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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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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问先生：“在《论语》中，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句话，朱熹说这是关于效验的学说，这种说法对吗？”
先生说：“孔子对于自己的克己之学说，重视功夫而不重视效验。仁者与万物为一体。不能一体的，是自己的私欲还没有克除干净。自己成全了仁的本体，那么，天下都将归于我的仁中，也就是‘八荒皆在我闼’的意思。天下都能做到仁，我的仁也在其中了。比如‘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说的也是自身没有怨恨，一如‘不怨天，不尤人’的意思。但是，家邦皆无怨，我也就在其中了。只是，这不是该重视的地方。”
【解读】
“为己”就是实现人的目的，“功夫”是指实践功夫，实践是目的性实践，至于“效验”，则是功利性、工具性的，所以不必过于重视。
第29章 巧、力非两事
【原典】
问：“孟子‘巧力圣智’之说，朱子云：‘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何如？”
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实非两事，巧亦只在用力处，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他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孔子则三者皆长。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极，清只到得伯夷而极，任只到得伊尹而极，何曾加得些子？若谓‘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则其力反过孔子了。巧力只是发明圣知之义，若识得圣知本体是何物，便自了然。”
【译文】
问先生：“孟子主张‘巧力圣智’之说，朱熹认为是‘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先生怎么看？”
先生说：“三个人（伯夷、伊尹、柳下惠）固然有力，但也有巧。巧和力并非两回事，巧是用力时的巧，有力而无巧，只是空有其力。他们三个人若用射箭作比，就是一个人能站在地上射、一个人能骑在马上射、一个人能远射。他们能射到目标所示处，就可以称为力；他们能命中目标，就可以称为巧。但能站地上射的，上了马就不会射了；骑在马上能射的，射得又不够远，只能说他们各有所长，这就是才力各有不同。而孔子则兼有三个人的长处，但孔子的和只能达到柳下惠那样的程度；孔子的清只能达到伯夷那样的程度；孔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情只能达到伊尹那样的程度，没办法再增加了。如果像朱熹说的‘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那么，他们的力是超过孔子的。巧和力只是用来说明圣、智的。若明白了圣、智的本体是什么，便就一目了然了。”
【解读】
王阳明认为，巧与力在本体之外，不在本体之中，但巧和力并非两回事。受本体发用时，巧与力就是良知的外在表现，不受本体发用的巧、力，必然与“良知”背道而驰。
第30章 是非之心
【原典】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
【译文】
先生说：“‘先天而天弗违’，说明天就是良知；‘后天而奉天时’，说明良知就是天。”
“良知，其实就是判断是非的心，是非仅是个好恶。明白好恶就穷尽了是非，穷尽了是非就穷尽了万事的万般变化。”
先生又说：“是非两个字是一个大的框架，巧妙运用则在于个人领会。”
【解读】
王阳明将良知代表人的本心，所以它也综括了孟子所说的心之四端，把孟子的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合起来一起收于其良知上来讲，一起皆是其良知之表现。只要有了良知这个大规矩，根据在不同场合、不同机缘下的巧妙运用，便可能应万事、通万物。
第31章 日之余光未尽处
【原典】
“圣人之知，如春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虽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则一。虽昏黑夜里，亦影影见得黑白，就是日之余光未尽处。困学功夫，亦是从这点明处精察去耳。”
【译文】
先生说：“圣人的良知一如青天白日，贤人的良知就像有浮云的天气，愚人的良知好比阴霾满天。虽然他们浑浊清明的程度有差别，但辨别黑白则是一致的。即便在昏黑的夜晚，也能隐约看出黑白，这说明太阳的光辉还没完全被遮蔽。在逆境中学功夫，也只是从这一点光明处去细致鉴察体会。”
【解读】
愚人的良知就像阴霾天气而灰暗不明，与圣人的万里晴空和贤人的浮云天气不同，但还是能辨别黑白的，即使在夜里，也隐隐绰绰有余光。这一点余光未尽，就是唤醒太阳、唤醒良知的希望所在。
第32章 七情与良知
【原典】
问：“知譬日，欲譬云，云虽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气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
先生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像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
【译文】
有人问：“良知就像太阳，私欲就像浮云。浮云虽能一时遮蔽太阳，然而也是天上的气应该有的，那么私欲是不是也是人心所该有的呢？”
先生说：“喜怒哀惧爱恶欲，就是所谓的七情，这七情都是人心该有的，但是需要将良知理解清楚。例如阳光，不能说非得直射才算是阳光，一条缝隙所透出的明亮也是阳光。天空即便布满云雾，只要太虚中还能分辨颜色和形式，均为阳光不灭处。不能因为云能蔽日，就让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地在人身心之上流转，就都是良知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不能把七情分成哪个好哪个坏。但是又不能太执著。执著，七情都称为欲，都是遮蔽良知的。当然，稍有执著，良知就会发觉。发觉了就会克除遮蔽，也就回复了良知的本体。这些地方看明白了，才是简易透彻的功夫。”
【解读】
本体如阳光，是虚，是明，是自然；七情是云，是雾。良知具有普照万物的廓然大公胸襟，它可以使七情自然流行，可以觉察七情之不正，并可使不正归之于正，但却不能认七情为良知本体。
第33章 知行即是功夫
【原典】
问：“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
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圣人虽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译文】
问先生：“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就能如此的，这还需要其他的功夫吗？”
先生说：“知与行这两个字就是功夫，不过是有浅深难易之别罢了。良知原本是精精明明的。例如，孝敬父母，生知安行的人只是依从良知切实地去尽孝道；学知利行的人只是要时时省察自己，努力依从良知去尽孝道；至于困知勉行的人，被蒙蔽禁锢已深，即便想依从良知去尽孝道，却又被私欲所阻，因此不能尽孝道。这就需要付出比旁人多十倍、百倍的功夫，才能依从良知去尽孝道。圣人虽然是属于生知安行的，但他的心里不敢自以为是，所以他宁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然而，困知勉行的人则思量着做生知安行的事，那怎么能行呢？”
【解读】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人人本有，但并非人人都能致良知。“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依良知所知而实落行之即是致良知。圣人也要做功夫，只不过圣人良知精明，做起来较易而已，而常人则蔽锢深，做起来困难一些罢了。
第34章 本体未尝有动
【原典】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
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
【译文】
有人问：“先生曾主张乐是心的本体，不知遇到大的悲惨变故哀哭之时，这个乐还在不在？”
先生说：“唯有痛哭之后才能乐，不哭就不会乐了。虽然是哭，此心却得到了安慰，因而也就是乐。心的本体是没有变化的。”
【解读】
在阳明看来，乐的本质规定在于心安，只要能保持心安便是常快活，便是乐。倘遇人世悲戚之事大哭一场，而使心安，这哭也便是乐。可见乐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高兴，它是人之内心在经受住自我拷问、自我监督之后的一种安详平和，它的对立者不是悲哀而是愧疚，是心灵对自我监督的恐惧。
第35章 不妨有异处
【原典】
问：“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系《爻》，孔子赞《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
先生曰：“圣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汝辈若不肯用功，连笋也不曾抽得，何处去论枝节？”
【译文】
有人问：“良知只有一个。周文王作卦辞，周公旦作爻辞，孔夫子作《周易》，是否各自看到的理不同？”
先生说：“圣人怎会呆板地死守旧模式呢？只要根本点是从良知出发，说法有所不同又能妨碍什么呢？这就像一园子青竹，只要枝节相差不多，也就是大同了。但如果要是拘泥于每株竹子的每一枝节高低大小都相等，就不能体现造化的妙手了。要做的只是去认真培养良知，只要良知是同样的，有点差异也无关紧要。你们若不肯用功，就像竹子连笋都没有发出来，又到什么地方去谈论竹子的枝节呢？”
【解读】
这里，王阳明的深刻之处，在于竭力反对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他认为，道德法则虽然有普遍性，但同时也要有具体性，因此不能“拘定枝枝节节”。
第36章 父子讼狱
【原典】
乡人有父子讼狱，请诉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听之，言不终辞，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
柴鸣治入问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
先生说：“我言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叟是世间大慈的父。”
鸣治愕然，请问。
先生曰：“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叟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叟只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今何不曾豫悦我，不知自心已为后妻所移了，尚谓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只是我不能尽孝，日思所以不能尽孝处，所以愈能孝。及至瞽叟底豫时，又不过复得此心原慈的本体。所以后世称舜是个古今大孝的子，瞽叟亦做成个慈父。”
【译文】
乡下有一对打官司的父子来找先生判案。随从想阻挡他们，先生要听他们说的情况，然后说了很简短的一番话，这对父子就相抱痛哭，最后和好离去了。
柴鸣治进来问：“先生您说了什么话，让他们父子俩这么快就感动悔悟了？”
先生说：“我只是说了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叟是世间大慈的父。”
柴鸣治感到十分惊讶，请问为什么。
先生说：“舜常常自以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我感觉是最慈爱的父亲，所以他不能慈爱。只记得舜是自己养育大的，现在却不能使自己愉快，他不知道自己的心已转移到后妻身上了，尚且说自己慈爱，所以就更加不能慈爱了。舜总是记着小时候父亲是多么爱他，而如今之所以不爱了，只因为自己尽孝还不够。舜天天想夜夜思的都是检讨自己尽孝不够的地方，因此他就更加孝顺。等到瞽叟高兴时，他只不过是恢复了本心原有的慈爱而已。所以，后世的人称舜为古今能够大孝的儿子，瞽叟也就变成了一个慈祥的父亲。”
【解读】
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解决矛盾，关键的就是他认为人人都是有良知的，只要让人认识到这个良知，并循循善诱，就一定能够在人的内心激起感情，最终通过内心的变化解决问题。王阳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父子告状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良知的妙用吧。
第37章 其心只空空而已
【原典】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
【译文】
先生说：“每次普通人向孔子请教有关问题，孔子事先都是没有准备的，他的心是空空如也的。但是，他从普通人自己知道的是非两方面加以分析，普通人的心里也就明白了。普通人所自知的是非，就是他本来就有的天理准则。即便是圣人的聪明睿智，也不能增加或减少一分一毫。普通人只是不能完全相信自己，孔子帮他一分析判断，他也就一下子明白了。如果孔子与他谈话时，心中还有一些知识在，也就不能启发出他全然的良知，而道体将一分为二了。”
【解读】
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并不要求自己有什么知识，只是要让别人都相信他自己的良知就可以了。我们再怎么厉害，也改变不了别人，除非他自己改变自己。如果用外在的强制力来让一个人改变，还不如让他的内心自发地改变来得深刻多了。
第38章 自家经过
【原典】
先生曰：“‘烝烝，不格奸’，本注说象已进于义，不至大为奸恶。舜征庸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何大奸恶如之！舜只是自进于义，以义熏蒸，不去正他奸恶。凡文过掩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此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处。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的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
【译文】
先生说：“《尚书》上所谓的‘烝烝，不格奸’，本注上说这是指舜的弟弟象逐渐接近义，不至于成为大奸大恶了。舜被征用后，象仍每天想去谋杀他，什么样的大奸大恶能像他呀？但是舜只是以义来要求自己，用自我克治去感化象，而不是去指责纠正象的奸恶。文过饰非，这是恶人的常态。若要去责备他的过失，反倒会激起他的恶性。开始时，舜使得象要害他，只是因为他要象变好的心太急切了。这就是舜的过错。有了这段经历，舜认识到功夫只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去责人，所以能够达到和谐。这就是舜的动心忍性，增加自己能力的地方。古人的言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因此记得十分亲切，留存到了后世，歪曲变通，只把这个当做人情。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怎么能说得那么苦口婆心。”
【解读】
王阳明认为，古代圣人所说的话，是“自家经过”的，不能把它简约为一种单纯的认识活动，而应该与个体生命的领悟融为一体。只有在个体生命存在面的向度的意义和基础上，诠释者与经典成功契接，经典作为文本的整体意义才会显现。正是基于这一深度认识，儒学经典诠释强调要成功地领悟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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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元声只在心上求
【原典】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
未达，请问。
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
曰：“洪要求元声不可得，恐于古乐亦难复。”
先生曰：“你说元声在何处求？”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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