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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红海-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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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所谓“墓道”之说是在后商开启。我认为它应该是借鉴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原由才做如此设计的。除了古埃及文明的影响以外，很可能有宗教的一些诉求，或者是犹太教的“十”字或者是太阳神的“十”字，甚至与“示巴女王”有关吗。
“示巴女王”的名字有另外一个含义是数字“7”。张光直先生曾经说过，史前中国地区最多发现的数字是“7”。大家知道在史前符号中就中国区域“十”就是“7”，而“墓道”以“十”为王者之尊实际上就是对“7”这一数字的尊崇，表示只有享受这个标识的人才是与“示巴女王”有同等荣耀的人。同时，中国人对于“七星”的特别崇拜可能也与“示巴女王”有关吗？①
中国的鼎在三代时期有着严格的规定，以其大、重、量多为最尊贵的标志。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青铜鼎“司母戊”竟是专门为一位王母制造的 ①，它说明了商代女性具有的尊贵地位，甚至可能是“最高”地位。那么她们的地位高到何种程度？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检视先秦列王的性别？
妇好时代距离《圣经》中的示巴女王只有三百多年，假如是同根则她们之间的许多传统会很接近。我当初推测来自红海岸边麦加的夏甲是中国夏朝开国之母时，曾经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其中一个理由是：古代女人有那么高的地位吗？现在看来政治地位已经不成问题，古代的中东女人可以为王，她们来到中国照样可以为王②，即便不能为王做个将军看来已经不成问题。看来三代时期的许多文化特征与后来历史时期并不一致，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不一致？假如三代时期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割裂现象？具体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变化？这些都是将来必须回答的问题，并且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萨巴王国”占星术占统治地位，所以这些女王顺理成章地必须是熟练的占星家和宗教领袖，必要时还要自称是“太阳神”，更多的时候恐怕是“月神”。
作为女性的示巴女王（3）
中国的商武丁就是位占卜能手。有人可能问为什么也门附近现在没有发现甲骨占卜的痕迹，我说他们可能被后来人彻底焚毁了，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教都是激烈反对占卜的。而也门附近的犹太化是从示巴这里的3000年前才开始的，也就是从中国的周朝才开始。在中国发现的甲骨中有来自亚丁湾附近区域的龟骨，起码说明示巴之前的阿拉伯海区域的人们并不反对有人占卜。中国同期发掘出的海贝出产地最远的是南非。但是，中国地区的龟甲占卜最大可能是沿袭了部分中国当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这一点不一定是从红海带过去的传统，从河南贾湖的考古看，中国的龟甲使用习惯远远早于商朝。 商朝很可能融合了几种文明，起码有当地的与外来的。也门一带的星宿崇拜可以导致中国的星象命理学的发达，但这一流派与龟甲崇拜如何并列发展，目前还不清楚，不过从“摘星楼”看一定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的考古学创始者李济曾经说过①：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我们认为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这种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筑了一种伟大的青铜文化。而青铜文化本身却有它复杂的来源。在这些来源中，我认为是与两河流域——即中央亚细亚有密切的关系，若是我们把欧亚非大陆，在最近1200万年所经过的变迁，及动植物移动的历史弄清楚了，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并不奇怪。史学家研究这一阶段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史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苦于不能解释的部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都不是凭想像所能解决的。它们的解决，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及更深度的研究工作。
从这位考古学家的逻辑判断，如此广泛的一种文明底色应该是海洋文明，而且它与两河流域有一定关联。临海而辖交通要道的萨巴王国也符合这一条件，不过在我的下一本书里，我要将这一问题扩展到整个腓尼基人那里。
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认为，示巴女王实际上是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女王Nikaulis。或许这是个误解，但却向我们指出了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在上古时期难解难分的关系。有人认为，“示巴”的意思可以是“埃及的土地”。我更倾向于示巴女王就是红海南段的一位女王，但她的王国曾经深受埃及文明的影响，大多数的传说，比如《圣经》、《古兰经》都更支持这一说法，并且也更符合我们的逻辑推理。
示巴女王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具有很大的文化影响，有关她的传说甚至扩散到波斯等地。中国的“西王母”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位神奇的女人。
其实，甲骨文在武丁时期的突然出现，还有“十”字王墓的突然出现，都可以视为在后商时期突然加入了某种新的政治势力，而这个势力与萨巴（西伯）可能有关。重新认识夏商周三代关系要从它们的亲缘上确认其政治变革中的特质，从而把握它们文化与宗教变化的渊源，是有可能的。比较重要而且相对清晰的一段历史是下面这段“晚商…周初”：
武丁（大约公元前1300年，甲骨文出现）
祖庚——祖甲
廪辛——康丁
文武乙
文武丁
帝乙
帝辛（纣）
周王：
武王（公元前1045？）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史记·周本纪》里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 。”周人的母系为“有邰氏”，是不是“犹太人”呢？父系尽管是践“巨人迹”，但实际如何或许大家都明白。他们的后代叫“西伯侯”，很奇妙地点名了这两个族群的联姻。在了解了犹太人所罗门与示巴女王的故事之后，中国周朝的王室族源就昭然若揭了。
“孟那里克一世”（1）
示巴女王的品性被描述为智慧、善解人意、勇敢而富于冒险。最出人意外的是，她喜欢哲学思辨，对世界充满好奇，这就是传说中她到以色列去的另外一个原因。以至于她一见到所罗门就说拜访的目的主要是去验证所罗门智慧的。所罗门以智慧著称于世，示巴女王则是美神的化身。
以色列与萨巴相距大约1400英里，据说示巴花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其中她在以色列停留的时间是6个月。
当时的所罗门正值壮年，英俊而智慧，据说他的生理特征为黑发、深肤色（tan），中国人也有这两个特征。
比较传统的文本认为，示巴女王由于处女为王的古训没有向所罗门示爱，所罗门在她离去的前夜用智慧与诺言诱惑了她。第二天临走他给女王一个圆环戒指作为信物，说一旦生了儿子就让他将来拿着这个戒指来以色列认亲。据说当儿子后来到以色列认亲时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儿子，没有进行指环鉴别，原因是那个孩子酷似爷爷大卫。
以上故事还引出另外一个小话题。后来波斯一带的王权象征不是别的而是圆环，不知道是不是来自这个典故。以圆环作为王权象征的确比较罕见，也无怪乎有人推测“蒙纳里克”另有身份，并且可能是由他把这个环形王权象征带入波斯应该没有问题。无独有偶，中国恰好就从西周开始流行一种新兴的玉环，通常专业术语将其命名为“玉璧”。尤其在“礼崩乐坏”的东周，环形玉璧多得吓人，只要是个“王”肯定就能佩带“玉璧”。既然不能人人问鼎，但起码多数贵族都能配以玉环。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吗？无论如何，指环是个古代重要的权力象征物，如今风行于世的《指环王》（又名《魔戒》）系列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的一个产物。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东周流行的“玉璧”直接来自中东，因为中国很早就有环形玉的出现，如良渚文化就有，我这里想强调的是玉璧文化在全球的出现必定有交流的存在，而且尤其在东周的流行肯定也有其特定的道理，这是应该联合加以考虑的。
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受难时为了骗过宙斯，也是一个接受惩罚的约定，他让赫拉克勒斯永远戴着一个铁环，铁环上还带着一片高加索的岩石——也就是指环。指环作为一个有约束的诺言不仅在婚姻里被使用，而且在许多领域里被作为权力的象征使用，甚至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的西方，比如船长就戴指环，一旦需要把指环交出去就可以转交权力。伊朗古代的王权象征恰好也是一个圆环。可以怀疑这个带有约定和权力含义的圆环与“普罗米修斯”这一传说也有关。即便不能肯定哪个为最初的版本，但是如此多的“戒指”与环形权威象征物品的出现，都可以视为一种文化同源交流的结果。示巴女王与希腊神话基本同期在3000年前，都很古老，那么假如中国的西周开始接受这个传统是完全可以的。
示巴最初为儿子取名为“Ibn al…Hakim”，意思是“智者之子”。有些人怀疑他就是那个建造空中花园的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只是年代相差太远。埃塞俄比亚人认为他是“大卫二世”，并且就是开创了“埃塞俄比亚王国”的“孟那里克一世”（意思是“how handsome he is”）。还有一种说法是，自他之后“萨巴王国”继承人皆为男性，“萨巴王国”也就是“埃塞俄比亚王国”。
22岁那年，在当时最著名的商人Tamrin的带领下，“智者之子”拜访了以色列的父亲。所罗门尽管妻妾成群后宫无数，却只有两个儿子（还有6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留在以色列为王，另外一个就是示巴所出的“孟那里克一世”了。
河南西周时期的墓葬玉壁
看挽留儿子留在身边无望，所罗门答应赠送任何礼品，不料对方提出了约柜的请求，所罗门则更愿意让他的所有贵族大臣献出他们的头生子跟随“孟那里克一世”去辅佐王政。一种说法是，那些大臣贵族的儿子们闻听此讯与家人抱头痛哭，由于愤恨这个让他们远离故土的决定，他们偷取了真正的约柜，或许这算是对他们的一点安慰。以色列神圣的约柜真的永远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据说埃塞俄比亚人保留着这个神圣约柜。
示巴女王是萨巴王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将不厌其烦地一次再一次围绕“示巴女王”展开我们的话题。我也相信我们将从她那里取得更多的收获。
读《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
我看过英国人拉尔夫所有的汉译版书籍，他对我影响非常大。之前我可能接受或倾向于他的观点比较多，但从《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这本书开始我可能要进行更多质疑了。这不表示我要彻底否定他，质疑仅限这一本书。
尽管这本书使我获益很多，正如大家所见本书中到处是有关他这本书的注解，但都是细碎的知识，他的主题却是我否定的。
拉尔夫彻底忽视了传统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无论是《圣经》、《王者的荣耀》、还是《古兰经》或其他神话传说。要知道那些书以及传说并非来自同一国家同一民族，他们不具有篡改历史的共同动机，所以他的这一颠覆我认为是轻率的。
他的结论是：“示巴女王”就是大卫的妻子“拔示巴”，而“拔示巴”其实本来还是他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圣经》中被儿子暗嫩强奸的那位，并且她先前已经许配给了儿子押沙龙为妻。由于暗嫩的强奸行为实际上是大卫所犯，所以等于大卫强奸了女儿，也等于大卫霸占了儿媳，所以这导致押沙龙不满而反叛，最后押沙龙被杀。这段家丑被《圣经》抄写者为掩盖事实而改写。接下来的推论更加离奇，这个“拔示巴”与父亲大卫生下所罗门，大卫死后，守寡的“拔示巴”又与儿子所罗门结婚，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孟那里克一世”，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儿子也是“拔示巴”所生。“拔示巴”有一个头衔是“处女女王”，或者“神妓”，他们的内涵可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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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那里克一世”（2）
这个故事没有说服力并非因为其中过分混乱的婚姻与性关系，这些在当时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不过一般母亲下嫁晚辈似乎应该非亲生的才可以，所罗门在拉氏的猜想里却迎娶了母亲。即便亲生母亲下嫁儿子我也可以接受，因为历史上确实有过类似的先例，但依然存在着其他疑虑。拉尔夫还仔细给出了拔示巴的年龄，这部分看起来也说得过去。
拉尔夫认为这位古埃及贵族就是所罗门
我主要不能接受这个推论的原因是，假如《圣经》书写人员改写了这些事实的话，那么周边那么多国家与地区一起为此改写似乎说不过去。“掩盖家丑说”没有根据。我认为《圣经》记录者没有必要更改这部分历史，因为大卫霸占“拔示巴”的过程在《圣经》中已经记述得很清楚，暗嫩强奸妹妹的乱伦也很清楚地记录在里面，假如为了掩盖何不掩盖得更彻底一些连这些内容都给销毁了呢？所以我认为那些记录者还是尽心地基本依照事实记录了历史。
提醒这一点或许很重要，拉尔夫与我都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拉尔夫或许由于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中有许多不满，所以他对于《圣经》似乎有许多怨言。而我来自一个对于基督教并无多少了解的国度，对于《圣经》则有一种新奇的认同感。但我们俩共同的一个认识前提是：《圣经》记录了部分真实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前研究价值，应该想办法用世俗的历史语言重新破解这部存在着许多秘密的文本。
我承认以色列在古代确实与埃及有着密切联系，但是没有到拉尔夫所称的地步：每个埃及法老都是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他那么彻底。或许应该表述为我没有他那么大胆，尽管中国人已经视我为疯子。
假如拉尔夫的结论是正确的，中国夏朝前后就应该直接使用古埃及象形文字，而不应该偏于腓尼基体系的文字，这个文字体系还发展成为后来以色列人使用过的阿拉伯文字。假如按照拉尔夫所说，亚伯拉罕是古埃及的法老，要知道夏甲本身就是个埃及人，并且她的儿媳也是埃及人，那么中国地区的埃及文化特色会特别重，重到直接使用古埃及文字的程度。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地区没有发现直接的古埃及文字，我们只看到了影响的痕迹，这个“痕迹”直接反映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地中海东岸或红海两岸——才是中国文明的直接来源，并且这两个地区当时都正流行腓尼基文字！所以我怀疑亚伯拉罕正如《圣经》里所写的是个重要的部落首领，活动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与埃及之间，而不是埃及本身。所以亚伯拉罕不太可能是埃及法老。
拉尔夫认为大卫以及所罗门都是埃及法老，而示巴女王为埃及女王或埃及公主。假如真相如此，中国地区内的同期文字依然应该是直接的埃及象形文字，但从我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却是“南阿”文字与中国甲骨文的对应。我的意思是，我的研究与拉尔夫的研究结果就示巴女王一节发生了严重冲突，不可能两个人都是正确的，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认为我的研究是正确的。不是敝帚自珍，而是拉尔夫证据不足，他多数是依据零碎的片言只语的推测。而我给出的文字符号则是硬性的指标，如“南阿”与甲骨文的对比，连我自己都必须服从这一前提才可以继续。
我认为《所罗门》这本书是他的主线问题大暴露。
上面有关“拔示巴”与“示巴”的关系只是他的其中一个推测，他在书中还推测过“示巴”的其他的可能身份。她还被叫做“南方女王”，当然他更知道她是也门与埃塞俄比亚地区的“处女女王”、“神之妻”、“神妓”。他还有一个推测是，示巴女王就是《圣经》中所罗门的正妻：“埃及公主”。“示巴”似乎可以出现于当时的红海两岸的任何地区，我在书中看到的最远的一个推测是，她来自南非。
有关“处女女王”或者“神之妻”拉尔夫有些研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说，“处女女王”或者“神之妻”都可能只是头衔，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能生育而真的永远是处女。他讲到，“圣母玛利亚”的“处女生子”其实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这说明玛利亚的地位也很高，并且很可能她本人就是一个“处女女王”。这个说法很有创意。考虑到耶稣属于以色列延续到最后最大的一个支系“犹太”，我认为这个可能与嫌疑不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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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与夏甲（1）
夏不是我关心的核心，所以被放在最后面，原因是夏的证据太少，过分朦胧，所以从商周与萨巴的联系或许能更容易看出一些端倪。
一般历史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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