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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新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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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敬就算啦！但你得把事办好，不然我饶不了你！对了，”秦时竹拿出一张官帖（相当于现代的支票）“我这还有一个五千元的红包，回去后给矿上的工人们每人发一点，大过年的他们也不容易。”
“少东家心肠就是好，我替他们谢谢您啦！”……
都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国家流年不利，这百姓也跟着倒霉。年初开始，东三省鼠疫流行，人心慌慌。袁金铠和吴景濂坐不住了，跑来让秦时竹想想办法，怎么渡过这个难关，根据以往的经验，不死掉一大批人是不会停止的。
这个问题相当棘手，秦时竹踱了半天，只好说：“眼睁睁看着百姓死是不行的，得赶紧想个办法，不然我们也不配称为‘人民之友’了。”
“这个病传播快，病情重，确实不好办，但救得一个是一个啊。”
“我看咱们这么议也议不出来，还是去仁爱医院一趟，看看颜福庆院长有什么办法。”秦时竹提议三人共同前往。
颜福庆比他们更早接到消息，在医院里忙得焦头烂额，看见这三个来了，“三位，实在抱歉，没功夫招待你们，这鼠疫实在是来势汹汹啊，我得忙着收治。”
“颜院长，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你说说，能有什么好法子能制止这瘟疫传播。”
“办法说难也不难，关键是从源头上切断，重点是隔离，另外就是治疗，可这都需要逐村逐镇去搞，医院人手不足啊，真要搞的话，资金也是问题。”
“钱不是问题，我想办法，只是这人手，需要培训多少时间才能起作用？”
“少则七天，多则十天就行，可是现在人心惶惶，恐怕没有人敢去干这个危险的事。现在连医院里的帮工都走了一些了。”颜福庆深为人手不足而苦恼。
“这样啊！？”秦时竹挠挠头皮，心想这医学知识也不是说有就有的，眼下又是非常时期，恐怕敢于挺身而出的人会少之又少。“这样吧，我看以‘人民之友’的名义在各县召集志愿者，集中起来接受培训，然后去疫区帮助治病。”
“志愿者？！”其他三人不明白这个未来的称呼。
秦时竹可能真的急了，连这样的词也蹦了出来，他暗暗骂自己糊涂，定了定神说：“就是招募那些情愿接受培训，帮助治病的人。”
“志愿者？！不错，这个称呼好，就这么定了。”吴景濂想了想，“赶紧传话给各县支部，让他们张榜告示。”
“在报纸上也要登一登，人是多多益善！”袁金铠补充到。
数天后，在“人民之友”的发动下，很多人来到医院接受培训，其中尤其以青年学生最多。接受了简单的培训后，他们以16人为一组，在一位医生或护士的带领下奔赴灾区，隔离防疫、分发药品、传授知识，凡是有灾情的地方，都闪动着志愿者的身影和“人民之友”的蓝底五星旗。
看到发动起来的志愿者，秦时竹舒了一口气，这个事件标志着“人民之友”从精英政治走向了大众活动，是自身力量的公开检阅。事实也确实如此，各地都为“人民之友”的义举所感动，很多以前没有支部，很少有会员的县也成立了相应组织，普通的百姓也许永远也搞不清怎么回事，但他们懂得那些打蓝底五星旗的人都是好人，是来救他们的。
在另一个战场，随着春节的过去，股票交易所又恢复了正常。开平和开滦的价格战已经吸引了报界的目光，天津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三月份，开平继续应战，将价格也降到和开滦一样的水平――每吨元，这意味着每卖一吨煤就要亏元，还不包括银行的利息和应缴纳的税收，至于设备折旧那就是更加没地方提了。消息传出，开平的股价跌到85元一股，出现了恐慌性抛盘。开滦也好不到哪里去，周羽投入了100万进行增资，使手中的股份增加到万股，周学熙投入了10万元，股份增加为7000股。
由于涉及到华、洋两种势力的交锋，在民族资产阶级界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南通张謇首先表态，凡是购煤，一律用开滦的，在他的带动下，一批爱国绅商也跟着表态，“非滦矿之煤不用”。开平与开滦的市场占有率之比从原先的2：1变成了3：2，刘鸿生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在沪、苏一带，挨家挨户地推销煤炭，特别是那些烧开水的老虎灶。当然，更多的商家是哪家便宜用哪家的货，恶性竞争使得诸如河南煤、湘西煤、进口煤都逐步被排挤了出去。整个江南工业界由于煤价下跌，居然出现了“煤炭景气”，利润率提高了不少。
三周后，随着又是50万的增资完成后，周羽将价格下调到了元一吨，股市再起波澜，开平的股票进一步跌落到80元的价位，而开滦由于没有交易，还是维持50元的地位。英国人通过中间人出面调停，要求停止价格战，被周羽笑着拒绝了，进而提出两矿联合的要求。经过两天的磋商，开平要求以现价收购开滦所有股票，周羽提出了收购的反要求，但对方要求以面值，也就是按140元收购，又被周羽拒绝了。两边的要求始终谈不拢，谈判破裂，开平也将价格下调到元每吨。消息传出，股价应声下挫，跌落到70元，而且只有抛盘没有接盘。报纸的分析是，这两家不倒掉一家这场价格战是不会收场的。
在奉天，另一场关于钱的战斗也在展开。上次为了抵御蒙匪入侵，秦时竹征得锡良的同意，招募了5个营，眼下虽然形势好转了，但锡良心里一直不痛快，这军饷也不愿爽爽快快地给，已经欠了有三个月了。秦时竹接到孙烈臣的报告，怒从心头起，真想马上找锡良去理论，想了想，还是忍住了，让老岳父签名，拿了一张100万的官帖，让军需官去官银号换，特意强调，全部换成现大洋，这是用来发军饷，他看这锡良怎么收场。
锡良正在总督衙门里和奉天盐运使熊希龄谈论财政的事，忽然间官银号总办金还慌慌张张地来了。
“何事如此慌张？”锡良不满地问到。
“大……大人，不好了，有人拿着100万的官帖要全部换成现大洋，可银号里没有这么多钱啊。”
“怎么搞的，现大洋都到哪里去了？”锡良皱了皱眉头，“谁要换这么多钱，干什么去？”
“回大人的话，是辽阳公司的，至于用途，小人不敢说……”
“你怕什么，辽阳公司又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们想干什么？”锡良一听跟辽阳公司有关，立刻提高了警惕。
“他们说是要发军饷用的。”
“啊！”锡良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
“辽阳公司？发军饷？大人，这怎么回事，难道那个公司还有军队？”熊希龄大惑不解。
“辽阳公司倒没有军队，据说是前路统领秦时竹发不出军饷，让他老丈人沈麒昌，也就是辽阳公司的董事长开了官帖要求兑换。”金还回答了熊希龄的疑问。
“这我又搞不懂了，大人，今年的财政形势还可以的，不至于要拖欠军饷啊？”熊希龄把疑问的目光投向了锡良。
“唉，又是老夫的麻烦了。去年初冬，洮南急报，说蒙匪准备入侵，我让秦时竹带兵去防卫，他百般推辞，说什么兵力、武器不足，非得让我答应再让他招募5个营才肯去。眼下，蒙匪知难而退，我想让他把这5营解散了事，直说又说不出口，本想用军饷卡住他，谁知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拖欠有多久了？”
“大概三个月吧。”
“三个月？”熊希龄想了一下，“大人，依我看，这里面大有文章。决不是简单的换现大洋发饷那么简单。”
“哦？！”其余两人发出同样的声音。
“大人您想，这三个月，区区数千人马，真要是想发饷，几万大洋就够了，可这秦时竹张口就要换100万，存心是要给官银号难堪。”
“对啊，对啊，现在现大洋紧缺，已经有好几家私银号倒闭了，这100万真要是换了，这官银号也差不多了。”金还还是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大人，不是我说的严重，即使这100万能换出来，保不准明后天辽阳公司还会再来换100万的。总之，不把官银号挤兑倒他们是不会甘心的。”
“这秦时竹究竟想干什么？”锡良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
“恐怕还是对大人您的做法不满吧！”熊希龄继续解释，“拖欠军饷，一般的做法都是来大人这苦苦哀求，但他这么弄，存心是要给大人难堪。真要是官银号倒了，奉天财政将会大乱，到时候朝廷怪罪下来罪可不轻。”
“那让金还顶住不让换？”
“那也不可，要是不肯兑换，经过辽阳公司这么一弄，民众和商家那里马上就会产生怀疑，到时候就不是他们一家，而是全奉天都来挤兑了，事情更加不妙！”熊希龄阻止了锡良的荒唐念头。
“那依你看怎么办才好呢？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啊。”锡良有点乱了方寸。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事情出在大人您不肯发军饷的身上，您只要悄悄将这军饷补发了，然后让金总办派个人去秦时竹那疏通疏通，保证就没事了。”熊希龄说，“再说拖欠军饷本来也是棘手的事，于军心不利。”
“那就这么办吧。”锡良无奈地说，“难道我就治不了他？”
“治不治得了那是以后的事了，得有确切把柄才行，眼前这一关必须过，不然官银号倒闭就在近日……”
四月里，锡良病倒了，不知道是因为被传染了疾病呢，还是被秦时竹气的，反正就是不能理事了。朝廷没有办法，急匆匆地将四川总督赵尔巽调来东北，着锡良回家调养、休息。他这一调养，永远的就退出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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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节 风暴
整个1911年的中国政治，笼罩在风雨欲来的惶恐中。各省谘议局为预算案，与督抚争得不可开交，影响力最大的江苏谘议局竟至议长、副议长以下全体议员宣告辞职，弄得总督张人骏、军机首辅奕劻都感到手足无措。朝廷宣布国会缩改于宣统五年召集，比原规定提前三年，此举虽然平息了保守立宪派们的不满，但无法平息百姓的怨声和列强的贪婪，更无法平息由之而生的革命的怒潮。大部分立宪派和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仍不满意，奉天、直隶等省曾组织更为激进的第四次请愿运动。清政府报以赤裸裸的镇压措施，竟将在天津组织请愿活动的一个女学堂的校长温世霖谴戌新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怒。梁启超曾断言，将来历史上决不会有“宣统五年”这一名词。许多人也都认为，要开国会，就在这一两年内，过此一两年，恐再无开国会的机会了，足见当时人们忧愤迫切的心情。
革命党则直接以武装起义为回应，从七女湖到镇南关，从云南河口到黄花岗，到处是革命者点燃的烽火。4月8日发生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4月27日，更发生震动中外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八十多位英年有为的青年志士壮烈牺牲。这一系列悲壮事件，既表现了革命党人矢志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决心，也预示了腐朽的清政府即将被埋葬的历史命运。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是千疮百孔，连许多立宪派也感到了革命的不可阻挡，转而与革命者互通来往，并进而改变立场。余下的立宪派，以张謇、梁启超为首，准备为实现立宪防止革命做最后一搏。
3月间，福建谘议局提议，要求根据形势的需要，提前召集第二次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上届联合会委托担任通信联络的湖北谘议局将其提议通报各省谘议局，得到热烈响应，遂决定于5月初，邀集各省谘议局所推代表齐集北京，至5月8日，如多数谘议局代表到京即行开会。结果各省谘议局代表除谘议局尚未成立的新疆之外，只有广东、甘肃代表未到，其余19省代表皆陆续抵京报到，第二届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遂于5月12日正式开会，比章程所规定的时间提早了两个月。
大多数议长、副议长出发赴京时，省会城市都曾有隆重欢迎仪式。欢送会上，人们表达了异常悲壮的情绪，切望此次会议能拿出救亡的办法，各议长、副议长、议员代表们不能不感到付托之重。以父老嘱托之重，而未能有实际的效果表示出来，他们自然会有沉痛悲凉之感。但这些议员颇不乏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者，他们并非以为几十个议员，几十天的会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制造出何种奇迹。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抱万一之希望，向清廷呼吁，力求对他们有所惊醒。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改造现政府，推翻现政府做舆论的功夫。为此，在召集联合会的同时，即向各省谘议局、各地商团、各自治团体做联络，动员他们尽力活动，尽力向中央施压。
就在各省谘议局代表陆续抵京，行将开会之际，毫无悔祸之心的清朝廷竟于5月8日、9日两天连续抛出了两项极不得人心，极令各省谘议局议员和全国绅民愤慨的决策：一是成立以贪鄙弄权，臭名昭著的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一是宣布将原准绅民集股筹办的干线铁路收归国有。前者令立宪派根本怀疑清廷将立宪的承诺，因而准备要为争取立宪做最后一搏。后者则关系到千百万绅民身家利害，因而惹起众心反侧。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势必表现出强烈的与朝廷对抗的色彩。
1911年6月4日（也是###），在京的立宪派成立了宪友会，并将政纲宣布于外。标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二）整饬地方政务；（三）讲求社会经济；（四）研究国民外交；（五）督促职责内阁；（六）提倡尚武教育。”
显然，宪友会的政纲，表面是相当平和的。但《时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却对此作了耐人寻味的解释。它说：“反复推寻，然后知该党发表之政纲不过表面上之揭橥，至其中所难言者，则留俟明眼人善为体会之而已。夫国家自身不能自卫人民，而至人民之自卫，则人民亦何乐有此国家？”《国风报》在报道宪友会成立消息时亦说，他们“对于时势有一种紧迫自卫之意，盖起草者别有苦心也”。
同时出笼的还有一份报告书，称政府之借债政策、改定币制政策、兴业政策、铁路国有政策，其实皆是亡国政策。因为决策者们“国法不问，国权不问，国民不问”，“引外人以抵制百姓”，“以遂其私”。特别指明，其铁路国有政策“不外借债亡国政策，实一铁路外有政策”。报告书还指出，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外延宕与退让两途”，实是“媚外政策”。报告书总括言之，谓“人民希望宪政之心日益高，政府所持之政策乃日见其不可恃”，“吾人民之希望绝矣”。
立宪派的主流从过去立足于朝廷俯顺舆情，实行立宪，表现了对清廷的依赖和眷恋；而现在已经是立足于扩大自己的实力，对清廷已经没有了多少感情。其中有些人甚至已准备有机会就要叛变清廷。这固然说明了立宪派的投机性，但却是他们内心思想的真实转变。
不论你信不信，东三省“人民之友”的代理主席秦时竹病了，病得还很重，重到连新任总督大人来都没去迎接。外面都说他是感染了风寒，而实际上他暴走于各种力量之间。首先是洮南的新募集部队，欠发军饷的事曾经引起不小的波澜，他要挟锡良成功后，部队对他的信赖和忠诚更加深了一分，孙烈臣就公开表示，“朝廷？朝廷算个什么东西，要不是秦大人，咱们早饿死了！”有时候，不识字也有不识字的好处，大多数新募集的兵员都是文盲，由于备战的需要，这些士兵没有象以前那样接受文化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个原则――谁对他们好，谁关心他们，他们就跟谁走！中国的农民是最质朴的，只要你把他当人，他绝对愿意给你当几回狗。
秦时竹去各个部队串联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停止复员同时招募新兵，话不能说得太赤裸裸，只能说现在用人之际，老兵等把新兵训练完了再解甲归田。老兵自然喜上眉梢，每月包食宿再外加7个大洋可不是哪里都有得赚的。各营的管带全部是秦时竹多年的亲信和部下，大多心领神会，谁也没有不同意见。一句要把部队带好的话就造成了子弹消耗量翻番的结果。
秦时竹当然没有忘记报馆，这两天报纸可热闹了，因为一点都不愁新闻――5月14日，长沙举行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两日后，长沙筑路工人万余人游行示威，抗议铁路国有政策，提出罢市、罢课、全省抗缴租税的号召；20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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