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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密战-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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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深入虎穴
日本特务机关深处的“中共谍报团”（2）
看到潘汉年如此神通，香港的岩井情报人员小泉清一惊讶地问陈曼云：“听说他是潘汉年，著名的共产党人？”
陈曼云未予回答。
五十多年后，小泉访问中国，探访陈曼云。中日友好的气氛中，昔日两方的间谍人员，
终于可以敞开心扉交谈了。
间谍战的复杂，一般人难以想象。
日本情报头子岩井英一千方百计地在中国人中发展情报关系，却不知，自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人在为中国人搞情报。
日本外务省创办同文书院的目的，是为日本培养深通中文的间谍，不承想，却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同文书院的学生之中，潜藏着一个共青团支部，安斋库治、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人由中共特科王学文联系，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这个小组主要在驻华日军中展开工作，反对日本侵华，西里龙夫到上海港的日军军舰上撒传单被捕。
潘汉年到上海后，及时调整上海情报组织，以吴纪光为组长，指导这个日本情报小组深入工作。西里龙夫出狱后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记者，自由出入日本官方机构，后来又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报道部长，还发展汪精卫身边的汪锦元为中共党员。汪锦元后任汪精卫公馆的秘书和外交专员，得以拿到汪精卫政权与土肥原“日本兴亚院”的高级绝密情报。中西功在满洲铁路任职，白井行幸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职，手岛博俊联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到延安。
日共领袖佐野学从苏联回国，路经上海时被捕叛变，日本共产党遭受严重破坏，中共在日本的联络点也被破获，日共与中共的联系被切断。在延安的日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给国内写信联系，国内组织也派人到上海，通过手岛博俊找中共联系。冈野进的秘信转到香港潘汉年处，潘汉年又派人送到上海的关露手里，由关露趁去日本开会的机会，交给与日共有联系的大学教授秋田，再由秋田转交日共。跨越两国的秘密联系，就这样恢复了。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的战略计划如何，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关注的焦点。1941年初，日本内部开展南进还是北进的大争论。中共中央极其重视日本这一战略动向。如果日本北进攻苏，将给在中国北方抗日的中共带来极大被动。如果日本南进袭美，将促使美国抗日，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中共中央两次急电潘汉年，询问日本动向。
5月、6月期间，日本的争论得出结论：先南后北。军部开始进行南进准备。正在日本的佐尔格、尾崎秀实及时获知日本决策，同时获知德国决心进攻苏联。莫斯科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立即将东线防御日本进攻的兵力调往西线，防御德军进攻。10月，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尾崎秀实和佐尔格。
隐藏极深的日本情报小组，面临被全部侦破的危险。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中西功仍然坚持工作，11月从满铁绝密通报中看到，日本将于月底结束同美国的谈判，发动南进战事。接获情报的吴纪光分析，日本将在12月8日向美国发动攻击，经过潘汉年同意，吴纪光将这个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潜藏在这里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21号”又将其转报军统总部，戴笠再转报……于是，这个准确预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间的战略情报，就由中共情报组织通过国民党情报组织，转给美国情报组织！
这件旷世奇功，中共方面一直深深隐藏。世间所知，只是军统如何获得日本奇袭珍珠港情报，转报美国……
1942年6月，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被捕，“中共谍报团”案爆发。白井行幸等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生命，西里龙夫被判处死刑未及执行，日本投降后得以释放。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安斋库治，战后成为日共领袖。
中共华北联络局在天津活动，在日军本间师团发展一个翻译。台儿庄战役前，这个翻译搞到本间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华北联络局负责人谢甫生立即将情报转送李宗仁在天津的情报员。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李宗仁专门发电感谢这份情报，还寄发百元奖金。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这个事情成为中共支持国民党抗战的一个例证。
中共对日情报工作成效卓著，及时获取日本的战略动向，深入掌握日本与国民党关系，这对中共中央及时开展斗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①
第五章 深入虎穴
中共“南委”失手（1）
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大展身手的舞台。国民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抗战兴起，惯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时不好对共产党动手。对日斗争吧，习惯于利用政权力量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适应不来地下状态。国民党上海区党部、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分团部都被李士群连锅端了。
戴笠的军统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必须在对日作战上取得成绩。杀人起家的戴笠没有多少
战略眼光，急于用杀人博得轰动效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越南，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戴笠就命令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非但没死，还到南京另行组建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一个国民政府。
戴笠又要在上海滩干些名堂。那是日本人的地盘，抓瞎的戴笠还得找袁殊这样的人物才能立足。戴笠本想借助袁殊杀掉李士群，一举摧毁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李士群却棋高一着，率先逮捕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王天木带头叛变，导致军统上海组织被连锅端。军统行动高手詹森当街刺杀投敌的上海青帮头子季云卿。这季云卿正是李士群的恩师，李士群派人绑架詹森，审讯后枪决。亲信被杀激怒戴笠，又派人刺杀七十六号人马。李士群过去被军统拷打早已结怨，又下令军统被捕人员不投降就枪毙。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四十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风声鹤唳。
与此同时，潘汉年却兵不血刃，派人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与军统上海站，暗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一个停留于行动阶段，一个进入情报层次，国共两党情报斗争的水平，高下可见。
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情报、保卫机关，但是，“特务”的臭名声却是都在国民党一方。全民抗战，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有权谴责国民党对友党采用特务手段。饱受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同声响应。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举国上下，批评国民党“全国党化”；国民党党内，批评蒋介石“以特务治党”。一时间，“特务”一词臭不可闻。
中统局长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下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于是我所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异样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工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
依照徐恩曾所说，国民党特务似乎是共产党骂臭的。可是人们要问，国民党掌握的宣传手段比共产党多得多，你为什么不把共产党的特务也骂臭？
这是因为，共产党的特务工作，没有采用那些下三滥手段，而是巧妙地将秘密情报工作与公开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广交朋友！
面对共产党的统战攻势，国民党一时处于被动。徐恩曾有个概略叙述：“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党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暂，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
中统很快就找到打击共产党的新办法，徐恩曾的得意之作始于江西。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于是，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中统特工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这种说词，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就同意了。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是中共叛徒，当过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合作。三擒三纵，老铁拐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
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暗逃脱。
第五章 深入虎穴
中共“南委”失手（2）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回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40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设在人迹稀少山路崎岖的洋溪山中，沿途设有秘密报警的机关。劈开大毛竹，用筷子撑住，连接筷子的绳子又拦在路上。外人经过绊到绳子就会拉掉筷子，毛竹合并就会发出响声，一竹带动一路，响声就会逐步传到省委驻地。这样严密的防卫措施，却防不了叛徒。中统精心策划，由叛徒出面说服，逐步争取省委负责人和警卫人员叛变，就连延安派来的报务人员和译电员也投降了。
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中统控制的江西省委电台突然呼叫南委电台，谎称电台刚刚修复，还要延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属机构，负责领导东南、华南地区。南委虽然没有察觉江西省委被破坏，但对于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有所警惕。接到江西电台呼叫后，南委书记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去江西检查，并给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
中统得到这封联络信件之后，决心诱捕郭潜，并向谢育才询问南委驻地。谢育才见南委危急，扔下婴儿跳窗逃走。中统见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①
5月26日，方方得知谢育才报来的情况，发报给郭潜。郭潜未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方方立即电报重庆南方局。
周恩来见到电报脸色剧变，连说糟糕。沉思片刻，立即布置童小鹏给南委发报，要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是住到母亲何香凝处。
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20多人被捕，县级干部40多人被捕。
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可是，南委电台已被叛徒出卖，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南委的重要干部被捕，南方局与南委的无线电联络又断绝，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统又派出十几个秘密武装人员，到南委秘密机关东江大埔抓捕南委书记方方。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发现特务立即鸣锣报警，上千群众涌来包围特务，掩护方方等人逃脱。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复发，6月下旬入院动手术。毛泽东从延安来电，要求周恩来静养。周恩来在医院还不停打听南委消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向周恩来谈工作。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董必武与邓颖超研究之后，暂时瞒着周恩来。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痛哭不已。哀痛之中的周恩来立即布置南委：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十分得意：“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惟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周恩来惨淡经营，1942年底重新组织广东临时省委，1944年恢复各地组织活动。日军打通粤汉线时，中共在南方的地下组织又发动群众抗击，发挥重大作用。①
在沦陷区游刃有余的潘汉年，也有失手。
1943年1月，潘汉年护送刘晓等人进入新四军驻地，不久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样，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又兼任华南局、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时，日军又有扫荡迹象，而李士群留下的密码本没有发挥作用。于是，潘汉年重回上海，找李士群要情报。
到了上海，胡均鹤说李士群在苏州，到了苏州，又说李士群在南京，潘汉年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跟胡均鹤去了南京。到了南京，李士群不在，他手下的特务倒是热情迎接，大摆宴席，大排麻将，有意将潘汉年的秘密行动公开化。第二天，李士群与潘汉年见面，急切地说：“日本人现在重视重庆的关系，想依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打算搞议会运动，想和你谈谈。”
潘汉年顿时明白，自己上了李士群的当。
李士群与周佛海两人，一直在汪精卫面前争功邀宠，周佛海暗通国民党军统，原属中统的李士群就联络共产党。面临日本人诱降重庆蒋介石的局面，汪精卫正在担心自己的地位。李士群在此时引见中共代表，其实是为了汪精卫的需要。
这种绑架式的会面，潘汉年很不情愿。思考再三，为了保持情报联系，潘汉年还是同意了。
第五章 深入虎穴
中共“南委”失手（3）
会面交谈不多。
汪精卫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联合，请共产党参加自己的联合政府。
潘汉年表示共产党不会退出重庆的参议会来参加南京的议会。如果汪精卫将来另找出路，会给一个转身的余地。
回到上海，李士群又邀请潘汉年与日本军官都甲大佐见面。这个都甲大佐是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七十六号的顾问。他客气地向潘汉年介绍清乡的目的，希望新四军不要破坏津浦路南段的铁路交通。
看来，日军已经承认新四军不可剿灭的现实，准备放弃农村只保城市和交通了。
李士群又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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