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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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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媒体形容潘基文的时候,使用最多的词语就是“语气柔和(Soft spoken)”。他的风格是婉转而迂回,而不是单刀直入和开门见山。尽管内心深处激荡着丰富的感情,然而表面看来还是泰然自若,仿佛什么事也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忠清道式的两班①气质。
关于潘基文的两班气质,一位与他同期的首尔大学外交系学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反对韩日协定的游行示威活动正是如火如荼,时局动荡,学校里也没有学习的气氛,很多学生都沉迷于喝酒。‘5·16’政变之后,朴正熙总统提拔军人当外交官,所以外务考试也形同虚设了。这对念外交系的学生来说,学习的目标也意味着消失了。当时,潘基文并没有多么刻苦地学习,也没有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我印象当中的潘基文经常和朋友们讨论时局,好像还天天跟那些特别能玩的朋友在一起。服完兵役之后我重新复学,听到潘基文考试通过的消息感觉非常惊讶。”
当时,基相跟大哥一起生活,至今仍然记得潘基文的样子:“朋友们喝酒的时候,按大哥的性格他不会借故推托。喝着喝着没酒了,他就支使我说,‘基相啊,不好意思,你去买点儿酒吧’。但是,不管当天喝了多少酒,只要还有功课没有完成,他就会在朋友们走后独自坐在书桌前,直到完成功课。”
除了天生的忠清道气质,安英秀教授认为,身为家中长子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安英秀教授到潘基文家约他一块儿去学习班,但是他们家里没有人。于是,安英秀就到处转悠,想看看潘基文在哪儿,推开厨房门一看,原来潘基文正穿着校服用水瓢淘米呢。潘基文一边做家务,一边对安英秀说:“妈妈出门了,我先给弟弟妹妹们做好饭,马上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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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忠州肥料厂熟悉英语会话(1)
跟着美国技术师学习英语
2006年10月14日清晨。潘基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大会议厅里进行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就职演说,全体国民通过现场直播观看了当时的盛况。潘基文秘书长用英语做就职演说。第二天,很多网站都展开了有趣的论争。部分网民认为潘基文的发音不如想象中好,对此,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
很多出生在英语国家,又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可能会对潘基文的英语发音不太满意。但是,潘基文最早被确定为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时候,路透社、AP、CNN、《纽约时报》等主要媒体都认为韩国外交部长官是“出色的英语使用者”。
作为外交部长官,潘基文使用英语接受了外国重要媒体的无数次采访,大部分都是提问类似朝核问题这样的复杂事情。很多时候都是现场直播,经常会出现事先没有准备的提问,然而潘基文从来都是不慌不忙,准确而从容地进行回答。关于潘基文的英语水平,曾经有位前任大使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英语水平就是用英语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表达得有礼有力,那么潘基文秘书长确实拥有最高的英语水平”。
潘基文并不是所谓的“说本族语的人”。像现在这些早早到海外留学、进修语言的年青一代,当然有资格谈论“发音”问题。然而潘基文却是通过自学掌握了英语。他学英语的时候,甚至很难知道外国人到底如何发音。海外留学派新生代外交官进入之前,潘基文是外交部英语水平最为出色的外交官。如果没有勤奋学习的执著精神,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潘基文通过自学积累英语实力的舞台就在忠州肥料厂。
如果乘坐京釜线,忠州站的下一站就是牧杏站。从这里下车继续向前走,会看见耸立着铝柱子的建筑物。现在,这里是制造卡式磁带的工厂,然而在朝鲜战争之后,这里却是承担韩国肥料生产的忠州肥料厂。忠州肥料厂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只有仁川玻璃板工厂、闻庆水泥厂的设备可以与之比肩。打个比方,这就像行走着牛车的乡村腹地进驻了三星半导体工厂或者LG LCD的工厂。
忠州肥料厂不同于其他工厂,从设计之初就有美国的直接参与,工厂即将竣工的60年代初,为了检验技术问题,二十余名美国工程师和家人在工厂附近安营扎寨。突然之间,当地居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上竟然涌来了那么多外国人。
当时,潘基文正对英语学习如饥似渴,每天都到工厂附近转悠,碰到外国人就跟他们打招呼,逐渐变得熟识了。虽然也有丢脸的时候,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学好英语的想法。每周星期二、三,潘基文和同班好友都要去找美国人练习英语会话。尽管这些美国人都不是专门的英语老师,然而他们却为潘基文的英语实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乘火车去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大约有一站地,潘基文总是风雨无阻,从来没有落掉会话学习。对此,潘基文本人也说:“托这些外国人的福,高中二年级我已经掌握了英语会话。”后来,潘基文有机会以高中生的身份去美国进修,这些会话课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亲手编写英语教材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忠州高中的英语老师送给潘基文一台很大的录音机,同时布置给他编写英语会话教材的作业。虽然潘基文很爱读英文书籍,但是美国人究竟如何发音他却不太了解,于是潘基文就去找以前认识的美国工程师们的家属,说明原委,请求她们的帮助。
技术顾问团的家属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学生们的请求。安英秀教授曾经和潘基文一起学习英语会话,直到现在她还珍藏着当时的照片。那些美国工程师夫人大部分都是四十岁到六十岁的白人妇女。
“那些美国大婶非常同情刚刚结束战争的落后国家的学生们,对待我们所有人都很亲切,尤其喜欢既懂礼貌,又刚刚开始学英语的潘基文。”
在安英秀教授的记忆里,英语会话课不仅学习了语言,而且对印象中非常笼统而含糊的美国文化也有了间接的体验。“那时候的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工程师住宅区周围都是铁丝网,如果对铁丝网内外的世界做个比较,你会感觉非常寒心。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名叫舒洁的卫生纸,感觉非常震惊。当时,农村不都是撕报纸用吗?”
在忠州肥料厂熟悉英语会话(2)
残酷的反复练习
潘基文对语言的感觉和热情迥异于他人。不仅英语是这样,他担任驻奥地利大使的时候,从头学习德语,正式演讲也要使用德语。后来在联合国工作,为了结识使用法语的外交官,潘基文重新开始学习法语。担任外交部长官时期,每次出访非洲国家,潘基文都要熬夜学几句简单的当地语言,熟记在心之后再上路。
经常有人问潘基文:“你什么时候学会了那么多国家的语言?”每当这时,他总是回答:“也就是多看、多记,还能有什么方法吗?”如果提问者感到失望,潘基文就会继续进行解释,“语言就是对象国的文化、思想和自尊,如果不能显示出尊重对象国语言的姿态,外交怎能顺利进行呢?”
事实上,成为高级外交官之后,潘基文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对于语言的学习。有位大学教授这样回忆说:“那是90年代初的事情了。我乘火车去外地,偶然间发现旁边有人戴着耳机,紧闭着眼睛,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我悄悄地听了听,原来他是在说英语。当时我还想,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这么用功学英语可真是奇怪。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不管乘车去什么地方,潘基文从来不会浪费时间。哪怕乘车时间很短暂,只要不批阅文件,他就会进行英语会话练习。节日或年假的时候去外地,或者回家扫墓,每次遇上塞车他也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正好可以用来学习外语。
四十年家乡朋友的回忆(1)
庆熙大学人文学院英语系教授安英秀
潘基文秘书长不怎么说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虽然他已经走过了长达三十七年的公职生涯,但是除了工作上的正式采访,他几乎从不公开自己的私事。有关潘基文童年时代和学生时代的故事,直到他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才逐渐流露出来。
综合来看这样的故事,我们就会知道潘基文是那种典型的自力更生式的人物。他出生于贫寒的农村家庭,凭借个人努力走上了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但是,潘基文却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成功,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更进一步说是大韩民国发展的结果。”关于潘基文的这番话,他的老朋友们说:“潘秘书长说的不是空话,不是为了让国民听着高兴。”
庆熙大学人文学院英语系的安英秀教授是潘基文的忠州老乡,她说:“要想理解潘秘书长,好像应该回头看看我们这些已经超过六十岁的人的生活。”
“我们生活在那里的时候,忠州是个非常安静的城市。名义上称做市,其实人口还不足四万。什么像样的设施都没有,潮湿而沉闷的乡村风景就是全部。那时候我们经常想,留在这样的地方到底能干什么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只想如何才能逃离家乡,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过上更自由更丰足的生活。而且,忠州的氛围非常闭塞。虽然那是家长制的时代,但是忠州的家长制倾向更加严重。往好处说,也许那就叫两班气质吧。几乎很少有人从外地来我们这个地方,只是同村的人聚居在村子里,稀里糊涂地过一辈子,真郁闷啊!即使现在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郁闷得几乎要窒息呢!当然了,现在的学生们体会不到这样的感觉。”
高中二年级,安英秀教授第一次见到潘基文。
“60年代初,忠州出现了一家名叫CHK的英语学习班。英语学习班仅此一家。有一天,那里的英语老师这样说,‘女生当中安英秀水平最高,男生当中潘基文水平最高’。当时,我就觉得很好奇,心想这个潘基文到底是谁啊。别的朋友告诉我说,那个孩子就是潘基文。所以,我就先表示希望跟他交个朋友。我年龄稍长,他叫我姐姐。”
安英秀教授还谈了她对潘基文的第一印象。
“潘基文体格瘦弱,个子很高,显得很单纯。他是那种很懂礼貌的模范生。但是坦率地说,他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甚至产生了怀疑,‘这家伙真是人们所说的那个潘基文吗’?他只会顺从地回答‘是,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另外,潘基文从来没有炫耀自己,更不会假装自己什么都懂。我的性格是喜欢出头露面,但是,潘基文总是表现得谦虚而且平凡,很容易就摧垮了人们的警惕心理。他能让对手不会产生竞争的念头。是的,他就有这样的才华。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的样子,如果我说什么,他就会挠着头发说‘没有,我那个什么……’”
当时,忠州还是近乎穷乡僻壤的地方小城市,英语的不毛之地,两个人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热情地投入英语学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热衷于学习英语,周围根本就不需要英语。潘基文好像相信,只有学习才是逃避沉闷现实的唯一方法。另外,再想想下面成排的弟弟妹妹们,他就更要努力学习了。我想英语也是这些手段之一吧。”
在安英秀教授的记忆里,潘基文是个模范生,不仅热心学习英语,对待其他功课也同样认真。潘基文从未失去班级第一名的位置。难道同龄的孩子都这样心无旁骛,对于学习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毫无兴趣?难道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想过调皮捣蛋、交女朋友、读诗歌和小说、享受运动的快乐?难道他从来没有对于贫寒家庭的不满、挫折感和苦闷?这些我们统统不得而知,因为潘基文从来不会轻易暴露内心的想法。
“潘基文的兴趣好像就是学习。他也不怎么读诗歌、小说,就喜欢教科书。从某个角度来看,他是个很干瘦的人。那个年纪,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稚气,然而潘基文全然没有。我从来没听潘基文说过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如果说有时过分、有时不足、有时惭愧、有时生气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可以说潘基文不像人。是的,是这样。潘基文没有这样的表现,而且总是这样。即使他心里波涛汹涌,外面也听不到激荡的水声。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从来没见过潘基文穿自己家做的衣服,天天穿校服。潘基文好像没有昨天,只要从睡梦中醒来就迎接新的一天。这么长时间了,我想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像潘基文这样可怕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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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家乡朋友的回忆(2)
“只有才华,没有后台和背景的人”
然而更可怕却是既善于严格管理自我,又绝不暴露内心的人。如果是无可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控制感情方面有着超乎常人的力量,再不给周围的人留出足够的空间,那么他的追随者肯定不多。但是,潘基文无论出现在哪个组织,都会以超强的融合、协调能力而闻名。那么,潘基文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温柔形象是刻意而为吗?
“如果潘基文的态度一夕而三变,今年是这样,明年就变成了那样,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刻意修饰自己的形象。但是,如果四十年来一以贯之,那怎么能说他虚伪呢?从某种意义来说,他是眼睛盯着前方奔跑的人,如果看他对待别人的态度和礼节,则不是这样。高中毕业之后,潘基文考进了首尔大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离开村庄就是大事。但是,我不能上大学。有一段时间,我感觉非常苦闷、彷徨。我只想工作挣钱算了,很惨。潘基文每次回故乡时候,都要过来看我。他穿着首尔大学的校服,我穿着工作服,然而我们见面并不觉得尴尬。考上大学的朋友们都三三两两地疏远了,只有潘基文和他们不一样。后来,我也去了首尔,较晚开始学习,潘基文也还是那样。当时我在孔德洞有间小房子,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总是来找我,毫无保留地激励我。听说潘基文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尽管知道他工作繁忙,我还是想请他吃顿午饭,当时他回答说‘一定来’。仅仅过了三十分钟,潘基文刚刚接受完外国媒体的采访,已经筋疲力尽了,然而他还是遵守了诺言。我说‘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啊’。他回答说,‘难道友谊会变吗,友谊不会改变’。”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人从小生长于艰难的环境,功成名就之后却否认自己的过去;有人用橡皮擦掉贫穷岁月里含泪写下的日记;有人用火烧毁老照片,因为破旧的衣服承载着从前的痛苦,对于他们来说,过去就像不堪回望的丑八怪,所以,他们竭力回避那些见证自己艰苦岁月的人们,殷切盼望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尾的新人。相反,也有人把曾经的艰难岁月当做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每当幸运之神送来微笑,更大的成功在不远的地方挥手,如果掏出名为从前的小镜子端详,就可以不失本真之心。潘基文就有这样的自省力。那么,这种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呢?
“不知道,我们只能站在生活环境相似的立场上进行推测。那时候,求学首尔的潘基文也和我一样,家境都不宽裕。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管家里要钱花。潘基文在共和党议员慎镛南先生家中吃饭和睡觉,同时帮慎议员家的孩子辅导功课。那个年代不是有很多富人都雇家庭教师吗。究竟是埋头学习,还是挣钱充当生活费,这让潘基文很狼狈。他就是这样的人,平生除了才华之外身无长物,没有什么地方什么人可以供他依靠。不过这样也好,没有什么可依靠,也就没有什么可失去。这样的生活,如果走错一步路,什么都完蛋了。一次偶然,一次变化,往往可以决定人生的成功和失败。等我们稍微懂事之后,立刻就跳进了生活的前线,我们都是生活人……”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即使坚如钢铁的意志也会锈蚀。作为寒酸而贫穷的乡村秀才,当他们不得不与出生于首尔、自幼在优越环境中接受最好的教育的精英竞争时,最难克服的障碍就是自卑感。
“所谓情结,就像硬币的两面。对于那些才能不如我们,却比我们先行出发五十步甚至一百步的人,潘基文只能无可奈何地观望。有时候,这种情结,这种紧紧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农村出身的愧疚感,反而会变成推动我们向前的原动力。我所获得的东西,没有哪样不是流着满头大汗得来的。我们没有‘失败了也没关系’的条件。潘基文从来没有流露过这样的想法,他只是像黄牛似的默默耕耘。”
关于像黄牛那样默默耕耘的潘基文,偶尔人们会做出“缺乏魅力”这样的评价。有的领导人夸夸其谈,言辞华丽而富有攻击性,从而导致人们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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