来到潮河北岸时，中央军已在南岸布防，双方隔河对战了###天，伤亡都很大。这时，抗日讨贼军的东、西、南被中央军包围。北面被日军包围，日军的野炮和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抗日讨贼军伤亡更大，只剩下万把人。而敌人的兵力超过他们十倍以上。包围圈愈来愈小，阵地几乎全部被突破。
　　在危急关头，方振武和吉鸿昌两位将军带着自己的警卫连投入战斗，吉鸿昌赤膊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