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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惆怅是因为在乎
收入本卷之《帝国的惆怅》，以及收入第十一卷之《帝国的终结》，与第九卷所收之《费城风云》（原名《艰难的一跃》），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艰难的一跃》，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04年8月。《帝国的惆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帝国的终结》，最早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间，则都在2005年8月。正是因为有这三本书“垫底”，才会有后来的“品三国”，这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联系到《费城风云》，就更让“爱国愤青”们不满。是啊，你说美国历史，称之为“艰难的一跃”；说中国历史，则不是“惆怅”，就是“终结”，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你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你们这些“爱国愤青”，瞎操的哪门子心？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哄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
　　作为“姊妹篇”的《惆怅》和《终结》，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终结》更理性，《惆怅》更感性。至于其中体现的历史观，则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收本卷之《帝国的惆怅》，篇目与原版略有不同。《〈水浒〉四章》因为不是说历史的，已移入第一卷《高高的树上》；《好制度，坏制度》一篇，则移入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同时，又增补《武候治蜀与攻心联》和小太宗与大败局》两篇，并另撰《帝国官僚制度简术》一文，以为附录。这样，我们对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或许能看得更加明白。
　　2010年11月30日初稿　　
　　2011年3月22日改定　　
　　帝国的惆怅
　　（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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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晁错之死（1）
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这实在可以说是“草菅人命”，而这个被“草菅”了的晁错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个什么官呢？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所以晁错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个高官不经审判甚至还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现在看来，晁错的死，两种情况都存在。
　　先说事情的紧迫。
　　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错是一有机会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什么是“削藩”呢？简单地说，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所谓“藩国”，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这些王国的国王，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凤子龙孙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商量对策。这时，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袁盎说，吴楚两国，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他们财大气粗不假，人多势众也不假，但他们高价收买的，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徒，哪里成得了气候？之所以贸然造反，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去的领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
　　不能说袁盎的主意没有道理，因为吴楚叛乱确实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的。打出的旗号，则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什么叫“清君侧”呢？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清理掉。这个“小人”，具体说就是晁错。那好，你们不就是要“清君侧”吗？如果晁错已诛，君侧已清，你们还反什么反？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的。谁知道这家伙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巴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一　晁错之死（2）
实际上当时就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对袁盎不以为然。晁错被杀以后，有一个名叫“邓公”的人从前方回京，向汉景帝汇报军情。邓公的官职是“谒者仆射”（宫廷卫队长郎中令的属官），级别“比千石”，此刻被任命为校尉（比将军低一级的武官），将兵平叛。汉景帝问邓公：晁错已经杀了，吴国和楚国应该退兵了吧？邓公却回答说，怎么会退？吴王图谋造反，准备了几十年，所谓“诛晁错，清君侧”，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其意非在错也”（他们的意图并非在诛杀晁错）。所以，吴国和楚国是不会退兵的，天下人的嘴巴却恐怕会闭起来，不敢再说话了（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景帝问他为什么。邓公说，晁错为什么要主张削藩？是因为担心诸侯过于强盛，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政权，这才提出要削减藩国辖地，以提高京师地位。这是我们汉家社稷的千秋大业和万世之利呀！可是，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实行，自己却被冤杀于东市，这不是“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做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吗？“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景帝听了以后，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默然良久”，才叹了一口气说，你说得对，朕也是追悔莫及啊！
　　其实，把错杀晁错的责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为袁盎当时的身份，只不过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只不过一项“个人建议”。然而处决晁错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当时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长；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长则有九个，叫“九卿”。陈嘉担任的中尉，张欧担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时军警不分，尉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警官，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职责取决于“尉”前面的那个字。比方说，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中，是“宫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师”，和外地的“外”相对应。中尉的职责，是负责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廷，则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分量是很重的。
　　拟定的罪名也很严重，是“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申请的处分，则是“错（晁错）当要斩（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也就是没分家的亲人无论老幼统统砍头（弃市是景帝时确定的一种死刑，意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对这个弹劾，汉景帝的批示是“同意”（制曰可），而且派中尉陈嘉把晁错找到，立即执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所以，晁错不但死得很冤，死得很惨，还死得很窝囊。
　　不过，正如“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只是吴楚起兵的借口，“亡臣子礼，大逆无道”也不是晁错被杀原因。真正原因是削藩。所以，要知道晁错该不该死，就得先弄清楚“削藩”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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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削藩其事（1）
我们知道，秦汉，是中国国家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秦始皇的兼并六国，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这个旧制度，就是“邦国制”，历史上叫“封建制”，也就是把天下分封给诸侯，建立各自为政的“邦国”。这个新制度，就是“帝国制”，历史上叫“郡县制”，也就是把原来的“许多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把原来各自为政的“邦国”变成中央统一管理的“郡县”。这也是秦汉以后、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实行着的制度，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有介绍。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郡县制”，很多人主张继续实行“封建制”，还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封建”（分封诸侯）。迫于无奈，刘邦在建国初期，只好实行“一个王朝，两种制度”的方针：京畿地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外围地区，实行“封建制”，封了许多王国，由王国的国王自行治理。当时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充当中央政权的屏障，也就是“藩”。藩，就是篱笆的意思（藩篱）。所以这些国家就叫“藩国”，这些国家的君主就叫“藩王”，他们到自己的封地去则叫“之国”或“归藩”。这样一种郡县与封建并存的制度，就叫“郡国制”。
　　不过，刘邦在实行“一朝两制”时，也留了一手，即只准同姓封王，不准异姓封王。为此，还杀了一匹白马来做盟誓，叫“白马之盟”。后来，吕后破坏这个规矩，封姓吕的做王，就被视为“乱政”，最后被武力平定。平定诸吕的功臣，就是后来平定七国之乱的将领──太尉周亚夫的父亲周勃。
　　其实同姓封王也未必靠得住。比如这回带头造反的吴王刘濞，就靠不住。刘濞是刘邦他哥刘仲的儿子。刘仲是个没有用的，他儿子刘濞却能干，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那时刘邦正发愁吴越一带没有一个得力的王侯去镇守，就封刘濞做吴王。不过刘邦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觉得刘濞的样子似乎有“反相”。但是君无戏言，覆水难收，封都封了（已拜受印），改不过来，只好摸着刘濞的背说：五十年以后东南有人作乱，不会是你吧？天下同姓是一家，你可千万别造反。刘濞立马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说侄臣哪敢呀！
　　这当然只能作为故事来听。刘濞造反并不因为他身上有“反骨”，晁错削藩也并不因为刘濞要造反。晁错大讲特讲削藩时，刘濞还没造反呐！事实上，削藩不是针对哪一个诸侯的，而是针对“郡国制”的。按照这种制度，藩王们是有实权的。他们有自己的领土、政府、军队和财政收入，俨然“独立王国”。如果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其实力便很可能超过中央政府，比如刘濞的吴国就是。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富饶之国，鱼米之乡。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富甲一方，势可敌国。长此以往，势必尾大不掉，成为中央政权的心腹之患。这就要钳制，要打击，要削弱其势力。这就是“削藩”──先裁减其领地再说。
　　但是这有风险。因为没有哪个藩王是愿意被“削”的。人家到嘴的肥肉，你生生地夺了去，就连阿猫阿狗都不会愿意，何况凤子龙孙财大气粗的藩王？那不逼得他们狗急跳墙才怪！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担心，我们削藩，他们会不会造反？晁错却不以为然。晁错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也就是说，削藩，他们造反；不削藩，他们也会造反。现在削藩，他们马上就反，但是为害尚小。暂不削藩，他们反得迟一些，但是后患无穷。因为那时他们已羽翼丰满，存心造反，你可怎么收拾？所以得“先下手为强”。　。　想看书来

二　削藩其事（2）
可见，削藩，是建立在藩国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吴王他们果真要反吗？
　　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食之用，积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