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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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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与日本实现“和平”，只不过是秘密出逃，另立反蒋*的傀儡伪国民政府罢了。
高宗武到了日本之后，先后会见了日本首相近卫、外相有田八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等人。高宗武与上述各人是如何交谈的，因为没有当时的记录，他本人始终未有过任何说明，因此，难于完全了解。但是，根据当事人影佐及今井武夫，以及周佛海的回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确定由汪精卫“出马”，与日本主持“和平”交涉。
影佐祯昭在他所写的《曾走路我记》中说：“我和高宗武在箱根会见了两次。我记得高宗武是这样说的，归根结底，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178
今井武夫回忆说：“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间，与板垣陆军大臣和多田参谋次长等进行了会谈。当时我参加了会谈，给我的印象是：‘高似乎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华两国间的事变盼方案已经死心了，他改变态度不再提出这个主张，只是热心地专门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179
高宗武于7月15日左右返抵香港的，但他一直不往汉口报告。19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指陈布雷——笔者）亦无所闻，为之焦虑。”180周佛海回忆说，高宗武回到香港后，曾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又是背着蒋介石去日本的，因此他没有勇气回汉口报告。他想自己必定会遭逮捕，不然则将不能从汉口脱出了，于是他便将报告书交由周隆庠送回汉口送交周佛海。
周隆庠是在7月22日下午由香港飞抵汉口的。周佛海得知后，立即召其来谈。是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宗武派周隆庠迭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5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181
从拥蒋到反蒋（4）
关于这一情节，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
我接到其报告书看了一遍之后，便认为要立刻给蒋介石看，还不如先到汪先生的地方与他商量一下才好，便拿到汪先生的地方，并对汪先生说：“本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起来为妙。”我这样一说，汪先生却说出：“这是没有关系。”遂仍照原文交给蒋介石看了。182
从这些记述与回忆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是由日本还是由高宗武首先提出要汪精卫“出马”的问题，毋庸置疑，是由日本方面提出的。否认国民政府，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是1月16日以来，日本一贯的灭华方针。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的《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屈服”的必要条件。12日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15日五相会议决定的《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中，也都把蒋介石下野，分裂和改组重庆国民政府作为使中国“屈服”的条件。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汪精卫；分裂或改组重庆国民政府的唯一人选，在日本看来，也只有通过汪精卫才能实施。
第二，汪精卫所以敢于让写有“汪先生”名字的报告，不加删改的交给蒋介石看，既说明他决心充当日本的侵华工具，又说明他有恃无恐，妄图凭借日本的支持，取蒋之地位而代之。
那么，蒋介石对此是何种态度呢？7月2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有：“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但他并未具体写明蒋的态度及处置办法。只是后来在回忆此事时说：蒋介石在看过高宗武的报告后，便交给张群看。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事前已看过，所以特地嘱咐张群：“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183
如果周佛海的回忆是真实的话，说明蒋介石当时不知底里，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当成一般问题予以处置。“但是经过三天之后，蒋介石便招呼陈布雷，以怒气满面地说出：‘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并且命令停止付给其每月8000元的经费。”184
这说明蒋介石的态度是很明确和坚决的。但是，周佛海并未由此停止其通敌活动。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他便从其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供其使用。他说，由于蒋介石下令停止付给高宗武的活动经费。“这一来，对高宗武答应过愿负责任的我，就陷于非常的困难了。当时我因为担当宣传工作，所以便将宣传费的内中，每月提出了3000元给他用，并请其‘暂时再观形势吧！无论如何你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185
周佛海敢于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并擅自从宣传部的经费资助高宗武留在香港，继续暗中通敌，说明他与蒋介石之间，在坚持抗战还是与日本谈判和平的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深。这种政治上的分歧，必然发生对蒋介石政治态度的变化，这就是由拥蒋而转变为反蒋。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这种态度的变化越来越强烈，以至最后促汪反蒋，另立反蒋*“新政府”。
从拥蒋到反蒋（5）
6月上旬，日军开始了进攻武汉的军事行动。日军分两路，一路自合肥南下，一路由芜湖西上，于13日占领安庆，接着逆水西上，陷马当、彭泽。7月4日占领长江咽喉湖口。26日攻古九江，取得了攻占武汉的桥头堡。江北之敌，在连陷安徽舒城，桐城之后，接着占领了潜山，从而控制了大别山右翼的战略据点。江南之敌，于8月24日攻占江西瑞昌，接着向赣北进攻。10月5日，江南日军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咸宁。9月6日，广济、武穴相继陷于敌手。29日，长江要塞田家镇失守。10月19日，日军攻占湖北浠水，直指武汉。与此同时，江北日军在相继占领安徽六安、霍山、河南商城、潢川、罗山之后，于10月12日占领豫南重镇信阳。从而形成了对武汉的三面包围态势。
在武汉保卫战开始后，蒋介石曾决定利用武汉地区的有利地形，调集百万大军于武汉周围地区，以图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当时三个月的持久战斗中，战局时有顿挫。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本应配合武汉会战，大力进行鼓舞士气、发动民众、支援抗战的宣传鼓动工作。但周佛海却消极应付，并因此受到蒋介石的责备，又加上宣传部人事问题与蒋意见不合，因此对蒋极表不满。
关于人事问题，蒋介石曾拟调宣传部主任秘书、周佛海的得力助手许孝炎，任湖南省民政厅长，周佛海误以为蒋介石此举是拆宣传部的台，不胜愤极。由于宣传工作不力，8月12日，陈布雷以电话告诉他，谓“委座表示三月来宣传无成绩”。13日，周佛海召集宣传部有关人员商讨今后统一宣传办法时，参加会议的人认为拟定的方案与蒋介石的希望甚远。对此，周佛海本应努力设法，力谋改进，但他不仅不如此，相反，在情绪上却极为抵触，并以辞职相要挟。他说：“蒋先生之理想，亦过于离开事实，决不能实现。此事宣传部必受斥责，余亦不辞，必要时当退避贤路也。”186
8月17日，周佛海曾奉命赴重庆，主持宣传部主要事务，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9月21日，在武汉会战紧急之时，蒋介石为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令周佛海再往武汉一行。但他以“此间各事须亲自主持”为由，电请暂缓。直至2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再电周佛海，谓“委座重视宣传，嘱仍赴汉一行”之后，他才不得不派人去预订27日的飞机票，飞往汉口。他在是日的日记中写有当时的不满心情。他说：“此行受苦，冒险、义不容辞，惟恐委座不明下情，过于吹求督责，令人怄气耳。但此行惟气决难幸免，亦惟顺受而已。”18727日，他在日记中写有抵达汉口后的心情。他说：“明日谒委座，对于宣传必多指摘。闻最近肝火甚旺，难免谩骂；如伤及人格，余当不服也。”188
周佛海在重庆这短短的一个月零10天的时间里，不是全力以赴地发动民众，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而是如他自己所说：在宣传上和理论上“和共产党徒及孙科等准共产分子”，奋斗了一个多月。189在他看来，谁要主张团结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谁就是共产分子。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反对抗战之心理到了何等丧心病狂的程度。
他到武汉以后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说：
“那个时候，武汉的景象，已非常萧索。在四面楚歌的中间，召开庆祝*的民众大会。我当主席，我竟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勉强说几句违背良心的话，郭沫若（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笔者）忽然造个谣言，当众报告军令部来电话，南浔正面大捷，歼灭了8000多敌人，还有1万多正在包围中。于是群众跳跃欢呼。……低调主义者，听着高调，已经是心烦意乱，还要跟着唱高调，我还能长久忍耐下去吗？
从拥蒋到反蒋（6）
天外飞来的消息：广州失陷了。武汉的陷落，也迫在目前了。照例当这种严重的局面，一定颁布一个宣传方针，以安定人心。但是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可以说话。要说武汉没有军事的价值，那么，以前为什么要高唱保卫大武汉？要说敌人越深入，他们就越困难，那么，为什么要抵抗，为什么不就请他们深入呢？假使有个老百姓问我，鄙人忝为宣传部长，实在无词以对。”190
周佛海到汉口不久，时局日益危急。10月12日，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国民党军队失于防范，广州陷于敌手。14日，周佛海便准备于19日飞离武汉，但他担心因此会有“胆怯之嫌”，因改至25日。16日，蒋介石决定不固守武汉。并决定于25日停止飞机飞行。闻此消息，周佛海非常焦急，担心届时不能离开武汉，于是便托人向航空公司交涉，将机票提前。22日，当得知当日有往成都的飞机时，便不顾一切地立即往机场，登上飞机，仓皇逃离了武汉。他对自己的逃出，感到非常的庆幸。他说，如照原计划25日离汉口的话，他一定不会逃出。
周佛海返回重庆后，与汪精卫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8月18日，他在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之后，即随汪精卫赴其上清寺一号寓邸，“谈政局及宣传问题”。24日，又与汪“谈外交及宣传问题”。至于他们在一起参加各种会议接触之密切，那就不用说了。
周佛海记日记是很注意“保密”的，不仅他个人的私生活从不直接涉及，尤其政治问题，更是慎之又慎，因此，正是由于如此情况，我们对他日记中的“谈政局”及“谈外交”等记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认真考察。所谓“政局”当然是战局的发展；所谓“外交”绝不是国民政府当局的“外交”，而是他们暗中与日本进行的秘密交涉。
原来，高宗武由日本携回“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决定后，不仅使汪精卫深为动心，跃跃欲试，积极行动，而且也使周佛海大受鼓舞，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此，积极鼓动汪精卫出马，响应日本的号召，与之交涉中日“和平”。由此，汪与日本之间开始了暗中秘密交涉。周佛海与汪精卫商外交之进行，也就是指代表汪精卫的梅思平在香港与日本交涉的进展情况。
高宗武在返回香港后不久，由于肺病复发，不得不往上海住进了医院，因而与日本间交涉的任务，则由周佛海任命梅思平代替。
首先与梅思平进行谈判的是日本同盟通讯社驻华中（上海）分社社长兼华南（香港）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据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记载：1938年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与松本之间，就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与办法等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梅思平称：“和平运动必须由汪兆铭先生领导，周佛海和我们一些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下，已经行动起来。而且和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及广东的张发奎等人进行了联络。”
此后，梅思平、高宗武与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又作了进一步的谈判，并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正是由于这一秘密交涉，终于使周佛海走上了拥汪反蒋，叛国投敌，另立伪政权的罪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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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皇出逃（1）
10月14日，梅思平曾电告周佛海，说他准备近日来汉口转往重庆。由于武汉危急，所以梅思平21日便直接由香港飞往重庆。
梅思平此次来重庆的重要任务，就是向周佛海、汪精卫呈交他与高宗武在香港与日交涉所拟定的“和平方案”。促使汪精卫“出山”。22日，周佛海由汉口飞往成都，23日与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陈公博会见，周佛海“将外交最近真相，略为报告。”24日，周佛海飞抵重庆之后，梅思平、陶希圣相偕来见，“谈各项重要问题”。19125日，周佛海与梅思平、陶希圣3人再度商谈后，即于是日下午往见汪精卫。
从25日起至11月1日间，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以及陈公博、陈璧君等人，连日秘密举行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汪精卫作出如此决定，既反映了他对抗战形势的悲观，也表现了他的强烈的政治野心，妄图依靠日本的支持，实现自己多年来一直未能如愿的领袖欲。
早在广州失陷后，武汉失陷前，即10月11日和21日，汪精卫先后两次接见外国记者，宣称中国并未关闭和平之门，只要条件适当，是愿意与日本实现和平。他说：“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192由汪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汪精卫已经决定了与日本之间进行直接的“外交”谈判。会议中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必然是条件问题。其具体办法是，既然蒋介石不愿自动下野，汪精卫不可能在重庆取代蒋之地位，与日本主和，那就由汪精卫出面，在蒋介石势力之外的地方，另立反蒋*“新政府”，借此取代蒋介石之重庆国民政府。
周佛海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与日本谈判“和平”，拥汪另立反蒋*“政府”，也同样反映了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在他看来，广州、武汉的失陷，已是抗战的失败。10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过去一误再误，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岂为历史之罪人也！去年沪战发生，余与希圣、思平、宗武早已料及，惟人微言轻，莫挽危局奈何！”193他对时局的估计是：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194于此，国民政府再也无处可迁。因此，抗战绝无前途，不如另谋出路，以实现自己“更大的政治理想”。195
但是，周佛海虽对形势如此观察，也无绝对把握，因此内心仍是七上八下，充满矛盾。他在10月28日的日记中说：“晚赴汪先生处便饭，详谈中国情形及出路颇详，惟将来究竟如何变化，预料。”10月30日的日记又记有：“晚赴汪宅便饭，并商谈时局。实难决疑定计，实非易事也。”是晚，他“辗转不能成寐，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旋乾转坤，使国家不至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惟国运如何，实未能预料也。”31日的日记中更写道：“默念凡事均不易照计划顺利进行，故无论何事，如生枝节或挫折，不必灰心；意外，挫折，必须预料，万不可以计划一定，即可成功，世界上决无此种如意算盘也。”196但他断定“大局如何变化，本月内或有明显趋势。”197
仓皇出逃（2）
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定的“和平方案”，于11月2日离开重庆，经河内于11月9日返抵香港。接着，便与高宗武，分别乘船离香港往上海。12日，梅思平，13日，高宗武相继抵上海。
从12日梅思平到达上海的当天晚上起，至14日晚，由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代表今井武夫及伊藤芳男之间连日举行谈判，并达成初步协议。15日，今井返回东京，向陆军省及参谋部首脑会议报告谈判结果。由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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