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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易中天文集 第十卷·帝国的惆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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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枢密使文彦博，就曾与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一起冒死进行过军事制度的改革；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三 针锋相对（2）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被他全部赶出朝廷（悉排斥不遗力）。司马光出于朋友情分，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如此执迷不悟，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镳。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徐桐、刚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看动机，只能看效果。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件。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也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以后心如刀绞，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这不能不让皇帝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但这种结果，又实在未免太具悲剧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
四 事与愿违（1）
熙宁变法的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无疑都有责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但就事论事，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它们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这次变法，不该是这个结果。
就说“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我们知道，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农民又其实是有钱有粮的。这个“钱粮”，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暂时不能“兑现”而已。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们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总比还给地主好。还给地主，肥了私人；还给官府，富了国家。农民没有增加负担，国家却增加了收入，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农业帝国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谷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在现代，是属于粮食部门和物价部门主管的事情。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在现代，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此其二；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当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四 事与愿违（2）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点，则不知要交费几何！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他们这样拔？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扫黄，他们就收扫黄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三十二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也许，这便正是所谓保守派主张渐进式改革甚至暂不改革的原因之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神宗皇帝明确指出：“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显然，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甚至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难怪司马光要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像王安石那样蛮干，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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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败与道德无关（1）
变法的失败是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平心而论，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头脑的改革者之一。为了改革，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性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何况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虑且利国利民的。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道：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
一代伟人抱憾而终，但他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争论起先照例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
道德的谴责在变法之初就开始了。早在司马光之前，御史中丞（相当于部长级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吕诲就曾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监察部干部）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这种谴责甚至发展为人身攻击。比如苏洵就专门写了《辨奸论》一文，指桑骂槐地说现在有的人（实指王安石）嘴上讲着孔子老子的话（口诵孔老之言），好像做着伯夷叔齐的事（身履夷齐之事），为人处世却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虏之衣），吃猪狗饭（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囚首丧面），居然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而谈诗书）。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奸匿”？尽管这篇文章未必就是苏洵所作，但它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王安石的厌恶，却是事实。
当然，诸如此类的道德攻击从来就不会只是单方面的。王安石同样攻击司马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这就无异于说司马光两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马了。因此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事实上，王安石固然被说成“大奸大恶”而且“人神共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党”（韩绛、吕惠卿等）则被称作“熙丰小人”（熙宁和元丰都是王安石当朝时的年号），但司马光等人在失势以后也被说成是“元祐奸党”（元祐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的年号），而且人数多达一百二十人（以后又扩大到三百零九人）。他们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国州县，以便军民人等明辨忠邪。至于先前被骂得狗血喷头的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以外的第三个圣人。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得硬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之所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舔舐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风亮节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五 成败与道德无关（2）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司马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
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的如此相处，不仅是道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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