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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主政府的恶劣制度而面临着彻底的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与教育水平。
　　我曾做到了使700　万失业工人全体重新得到工作……我不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团结了起来，而且使他们重新武装了起来，我也曾致力于一页一页＇475＇　地撕毁那长达448　条的条约，其中包含着任何国家人民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忍受的最卑鄙的压迫。我把1919年从我们手里抢走的地方夺回来给了德国。我把成百万被迫与我们分离而饱受辛酸的德国人领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罗斯福先生，没有流一滴血，没有给我国人民，当然也没有给别国人民带来战争的苦难……
　　你的任务，罗斯福先生，比较起来要容易得多。你在1933年出任美国总统，我也在那一年出任德国总理。你在发轫之初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富的国家的首脑……贵国的局面之大，足以使你有时间，有闲暇来注意世界性的问题……你的关心和主张所涉及的地区要比我的地区大得多，因为，罗斯福先生，上苍所命我托生的地区，因而也是我必须为之工作的地区，不幸要小得多，虽然对我来说，它要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加可贵，因为它完全是我国人民所有的！
　　虽然如此，我相信，正是这样，我才能对我们全都关心的事情尽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全人类的正义，幸福，进步和和平。
　　就欺骗德国人民这一点来说，这篇演说是希特勒最光辉的杰作。但是对前一些日子里曾在欧洲旅行过的人来说，可以很容易地看得出，它已不像希特勒以前许多演说那样再能欺骗外国的人民和政府了。和德国人相反，他们能够看破这种骗人的迷魂阵。而且他们明白这位德国元首，尽管是辩才无碍而似乎把罗斯福驳得体无完肤，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答复总统的根本问题：他的侵略是否已经到头？它是否要进攻波兰？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是希特勒一生中在和平时期所作的最后一篇重大的公开演说。迄今为止这个前奥地利流浪汉是尽可能以他的口才来建功立业的，从今以后，他就企图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征战者的名声了。
　　希特勒随后就到伯希特斯加登避暑去了。虽然贝克上校5　月5　日在向议会作演说时对他的演说作了答复而且当天又给了德国一份正式的政府备忘录，希特勒对之并没有作公开的答复。波兰的声明和贝克的演说提出了一种语调和解然而立场坚定的庄严答复：十分清楚，＇　它说＇　那种只有一个国家提出要求而另外一个国家必须对这些要求照单全收的谈判并不是谈判。
　　俄国的插手：一
　　希特勒在4　月28日对国会的演说中，没有像往常那样攻击苏联。他一个字都没有谈到俄国。贝克上校在答复中提到德国所作的“许多其他暗示”“比表面上谈到的问题含义远为深远”，并且表示保留“在必要时回到这个问题”的权利——话虽说得很含蓄，然而指的显然是德国以前想劝诱波兰参加反共公约一起对付俄国的企图。不过贝克并不知道，张伯伦也不知道，这些反俄的努力现在已经放弃了，柏林和莫斯科都在酝酿着新的念头。纳粹德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达成后来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后果的谅解一事，在两国首都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采取步骤的，很难确切搞清楚。上面曾经提到，早在1938年10月3　日，也就是慕尼黑会议以后4　天，就可以微微看出风向开始转变的迹象了。当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参赞报告柏林，斯大林将从苏台德问题的解决中＇　这次解决是把他排除在外的＇　得出某种结论，很可能变得对德国“更加积极”。这位外交官竭力主张“扩大”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而且一个星期以后又在第二份电报中重新提出了这项建议。到10月底，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通知德国外交部说，他“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去见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设法找到解决妨碍德苏关系的问题的办法”。鉴于希特勒以往一直对莫斯科抱极端仇视的态度，这种主意很难是大使自己设想出来的。这种暗示想必是从柏林来的。
　　研究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的结果表明，事实果然如此。在德国人看来，第一步应当改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1938年11月4　日，外交部有一项备忘录透露，“戈林元帅办公室催得很紧，至少要设法恢复我们同俄国的贸易，特别是在俄国的原料方面”。俄德经济协定到那年年底就要期满了，因此双方就延长这一协定进行了谈判，威廉街这个时期的档案中尽是反映这次谈判过程的材料。双方彼此都有很大的猜疑，但是大体上又都有所接近。12月22日这一天，俄国贸易官员和德国第一流的解决经济问题的老手尤利乌斯·施努尔举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新年刚过，苏联驻柏林大使亚历克赛·梅利卡洛夫颇为难得地光临威廉街，通知德国外交部“苏联希望在德苏经济关系方面＇477＇　开始一个新时代”。双方举行了前途似乎大可乐观的谈判有几个星期之久，但是到1939年2　月就几乎完全停顿了。表面上是因为解决不了应当在莫斯科还是在柏林举行主要的谈判的问题，然而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1939年3　月11日的一份备忘录表明，真正的理由是：虽然德国急需俄国的原料，而且戈林一直在要求把这些原料弄到手，德国却没有商品来同苏联交换。司长认为，“就德国在原料方面所处的地位而言”，“谈判破裂”是“极可惋惜的”。但是，即使第一次加强两国经济关系的尝试暂时失败了的话，当时还不乏其他一些迹象。1939年3　月10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说，3　天之后，用心细密的舒伦堡就为这篇演说给柏林打了一个长长的报告。他认为，“斯大林对英国的讽刺和批评要比对所谓侵略国家、特别是对德国的讽刺和批评尖锐得多，这点很值得注意”。大使着重举出了斯大林说的这几句话：“民主国家的弱点……清楚地表现在它们已经放弃了集体安全的原则而转向不干涉政策和中立政策这一事实上。这个政策骨子里是希望使侵略国转而以其他国家为目标。”他还援引苏联独裁者指责西方盟国在继续推动德国人东进，容许他们得到可能轻易获得的胜利品，而且劝告他们说：“你们只要对布尔什维克开战就行了，以后一切都会顺遂的。这看来很像是鼓励……看起来目的似乎……是要激起苏联对德国的愤怒……挑拨我们去同德国发生没有根据的冲突。”
　　在结论中，斯大林提出了下列指导原则：1。继续实行维护和平和巩固我国和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政策。
　　2　……。决不让那些惯于使他人为自己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把我国拖入到冲突中去。
　　决定俄国大政方针的那个人是在发出明白的警告，声明苏联不打算中别人的圈套，去同纳粹德国打仗而使英法得以脱身。如果伦敦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话，至少柏林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的。＇478＇　即令如此，斯大林的演说和随之而来的许多外交往来表明，苏联的外交政策虽然十分审慎，仍然是完全公开的。我们上面曾提到，纳粹在3　月15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3　天之后，俄国政府就曾建议召开六国会议来讨论防止进一步侵略的办法，可是张伯伦说它还“没有成熟”而把它否定掉了，那是3月18　日的事情。两天以后，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官方公报，否认苏联曾向波兰和罗马尼亚保证“在它们一旦受到侵略时”给予援助。理由是：“不论是波兰还是罗马尼亚都没有要求苏联政府给以援助，也没有告诉＇　它＇　它们遭到任何威胁。”德国大使急急忙忙把这个声明拍电报报告柏林。英国政府在3　月31日对波兰所作的单方面担保，很可能使斯大林相信英国人认为同波兰人结盟要比同俄国人结盟好，而且张伯伦一心一意要把苏联排除在欧洲大国集团之外，就像他在慕尼黑时代所做的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开始看到了有些空子可钻。现在在外交方面对希特勒已有重大影响的戈林在4　月16日到罗马去见了墨索里尼，并且请那位意大利领袖注意斯大林最近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他自己对苏联独裁者所说“俄国人决不会让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己做炮灰”的话印象甚深。他说他“要问一下元首是否有可能谨慎地对俄国放出一些触角……试探有无修好的希望”。他还提醒墨索里尼“在元首最近的一些演说中绝口没有提到过俄国”。据德国方面关于这次会谈的秘密记录记载，意大利领袖热烈地欢迎轴心国家同苏联修好的建议。意大利独裁者＇479＇　也感到莫斯科有一些变化；他认为修好可能“比较容易地实现”。
　　目标是＇　墨索里尼说＇　要诱使俄国大体根据斯大林的演说的方针，对英国的包围政策表示冷淡和不赞成的态度……不但如此，轴心国家在反对富豪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同俄国政府的目标是相同的。
　　见本书原文第460　页。
　　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在3　月19日向苏联驻伦敦大使伊凡·迈斯基解释英国为什么认为俄国所提出的最好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他说英国政府没有一个大臣抽得出时间到布加勒斯特去。这一拒绝十分明显伤了俄国人的感情，使他们因此而在以后伍次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谈判中闹别扭。迈斯基后来告诉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包思拜说，这次对俄国建议的拒绝对“争取有效的集体安全的政策是又一次毁灭佳的打击”，而且它决定了李维诺夫的命运。
　　这在轴心国家政策方面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毫无疑问，要是张伯伦知道了的话，他一定会吃惊的。也许这也会使李维诺夫吃惊。
　　就在戈林和墨索里尼会谈的当天＇4月16日＇　，这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在莫斯科接见了英国大使，并且正式建议英国和法国同苏联缔结三边互助条约。这个条约要求缔约国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来使互助条约具有实效，还要求由签字国＇　如果认为合适的话，还可以加上波兰＇　，对中欧和东欧所有认为自己受到纳粹德国威胁的国家作出担保。这是李维诺夫最后一次努力争取三国结盟对付第三帝国，这位俄国外交部长是把自己的政治生涯押在以集体行动制止希特勒的政策上的，他这次一定认为自己终将能够把西方民主国家同俄国团结起来以实现这一政策的目的。正如在5　月4日发表演说、抨击伦敦迟迟不接受苏联建议的丘吉尔所说，“如果没有俄国的积极协助，要组成一条反对纳粹侵略的东方战线是决不可能的”。东欧任何其他国家＇　肯定包括波兰在内＇　都没有在那个地区维持一条战线的力量。然而俄国的建议却竟然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惊愕。
　　但是，甚至在这一建议被拒绝以前，斯大林就采取了第一步认真的行动，同另一方面打起交道来了。
　　在李维诺夫向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内容广泛的建议的第二天，即4　月17日，苏联驻柏林大使就前往德国外交部拜访了威兹萨克。据这位国务秘书在事后的纪要中说，这是梅利卡洛夫将近一年以前上任以来第一次来访。在开头就德俄经济关系谈了一些意见以后，大使就转到政治方面来，并且直截了当地问我＇　威兹萨克写道＇对德俄关系抱什么看法……大使的话大致如下：俄国的政策是始终一贯的。主义上的分歧对俄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并694　没有发生多大不利的影响，也不应当妨碍它同德国的关系。俄国并没有利用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摩擦来反对我们，它也不想这样做。就俄国而论，＇480＇　它没有理由不该同我们在正常基础上相处，而从正常的关系之中就可以产生越来越改善的关系。梅利卡洛夫先生是以这番话＇　这是他这次谈话的最终目标＇　来结束这次会谈的。他打算在一两天内回莫斯科去。
　　在这位苏联大使要到那里去述职的俄国首都，正在酝酿着一件非常的事情。
　　事情在5　月3　日透露了出来。这一天，在苏联报纸里页，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在叫做“简讯”的一栏里面，夹着一条短短的消息：“李维诺夫已因为他自己的请求而被解除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的职位由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契斯拉夫·莫洛托夫继任。
　　第二天，德国代办就这次人事更动向柏林作了如下的报告：这次突然更动在此间引起了最大的惊奇，因为李维诺夫正在同英国代表团谈判，而且在五一节的捡阅中就站在斯大林的近旁……
　　因为李雏诺夫刚在5　月2　日接见了英国大使，而且就在昨天的报纸上还出现在五一节检阅的要员席名单中，他的免职看起来一定是斯大林自己临时决定的……在上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曾要求人们小心，免得苏联被人拖入冲突。莫洛托夫不是犹太人，而且以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和最紧密的合作者”著称。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要保证使外交政策能严格按照斯大林制定的路线执行。
　　李维诺夫突然免职一事的重要性是谁都看得到的。这意味着苏联外交政策有了剧烈的转变。李维诺夫是鼓吹集体安全，鼓吹加强国际联盟的力量，鼓吹以同英国和法国结盟对付德国来保障俄国安全的主要人物。张伯伦在缔结这样一种同盟的建议面前迟疑退缩，注定了这位俄国的外交人民委员的命运。照斯大林的判断——而在莫斯科只有他的判断才能算数——李维诺夫的政策已经失败了。不但如此，这种政策还有使苏联被拖到一场同德国进行的战争中去的危险，而西方民主国家却很可能设法置身局外。斯大林因此感到现在是该试一试新方针的时候了。”如果张伯伦能同希特勒拉关系的话，难道这位俄国独裁者就不能吗？至于李维＇481＇　诺夫这个犹太人被＇　德国大使馆在致柏林的电报中着重指出不是犹太人的＇　莫洛托夫所代替这一事实，可以想象在高级纳粹人士中是会有相当影响的。
　　为了使德国人不致于看不到这一人事更动的重要性，苏联代办格奥尔基·阿斯塔霍夫在5　月5　日同德国外交部东欧经济问题专家尤利乌斯·施努尔博士会谈时也提到了这件事情。
　　阿斯塔霍夫谈到了李维诺夫免职的事情＇　施努尔报告说＇　并且设法……打听这件事情是否会引起我们对苏联的态度的改变。他着重指出莫洛托夫的身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他决不是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专家，然而他却会对未来的苏联外交政策起更大的作用。这位代办也请德国人恢复在2　月间破裂了的贸易谈判。
　　英国政府对苏联4　月16日关于缔结军事联盟的建议直到5　月8　日才答复，而答复实际上是拒绝。它使得莫斯科更加怀疑张伯伦不愿意同俄国缔结军事条约来防止希特勒取得波兰。
　　因此，俄国人也就无怪要加紧同德国人拉关系了。5　月17日，阿斯塔霍夫再次到外交部见了施努尔，在讨论过有关贸易的问题以后，就把话题又转到了更大的问题上。
　　阿斯塔霍夫宣称＇　施努尔报告说＇　德国和苏联之间在外交政策上并没有冲突，因此在两国之间并没有抱敌意的理由。确实，在苏联有一种受德国威胁的感觉。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受威胁的感觉和在莫斯科的不信任心理是有可能消除的……在回答我偶然问到的一个问题时，他谈到了英苏谈判，大意是说，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英国所希望的结果很难成为现实。
　　3　天以后，到5　月20日，冯·德·舒伦堡大使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作了一次长谈。新上任的外交人民委员态度“至为友好”，并且告诉德国大使，如果能建立必要的政治基础的话，两国之间的经济谈判是可以恢复的。这是莫斯科的一种新的试探，然而老奸巨猾的莫洛托夫做的却非常审慎。当舒伦堡问他所谓“政治基础”是什么意思时，这位俄国人回答说，这是两国政府都该考虑＇482＇　的东西。大使用尽一切办法想从这位足智多谋的人民委员嘴里套出点东西来，结果都是枉然。“他是”，舒伦堡告诉柏林说，“以态度有点顽强著称的。”大使在离开俄国外交部的时候，乘便去看了一下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弗拉季米尔·波将金，告诉后者，他没有能搞清楚莫洛托夫要的政治性质的东西是什么。舒伦堡报告说，“我请波将金先生帮我搞清楚”。
　　柏林和莫斯科之间重新恢复接触一事，并没有逃过法国驻德大使的警惕的眼睛。早在5　月7　日，在李维诺夫免职以后4　天，考仑德雷先生就报告法国外交部长，根据元首的一个亲信告诉他的消息，德国正在设法与俄国取得谅解，其结果，除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