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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周佛海受审之时，杨淑慧却偕郭泰祺来见杨虎，并要见周佛海，杨虎无法，只好应允。于是，写了一张条子，叫停止对周佛海的审问。法官在接到杨虎的条子后，便对周佛海说：“现在不审了，你太太来看你，你去会她吧！”周佛海遂到楼上与杨淑慧见面。他从其妻那里得知，南京、上海主张杀他的人很多，因此，陈铭枢不敢负责解决，而蒋介石正赴徐州与冯玉祥会谈，只有等蒋的命令才能释放。
　　就这样，周佛海在监房住了十几天。在押的犯人，主要是共产党人和被当成共产党人的嫌疑犯。周佛海说，他当时也不知谁是真的共产党，谁是假的。因为同在一个监房，并不问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因此有时还跟关着的一个人学唱京戏，如二本虹霓关“见此情不由人心中暗想”那段二六。
　　周佛海说，有一天下午6时左右，外面又叫起他的名字了。他心想，一定又是上次审问他的那个小伙子，闲着没事，又要拿他寻开心了。谁知外面叫了他的名字之后，又接着说：“把你的衣服带出来”。他听到这句话，知道是要释放了，便对同屋的人拱手说了一声：“告辞了！”便拿着包裹出来了。
　　但是，当周佛海出来之后，看见一个副官模样的军官，带着四个带驳壳枪的士兵，站在门外，等他一出门，便又将他双手铐上了镣铐，带他出了大门。门前早有一辆汽车等着。上了汽车，往乡间直开。越走越荒凉，而且又夕阳西下，想来想去，不知到哪儿去，心里害怕极了。他想，释放吗？为何不叫家里人来接？为何又要铐手？枪毙吗？为何要叫把衣服带出来，难道真的因为“黄泉无客店”，怕他受寒冷吗？向副官打听，只回答说：等会你就晓得，因而也不得要领。
　　汽车在乡间土路上开了一会，便到了上海南火车站。于此，周佛海才心里明白，是要把他押送南京。第二天清晨抵南京时，一直把他送到户部街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这真使他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由于时间尚早，总政治部副主任陈铭枢尚未来到，便把周佛海押在门房等候。不久来了一名副官，叫士兵把他的手铐开了，并带他上楼。陈铭枢一见到周佛海，便笑容满面地握手，并说：“对不起，开了你一个玩笑。”随后向周佛海说明经过，要周在他那里住一天，休息一下，明天再去看朋友。于是便叫副官送周佛海到一个房间去休息。
　　周佛海是在第二天被完全释放，送到铁汤池丁公馆，交给戴季陶的。他中午与戴季陶共进午饭之后，便去旅馆拜访张治中，正巧，其妻杨淑慧也赶到，于是夫妻重圆。于此，周佛海闯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生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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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蒋进退
蒋介石是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徐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策划南京与武汉合流，共同*，实行清党之后返回南京的。蒋一回到南京，周佛海便去见蒋，蒋劈头就问他为什么不在南京上岸，惹出这些麻烦。周佛海只得唯唯诺诺，承认自己的不对，以求得蒋的宽恕与信任。
　　蒋介石为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对抗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筹备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指定张治中为该校政治部主任。蒋对周佛海是非常了解和信任的，所以便指定周佛海为该校政治总教官。
　　武汉的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也于7月15日实行分共、清党、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汪精卫*之后，在冯玉祥的撮合下，宁、汉双方开始了合流的酝酿。宁、汉对立尚未消除，而南京内部，即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之间冲突又起。特别是7月24日，徐州被直鲁军攻克，而蒋介石诿过于前线总指挥何应钦，造成何应钦对蒋介石的不满。于是蒋介石亲往徐州前线指挥，并扬言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但结果，失败得更惨。8月8日，蒋介石慌忙逃回南京，张宗昌和孙传芳的直鲁联军直逼长江。但当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从前线到南京向蒋报告战况，请示机宜，蒋不问理由，又不经审判，将王天培予以处决。王天培是黔军将领，又是何应钦的同乡，王天培之死，不仅使何应钦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且也引起各将领的不满。于是何与桂系串通，寻机对蒋发难。
　　当时桂系主力控制了南京四周。李宗仁、白崇禧不仅公开顶撞蒋介石，而且拒绝执行蒋介石要他们进攻武汉的命令。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向他“逼宫”，就以辞职相威胁。吴稚晖等人急忙出面召集各方开会，为蒋捧场，力主对蒋挽留。但是，白崇禧、何应钦等人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他需要“休息一下”时，白崇禧马上表示赞成。接着何应钦支持白崇禧的意见，李烈钧也同意蒋介石可以“休息”。于是，李宗仁提议：“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看到局面难以挽回，只好决定下野。
　　13日，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宣布下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人杰、蔡元培等人也宣布辞职，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是日，蒋介石带领卫队200余人，及亲信幕僚邵力子、陈果夫、张群、刘文岛等人，离开南京，经上海，于14日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住在雪窦寺。16日，蒋又发表铣电，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蒋介石此举不过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自知控制南京政局，非他莫属。而且，他也必须在政治上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外交上得到英美及日本的支持。于是，蒋于9月28日，偕张群东渡日本。他的第一目的，就是拜见在日本神户百乌温泉养病的宋美龄的母亲，请其同意他与宋美龄结婚。在得到宋美龄母亲的同意后，才于10月13日到达东京，拜会了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及日本军政官员，并先后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人举行密谈。直至11月10日，始由日本返回上海。
　　在蒋介石辞职赴奉化及赴日期间，南京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宁汉之间虽然于8月25日实现合流，但内部纷争不已。特别是汪精卫与桂系，在成立“特别委员会”及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而在筹组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前夕，在广州却发生了事变，汪精卫派的张发奎、黄琪翔，驱逐了代替李济深主持广州政务的黄绍竑。当时，正值汪精卫偕李济深赴沪途中。汪一到上海，南京的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便借广州事变，对汪大肆攻击，使汪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12月3日，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开始，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对汪精卫提出弹劾案，要求取消汪精卫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资格。
　　在汪与南京特委会的争斗中，蒋介石一直处于旁观地位，以图借机利用矛盾，为自己上台创造条件。俗话说：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事实确实如此。吴稚晖等人的弹劾案提出后，汪精卫有口难辩，于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2月10日，即预备会议的最后一天，突然向会议提出《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案》及《个人引退之附带声明》。汪的提案为预备会议通过，决定由蒋介石筹备，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周佛海随蒋介石之退而退，也随蒋介石之进而进。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周佛海辞职，由南京回到上海。旋即应戴季陶之邀，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事变发生后，他又回到上海。由于蒋介石即将重新上台，指定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并由周佛海负总责。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即派周佛海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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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新生命》（1）
蒋介石下野之后，不仅为其重新上台在外交、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准备，而且也为其上台进行舆论准备，为其实施*统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因此，在他下野之时，就指令周佛海、陈布雷、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等人为其创办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并由周佛海负总责。周佛海等人把这个刊物，起名为“新生命”，作为月刊，定期出版。
　　《新生命》杂志于1928年1月在上海创刊出版，由“新生命书局”发行。地点在霞飞路〔今淮海路〕霞飞坊19号。1930年12月停刊，共出三卷，总计36期。它的创刊与停刊，如周佛海在停刊号发表的《三年来之本刊》一文中所说：“本刊的创刊，是在全国督促本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开会的时候。本刊的休刊，是在全国属望本党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开会之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清党，是对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的背叛，但《新生命》月刊却以宣传与鼓吹所谓孙中山先生的“三*义”相标榜，宣称其主旨“在与反动的右倾与危险的右倾相斗争，为全党建立科学的三*义的理论。”44由戴季陶撰写的《发刊词》也声称：“阐明三*义的理论，发扬三*义的精神，便是本刊的第一个使命。”
　　周佛海作为《新生命》月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创刊号，周佛海发表了《今后的革命》和《民生主义的特点》两篇文章。
　　在《今后的革命》一文中，周佛海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反蒋各派，尤其集中指向中国共产党。他声称：过去的一年，国民革命军的努力，发展到长江、扩张到中原和西北，中国的版图三分之二以上，都隶属在*帜之下，因此，“过去的革命，不能不说有相当的成功。但是事实上，党的主义和政策，没有实行，党的信用，因而堕落；党的轧轹和分裂，继续增长，党的中心，因而失坠。党的信用坠落和党的中心失坠，使党的环境更加恶劣，革命的前途更加艰难。”
　　周佛海不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却污蔑是由于“有些地方，政权党权，为共产党徒所劫持”。他污蔑说：“自从武汉党部和政府，被共产党劫持之后，党的中心，突然失坠。直到现在，没有事实上能够统一指导全党的中心。”
　　那么，今后国民党应该如何“革命”呢？他说，首先在民众运动方面，必须打破共产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即他所诬称的“把持”。在党的方面，“就是要建设党的理论，严密党的组织，实行党内无派的原则”。所谓“建设党的理论”，就是要“确定一个三*义的中心理论”。45也就是说，要同共产主义的理论进行斗争。
　　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他的三*义学说；只有重新解释的三*义，才是孙中山先生三*义的精髓，而且这种三*义是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运动的三大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将二者分裂的三*义，都是违背孙中山先生本意的三*义，是假三*义。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解释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含义是明确的，即*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但是，周佛海却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他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不易简单概况答复的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其“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会，又各不相同”。而且，他说，即以*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论，也都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他说*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的手段，但是，在中国却是“此路不通”。也就是说，在中国既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而只能由反动的统治者“以和平的、渐进的方法，谋经济组织的改良。”46

主办《新生命》（2）
接着，周佛海又在第2号和第3号上，分别发表了《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民族主义之科学的说明》两文。
　　周佛海竭力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涂脂抹粉，粉饰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在《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一文中，在大谈近世的资产阶级的所谓“*主义”之后，宣称：“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自然是近世*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且是近世*主义中最进步最完全的一种主义。”他说：正因为如此，他不是虚伪的资产阶级的*主义，而是“主张国内一切半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乃是主张一切人民，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地位”。甚至宣称国民党的民权主义，是一种“全民政治意义”的民权主义等等。
　　在第1卷第11号和第12号上，周佛海连续发表了《三*义的本体》和《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及其动因——再论三*义的本体》两文。他在文章中，以唯心主义的“民生史观”，大谈所谓“三*义的本体”；竭力否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要阶级的存在，剥削和压迫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剥削和压迫的存在，必然引起阶级间的矛盾与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绝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乃至民族间的一律平等。他宣称“第一，*、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不过是民生问题的表现，所以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问题。第二，民族、政治和经济他们本身发生和发展，都是以民生为最后的动因，所以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动力，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三*义只有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三*义的出发点，在解决民生问题，三*义的归宿点，在保障民生。所以三*义，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是民生主义的手段。”47
　　周佛海自知他的这一套“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有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由此而发生的阶级斗争，以至民族间的侵略和被侵略等社会现象。于是又以《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及其根本动因——再论三*义的本体》为文，对谬论进行“补充”。他声称：“民生的含义”，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类求生存的欲望与意志；第二，是人类求生存的技术与方法。”在这“两个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存的技术”，这是“社会进化的决定动因”。他说：人类生活的历史，“乃是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乃是和自然争支配的历史；社会进化的历史，根本上，乃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历史。”因此，“人类要维持生存和改良生活，就要克服自然和利用自然。”也就是要提高生存技术”，否则将“终为自然所消灭，强烈的生存欲望，只有落空。”照周佛海的逻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绝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只要一心提高“生存技术”，就可以满足和实现“生存欲望”了。
　　除此，周佛海还先后发表了《评日本人论三*义的原理和实行》（第1卷第4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和民众运动》（第1卷第6号）、《日本的危机和我们的努力》　（第1卷第7号）、《革命青年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第1卷第9号）、《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及建设事业和民众运动》（第1卷第10号）、《中国经济问题之三*义的考察》　（第2卷第3号）、《总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第2卷第6号）等文章，并先后出版了《三*义的基本问题》、《三*义论丛》等小册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主办《新生命》（3）
与此同时，1928年4月1日，还由《新生命月刊社》出版了周佛海所写的《三*义之理论的体系》。这本书曾一版再版，到同年8月1日，便连续三版印刷，3个月中，便销售了4万余册。
　　周佛海在该书的《自序》中，曾对此书的写作意图及成书的经过，作了如下的说明：
　　这本书的著作，是发意于广州，拟稿于武汉，着色于南京，继续执笔于上海、广州、南京，最后完成于上海。
　　民国13年5月，我从日本返国，应戴季陶先生电约，赴粤襄助中央党部的宣传工作。旋为广东大学聘为教授，一直到14年12月，才离开广州。14年3月13日，得到消息，知总理已逝世于北京。当时感觉总理已离我们而去了。总理所留下的主义，正待我们去发扬光大，于是就发生了一种动机，要把总理的主义，分析综合，而著成一有系统的书。这便是著作本书的发意……但是14年12月，因反对鲍罗廷破坏广东大学而离粤。此后任教武昌大学及武昌商科大学，因为教务冗忙，这种志愿，终没有达到。15年9、10月之间……其时我服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书傍午，更无暇从事著述。16年1月，奉蒋介石先生之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