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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人格魅力修养-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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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为了更好地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法律保证，从而最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而“官本位”意识却截然相反，是将具有官职者视为社会的主体，视为社会的主人。封建时代“官本位”的突出特征是官为民本，官尊民卑，官贵民贱，官和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官居尊贵之位而民在卑贱之列。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叫作“牧民”，就像放牧牛羊那样；地方官被称为百姓“父母官”，充分体现着官民之间上下尊卑的“名分”关系。很显然，这种对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剥削阶级唯心史观的对立。但愿有一天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再把自己看作是“父母官”，而把自己看作“儿女官”，真正把自己放在“人民的儿子”位置上。
由于官本位的意识，导致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同组织和群众的关系。“官本位”意识在实际生活中的突出表现就是等级特权。由于等级特权现象的蔓延，严重地破坏着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难以得到贯彻执行。一些单位的领导者把个人的权力凌驾于组织的集体权力之上，甚至不需集体研究就可以个人决定重大问题。这种政治上的个人集权，必然强化本来已经存在的“官本位”意识；而“官本位”意识又会进一步加固等级特权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由于官本位的意识，导致领导干部错误的权力观、利益观。“官本位”者以“官位”为重，以事业为轻，甚至将“官位”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为了保位晋级，他们会绞尽脑汁，常常将“事业”的发展作为筹码，搞形式主义，搞短期行为。结果为官一任，祸害一方。“官本位”者奉行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价值观念，固守计划经济的旧观念，甚至套用封建时代的旧观念，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官本位”者不愿失去既得利益，留恋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因此想方设法设置改革的障碍或使改革走形变样。过去，我们有许多政策出台后在实践中总是发生扭曲变形现象，其中有的与“官本位”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不无关系。
由于官本位意识，导致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官本位”者极力想“升官”的目的，无非是升官后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势的提高，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官本位”意识反映到权力的使用上，就是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俗语，很明确地揭示了做官的目标和“官本位”的实质：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获取财富的途径，官位就是财富，升官就等于发财。这显然违背了权力道德规范，把权力作为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有些地方的有些人身上存在这样一个公式：“当了官就有权，有了权就有钱。”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新体制的各种法律、规范还不十分完善。从有关权力的立法上，有利于权力行使的立法多，而制约、防范权力滥用以及规定权力滥用责任的立法比较少。这种制度上的空隙与漏洞，使某些“官本位”意识强的官员利用制度空隙大搞权钱交易，“吃、拿、卡、要”。另外，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大款”、“富翁”，有些“官本位”者心理很不平衡，认为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经济上还不如—个普通的个体户，于是有的人便开始以权谋私。从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来看，绝大多数人都具有“官本位”思想和权力欲极强的特征。
角色的倒错。领导干部是否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位置，决定着对待事业、对待权力、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仅从理论上和口头上说，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无一例外地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人民公仆。但是从内心深处，许多领导干部并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位置，以至在实践中时常不能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甚至把正确的角色位置完全搞颠倒了。
第十一章 领导干部人格魅力的缺失及其主要原因与危害（下）
谁是公仆，谁是主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是立党立国之本。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告诫说，我们一切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儿子”之说，体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拳拳爱民之心，体现了共产党员甘为孺子牛的坦荡胸怀。刘少奇同志说，自己当国家主席，时传祥做清洁工，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公仆孔繁森把“一个共产党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当做座右铭，并用毕生的行动去实践。公仆意识，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他生前在群众遭遇困难的时候，深入百姓家访问，一位老农感激地问他是谁，他亲切地回答：我是您的儿子！陈毅同志亦有诗云：“人民是我亲父母，我是人民好儿郎。”
但是，有些领导干部嘴上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他们虽然口头上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内心深处却时时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主人位置上。旧社会各级官员，常自称为“父母官”，以示亲民。他们对百姓是否真的怀有“爱民如子”的情感如何姑且不说，但他们“当家作主”主宰一切的淫威却货真价实，动不动就“回避”、“肃静”，张口就是“威武”之声，生怕老百姓不知道他高高在上。在那样的封建时代，官尊民卑，以官为本，有“父母官”之谓并不奇怪。现在我们的少数干部，也把这套封建东西“继承”下来了，虽然嘴上不说，但行动上却往往以尊者自居。本是为人民群众做了份内之事，也恨不得百姓感恩戴德，为之上表请功；有的“父母官”家长作风甚盛，总是觉得老百姓不听话，动辄对他们颐指气使，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强制老百姓执行自己的命令。视老百姓为“子民”，于是“公仆”的角色当然就演变成了“父母官”。在我们的干部中之所以发生“反仆为主”、“自视父母”的事情，与干部的“公仆”意识淡漠不无关系。他们习惯于在百姓面前我上你下，将自己视为庇佑百姓的“观世音”，自然就要以“父母官”自居。在这种角色倒错的理念支配下，“公仆”自视为“民之父母”而心安理得，“儿子”反成“老子”也毫不脸红。
谁是真正的英雄？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两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修正主义、唯物历史观区别于唯心历史观的重要界限，是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在这个问题上，每一个领导干部都会毫不犹疑地做出正确的回答。但一到实践中，有些人就会背离这一思想，把自己放到英雄角色位置上，把人民群众当做愚昧无知的阿斗，变成了“我是真正的英雄，而群众是幼稚可笑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扩大。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以英雄自居，就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不重视群众的意见与呼声，高高在上，与群众的关系渐行渐远。群众也就愈加不买他的账，在群众中逐渐就会失去民心。毛泽东一生最相信群众，他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最光辉的典范。他告诫人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是班长还是家长？在领导班子当中任“一把手”的领导干部经常要面对这个问题。在行政领导班子中，“一把手”虽为行政首长，但也应坚持集体领导，充分发挥一班人的集体作用，不能一切个人说了算。在党委领导班子中，书记只是与委员平等的一票，更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搞老子天下第一。而有的领导干部一旦当了“一把手”，就不能正确对待个人与领导集体的关系，不恰当地把自己放到家长的角色位置上，把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看作是自己的附属，有事不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商量，即使商量也是走走形式、走走过场，最终还是大事小事个人说了算。在班子里面不能正确发扬民主，搞一言堂，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搞得空气格外紧张，弄得大家都得看着“一把手”的眼色说话，甚至不敢说话。在这样的氛围之中，领导班子成了“一把手”的家天下，毫无民主的气氛。领导班子成员表面上对“一把手”言听计从，但在内心里和背地里却是怨声载道。“一把手”从表面上看具有绝对权威，风光无限，而实际上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却早已是离心离德。“一把手”在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心目中已毫无亲和力，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
心理的扭曲。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实际上领导干部也不例外地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心理状态的调整。一些领导干部在个人魅力方面的缺失，很多就是由于心理健康方面存在问题使然。领导干部心理素质存在的问题，从客观上看有工作任务重、要求高的缘由，但主观上也与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无关系，同时还与我们以往对领导干部心理素质重视不够有关。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问题，组织上没有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也没有提供正常的渲泄渠道，导致干部的心理问题越积越重。
从总体上看，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心理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艰苦环境锻炼，心理素质较差，表现出心理承受力不够、自我控制能力、调适能力不强等问题。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作任务日趋繁重，社会事务不断增多，抢抓机遇、你追我赶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经常凸现，在这些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面前，一些领导干部感到工作压力很大，导致精神紧张、情绪急躁，甚至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另一方面，许多领导干部在工作之余，还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顶住人情网、关系网的压力，这也使许多领导干部感到难以应付、身心疲惫。同时，一些领导干部总是与亲朋好友、同学战友或其他群体比收入、比住房、比消费，与同事比职务、比地位，从而产生自卑或失衡心理，进而就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权力的影响力去谋取私利，追求享受，在生活上放纵自我，由此滑入了腐败的泥潭。
清代徐继昌在《徐素斋杂记》中记述了辽东知府杜石坡的一段话：“我辈做官当常想到未做官以前与不做官以后，自律自严，办事不期勤而自勤，俸禄不期薄而自薄。”古人言：“君子安贫，达人知命。”一个人要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人生，保持平常心至关重要。何为平常心？即布衣之心态，宁可清贫自在，不求浊富多忧。这既是一种生存智慧，也是一种战胜自我的豁达和大度，是一种拒绝庸俗的超脱和清醒，更是一种为人为官之道。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各个不同时代涌现出来的勤政为民的典范、廉洁奉公的楷模，从焦裕禄到郑培民、孔繁森、牛玉儒，虽然所处时代不同，职位高低也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有一颗淡泊名利的平常之心，所以才能在各种利诱面前不动心、不贪心，跨越历史时空赢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反之，那些被人民唾弃的腐败分子，无一不是为名所累，为欲所惑，为权所痴，贪图享受，追逐私利，最终自毁前程。每一位领导干部，未做官前是平民百姓，不做官以后也是平民百姓，当官时多想想以前未当官时以及以后不再当官时的样子，心态自然就会平和许多。一些领导干部自恃位高权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就不可能以百姓心态对待人与事，就容易产生心理扭曲。因此，领导干部要以平常心待人接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大量事实证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旦失去了平常心，必然会被物欲所困，被名利所累，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不能自拔，最终走上腐化堕落的邪路。一些落马的腐败官员在个人的忏悔录中，均会分析到自己在心理方面所出现的严重扭曲，如“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官财心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扭曲心理，“贵妻富子，殷实家庭”的自富心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后顾心理，“贪图享受，娱乐人生”的享乐心理等不同的心路历程。
欲望的放纵。欲望是令人上进与前行的动力，如果没有欲望，人的一切行为将会停止。行为源于欲望，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追求欲望的实现。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由15种基本的欲望和价值观所控制的，这15种基本欲望包括：好奇心，食物，荣誉感﹙道德﹚，被社会排斥的恐惧性，体育运动，秩序，独立，复仇，社会交往 ，家庭，社会声望，厌恶，公民权，力量。参考这一研究成果，联系切身经历的实际经验，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没有欲望的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欲望，包括对权力的欲望，对物质利益的欲望，对金钱的欲望，对名誉地位的欲望，对美好感情的欲望。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欲望都是合理的，所有的欲望都必须得到满足，所有的欲望可以毫无节制地得到放纵。
首先，欲望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有些欲望是合理的，有些欲望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欲望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种基于个人需要的欲望必须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个人欲望的实现与他人的利益无冲突、不矛盾；二是欲望本身和欲望的实现过程必须符合道德规范并具有合法性。如果有违于这两个条件，欲望就不具有合理性，就是不应有的欲望。
其次，并非所有的欲望都能够得到满足。欲望只是个人主观的一种向往，但实际上欲望是否真的能够得到满足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一是只有合理的欲望才能够得到满足，否则不是因为侵害他人的利益而使个人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就是因欲望本身或实现过程不具有合法性而使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二是即使合理的欲望也未必能够得到满足。欲望能否得到满足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主观条件不具备，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客观条件不具备，欲望同样无法得到满足。只有主客观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欲望得到满足才成为可能。三是即使能够实现的欲望，其实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受主客观方面条件的限制，任何一种欲望都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实现，不可能无限度地得到满足。
再次，欲望是一把双刃剑。所有的欲望都是以追求个人生理上的需求和心理上的愉悦为目标，但并不是所有的欲望都能够给人们带来生理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当欲望以合理的形态出现，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欲望的实现确实能够给人带来愉悦和满足，使人产生幸福感，不仅不会给别人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还会引来大家羡慕的目光。但当欲望以不合理的形态出现，或欲望超出了一定限度，欲望不仅不会得到实现，还会由于欲望与现实的反差，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精神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坚持追求这种不具合理性欲望的实现过程，于个人、于他人、于社会都将贻患无穷。不是受到道德的谴责，个人形象受损，就是违反党纪政纪，受到纪律的惩处，或者触犯刑律，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本来应该是给人带来幸福感的欲望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带来的不是幸福或愉悦，而是烦恼或痛苦。
改革开放以来，个别领导干部受党组织教育培养多年，最终却以犯罪结束政治生命。在他们痛陈深刻教训时，无不谈到由于放纵欲望给自己带来灾难性后果。某省辖市的一个常务副市长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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