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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德国音乐协会主席，不借以自己的声名帮助戈培尔糟蹋文化。卓越的钢琴家瓦尔特·吉斯金有很多时间在外国作演奏旅行，这些演奏是宣传部长为了提高德国“文化”在国外的声望而组织或赞许的。但是由于音乐家们没有移居国外，由于德国古典音乐具有丰富的宝藏，所以人们可以在第三帝国时期听到演奏和表演得极为出色的交响乐和歌剧。柏林交响乐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是其中最为卓越的。精彩的音乐节目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人们忘掉在纳粹统治下其他艺术的退化和很多生活方面的退化。
　　必须说，在戏剧方面，只要是上演古典剧，就仍然保持着很多原来的高超水平。不用说，马克斯·莱因哈特是和所有其他犹太籍演出人、导演和演员一起走了。纳粹剧作家们实在蹩脚透顶，群众都不愿看他们的作品，因此这些作品的演出日子总是不长。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是个名叫汉斯·约斯特的失败的剧作家，他曾公＇243＇　开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但是，即使是有权决定该上演什么剧本，该由谁来表演和由谁来导演的约斯特和戈培尔，都无法禁止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德国舞台上得到值得赞扬的而且常常是很感动人的演出。
　　说来真是奇怪，萧伯纳的有些作品竟可以在纳粹德国上演，这或许是因为他揶揄英国人和讽刺民主吧，也许是因为纳粹党没有觉察到他的机智和左倾政治观点吧。
　　最奇怪的是德国伟大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情况，因为他是一个热心的社会党人，所以德皇威廉二世时期曾禁止他的剧本在帝国的剧场里演出。在共和国时期，他是德国最受人欢迎的剧作家，而在第三帝国时期，他却仍然保持着这种地位。他的剧本继续上演。我永不会忘记他的最新剧本《教堂的女儿》（《Ｔｈｅ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第一夜演出结束时的景象，当时，霍普特曼，一个苍苍白发飘垂在黑色斗篷上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跟戈培尔博士和约斯特臂挽着臂走出戏院。他，像许多别的德国杰出人物一样，已经跟希特勒和解了。机灵的戈培尔曾就此事作了不少有效的宣传，不断向德国人民和国外提起，德国的尚在人世的最伟大的剧作家，前社会党人和普通人的利益维护者，不仅留在第三帝国而且继续在写作，他的剧本也在上演。这位年迈的剧作家到底是真诚依附，还是投机，还是仅仅善变，也许可以从战后发生的情况中看出。美国当局认为霍普特曼为纳粹服务得太周到了，因而禁止他的剧本在西柏林美管区上演。于是俄国人邀请他到柏林去，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欢迎，并在东柏林安排了轮回演出他的剧本的盛大节日。1945年10月6　日，霍普特曼向共产党控制的“德国民主复兴文化联盟”
　　发了一个贺电，表示希望它能带来德国民族的“精神复兴”。
　　德国曾给世界贡献过一个杜勒和一个克拉那赫，但在近代美术方面却不是非常杰出的，虽然德国的表现主义绘画和慕尼黑建筑学院的建筑学是使人感兴趣的和有独创性的艺术运动，而且德国艺术家曾参加了20世纪以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为代表的艺术上的一切新潮流。
　　尽管早期在维也纳想当艺术家而遭到了失败的希特勒自以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认为，一切现代艺术都是退化的和无聊的。他在《我的奋斗》中曾就这个题目发过长篇大论，在他当政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清除”
　　德国的“颓废”艺术，并企图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艺术。约有6500幅现代绘画，不仅是像科科契加和格罗兹这类德国画家的作品，还有塞尚、凡·高、高＇244＇更、马蒂斯、毕加索和许多别的画家的作品，都从德国各博物馆里拿掉了。
　　代替它们的作品在1937年夏天进行了展览，当时希特勒在慕尼黑一个单调的拟古主义建筑物里正式主持了“德国艺术馆”的开幕。这个建筑物是他出主意设计的，他说它在建筑艺术上是“无与伦比和无法模仿的”。在纳粹艺术的这个第一次展览中，陈列了从15000　幅应征作品中选出来的900　幅作品。这是作者在任何国家中没有看到过的最蹩脚的货色。希特勒亲自作了最后的选择。原来的评选团的主席是德国艺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他是一个平凡的画家。*　据当时跟希特勒在一起的一些党内同志说，希特勒对评选团所选的某些画极为恼火，他不但命令把这些画剔掉，而且用他的长统靴子在好几幅画上踢了一些洞。他在主持展览会开幕式的长篇讲演中说，“我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命运给予我们权力的话，＇　艺术鉴赏＇　这类问题是不用讨论的，要做的只是作出决定”。而他的确作出了决定。
　　在1937年7　月18日发表的讲演中，他规定了纳粹党的“德国艺术”方针：凡是不能被人了解、得用大量说明才能证明它们有权利存在、并且为那些欣赏那种愚蠢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无聊货色的神经病者所接受的艺术作品，将不再能公然在德国民族之前陈列。任何人都不要存幻想！国家社会主义已着手使德国和我国人民清除所有那些危及它的生存和性格的影响？？随着这个展览会的开幕，艺术上的神经错乱状态及其对我国人民在艺术上的玷污就告终了？？
　　然而，至少还有一些德国人，特别是在德国的艺术中心慕尼黑，却宁愿受到艺术上的玷污。在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地方，在一所必须要经过狭窄的楼梯才能走到的破败的陈列室里，有一个“退化艺术”展览会，这是戈培尔博士为了让人民看看希特勒要保护他们免受玷污的那些作品而组织的。内容是些精选的现代绘画，有科科契加、夏高尔和表现主义派及印象主义派的作品。我去参观的那一天，我曾先到德国艺术馆去看了一下，因为地盘很大，走得气喘吁吁。而这个展览会的观众却拥挤不堪，等候入场的人从叽叽嘎嘎作响的楼梯一直列队排到街上。事实上，去看的人实在太多了，使戈培尔博士感到又是生气又是尴尬，于是很快就停止了展览。
　　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245＇　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要在第三帝国当个编辑，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清白”的。1933年10月4日的德国报刊法使新闻事业成为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
　　它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亚利安血统，配偶不是犹太人。报刊法第十四条命令编辑们“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这一个命令如果在1933年以前实施，正好会取缔德国的每个纳粹党编辑和出版物。它现在却开始清除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或者不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和记者。
　　最先被迫停刊的报纸之一是《伏斯日报》。这家报纸创办于1704年，像腓德烈大王、莱辛和腊思瑙那样有名的人物过去都曾257　为该报撰过稿。它已成为德国最主要的报纸，犹如伦敦的《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但是，它是一家自由主义的报纸，而且老板是由犹太人办的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
　　它在连续发行了230　年后，在1934年4　月1　日停刊。另一家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拖得稍微久一些，直到1937年才停刊；虽然它的老板犹太人汉斯·拉克曼—莫斯在1933年春季就被迫出让了他在该报中的股份。德国的第三家自由主义大报《法兰克福日报》，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该报驻伦敦记者，亲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鲁道夫·寇彻尔，当了编辑，而且像保守的柏林《德意志总汇报》的编辑卡尔·西莱克斯一样——他也曾当过驻伦敦记者，获罗得奖学金，在牛津大学求过学，是个英国的热情崇拜者和自由主义者——为纳粹服务得很好，正像全国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一度说到以前的“反对派报纸”那样，其忠心程度，甚至常常“青出于蓝”。后面这三家报纸之所以能够幸存下去，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德国外交部的影响。外交部要这些国际上知名的报纸照常出版，来装幌子，以便在国外造成一个好印象。它们使纳粹德国既有体面，同时又帮它进行宣传。
　　由于德国的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知道该发表些什么东西以及如何写新闻和社论，全国报刊不可避免地会显出单调划一。即使是一个受到那么严密的管制和生性习惯于服从权威的民族，也＇246＇　对报纸感到厌倦。甚至像晨报《人民观察家报》和晚报《进攻报》那样的主要纳粹报纸，销数也下降了。
　　随着纳粹出版人把报纸一家又一家地置于控制下或者接管过去，所有报纸的总销售量就此一落千丈。在第三帝国的头4　年中，报纸的种类由3607种减少到2671种。
　　但是，德国报刊失去自由和减少种类却使党获得好处，至少在财务方面来说是如此。马克斯·阿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中曾任上士，是希特勒的顶头上司，如今是党的出版公司埃耶出版社社长，他成了德国报刊财务方面的独裁者。他是全国报界领袖和德国新闻协会的主席，有合法的权力可以任意勒令任何出版物停刊，随后又以极便宜的价格把它收购过来。在一个短时期内，埃耶出版社成了庞大的出版帝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赚钱的一家出版公司。*　尽管许多纳粹出版物销数下降，但是纳粹党或者党内个人所拥有的或者控制的报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占全部报纸销售量2500万份中的2/3。阿曼在纽伦堡所作的供词中叙述他经营的情况如下：党于1933年当政后？？许多像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样的由犹太财团或者由跟纳粹党敌对的政治或宗教财团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都觉得最适当的办法是只有把他们的报纸或者资产卖给埃耶公司。买卖这种产业是没有自由市场的，埃那出版社总是唯一的投标者。在这件事情上，埃耶出版社和它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各出版公司扩展成为德国报纸出版方面的垄断事业？？党在这些出版企业中的投资大获其利。说纳粹报刊纲领的基本目的是消灭一切跟党对立的报刊，这话是不错的。在1934年内有一个时期，阿曼和戈培尔都要求拼命巴结的编辑们不要把他们的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阿曼说，他很遗憾，“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这不是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格鲁恩邮报》的埃姆·韦尔克，把阿曼和戈培尔的话当了真。他指责说，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刊变得那么干巴巴。他的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3　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集中营去。＇　247＇电台和电影也很快被利用来为纳粹政权的宣传服务。戈培尔一直认为广播（电视当时还没有问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宣传工具。通过他的宣传部的广播司和德国广播协会，他完全控制了广播事业，使它适合自己的目的。他的任务所以比较容易实现，是因为在德国，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广播事业是由国家所拥有和经营的垄断事业。1933年纳粹政府一上台，国家广播公司就自然落在它的手中。
　　电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了这个企业的每一个方面。用一篇官方评论的话说，它们的任务是“使电影业脱出自由主义的营利思想的范围？？从而使它能够接受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履行的那些任务”。
　　结果是德国人民受罪，只能听到和看到同他们的报纸和期刊的内容同样空虚和令人生厌的广播节目和电影。德国的观众，向来是默默顺从别人告诉他们应该看些什么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好说话的观众也发生反抗了。纳粹电影上映时门可罗雀，而经戈培尔许可在德国放映的少数外国影片（多半是乙级好莱坞影片）则门庭若市。在30年代中期有一个时期，德国影片老是遭到嘘声，以致于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对“电影观众的叛逆行为”发出严厉警告。广播节目也遭到了群众极不客气的批评，德国广播协会主席霍尔斯特·德莱斯勒一安德莱斯说这种吹毛求疵是“对德国文化的侮辱”，不能予以容忍。
　　在3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德国听众仍可收听许多外国电台的广播，而不致像战争爆发以后的时期里那样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或许有很多人曾收听外国广播，虽然本观察家的印象是，随着一年一年地过去，戈培尔博士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对的，即广播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远远超出其他一切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在改造德国人民，使他们适合希特勒目标这一点上，比任何别的宣传工具都起着更大的作用。
　　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像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248＇　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读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第三帝国的教育
　　1934年4　月30日，伯恩哈德·卢斯特被任命为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部长。卢斯特是冲锋队的大队长，一度担任过汉诺威党领袖，是个纳粹党员，又是希特勒自从20年代初期以来的朋友。在国家社会主义奇怪颠倒的世界里，卢斯特是极为适当的人选。他原是个小地方的失业教员，在1930年因有思想不稳定的表现而被共和国时代的汉诺威当局解雇。他的狂热的纳粹主义思想可能是被撤职的部分原因，因为卢斯特博士宣传纳粹思想像戈培尔那样热心，像罗森堡那样糊涂。在1933年2　月被任命为普鲁士科学、艺术与教育部部长后，他曾夸口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
　　这样一个没有脑筋的人现在获得了控制德国科学、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青年组织的独裁大权，因为第三帝国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规定，并不限于在拥挤的课堂里进行，而且要在各级青年团体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大学和理工学院里只能吸收很少数的人，因此这种教育不是顶点，顶点是在18岁时先参加强迫劳动服役，然后应征入伍在武装部队里服役。
　　希特勒对“教授”，对学术生活的轻视，在《我的奋斗》中已屡有流露。
　　他在这本书里表示过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他写道，“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决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造就十足强健的体魄”。
　　但是，更重要的，他在这本书里强［249　］调过争取青年和训练青年，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服务的重要性，这是他在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以后仍旧常常谈到的一个问题。他在1933年11月6　日的讲演中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他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
　　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