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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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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发表之后，因为预感到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情况，确实希望从速实现对华和平。”154
董在离开东京时，影佐祯昭还写了两封信托董带交。影佐说：“我写了两封信给一向为我所尊敬，又是蒋介石军政双方的重要助手何应钦和张群，托他带去。那是因为在近卫声明发表后不久，直接写信给蒋介石是不恰当的。并且还想，以一个课长的地位写信给蒋介石，也是不妥当的，所以写给这两个老朋友。”155
影佐的信大意如下：
日中两民族不幸发生战争，导致1月16日帝国政府之声明的发表，东洋之命运不能不说穷途末路了。为打开此穷途之道，首先是贵国出现一个伟大的王伦，以解除我国朝野之士误解。现董道宁先生来日，以身传达贵国的诚意，使我当局大为感动。这是摆脱困境的第一步，但愿有人继他之后，再进一步试行启我等之蒙，以期待贵国的真意和我国的感动心情得以交流。156
影佐信中所谓的王伦其人，是南宋时主张与金和议的代表人物。1127年（建炎元年），他以朝奉郎假刑部侍郎赴金，被扣至1132年放还。1137年再次赴金，见金大将完颜昌。1138年复与金使同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约定和议。后被兀术扣留，1144年死于北方。影佐援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典故，是把自己比作完颜昌，而把董道宁比作王伦，要中国政府继续派人与日本谈判和平结束中日战争。
董道宁到上海后，与已至上海的上司高宗武会见，然后一同返香港。 4月2日，高宗武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董道宁赴日的情况。影佐的书信，当然也会经由周佛海或陈布雷之手，转呈蒋介石、汪精卫等人。
董道宁只是外交部亚洲司一个小小的科长，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他是不敢胆大妄为，潜赴敌方国都，进行“和平”交涉的。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像高宗武往香港一样，事前是经由蒋介石同意了的。但是除高宗武外，周佛海也是支持的。尽管周佛海曾否认他与董道宁的日本之行一事有关。他说：“此外，还有一个名叫董道宁的人。此人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到过日本，由他的活动的结果，断定日本也有和平的意思，把他所得到的材料供给高宗武。此事高宗武也有对蒋介石报告过。”157 。 想看书来
暗中通敌（4）
但是，据西义显说：1939年4月16日，他与高宗武等人在香港浅水湾饭店会见时，高宗武曾说：“作为我个人，我认为，即使陶德曼大使的调停破裂了，和平工作仍必须继续下去。因此，我便与周佛海（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等商量，决定一方面以一再表示和平主张的汪兆铭为中心，加强同志的集结；另一方面，派遣董道宁到上海，并请董与川越大使谈判，请川越大使说服日本政府放宽条件，为此做了全面安排。总之，决心使国民政府改变态度，接受和平。”158
周佛海在听了高宗武的报告后，很是兴奋，并且决定亲自飞往香港，直接与日方交涉。3月21日，他写信给杨淑慧说：“宗武夫妇住我家。”这说明此时高宗武已到了汉口。信中还说：“我已买定下月14日的飞机票，大约临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我一定可以到港一行。”但是，周佛海此项计划为蒋介石所阻。3月27日，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说：“下月中旬赴港小住之意须打消，因有种种关系，不便前往，否则，恐起物议。”周佛海听到这个通知后说：“闻之不胜懊丧。”159
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是日，周佛海写信给杨淑慧说：“宗武大约不能回港。”是何原因，信中未见说明。高宗武到汉口后有何活动，也不得而知。但是，到了4月4日，据周佛海日记所载，是日上午8时，他与陶希圣由武昌过江到汉口高宗武处，与高“详谈外交情形及办法”，一直谈到12时。午睡1小时后，又与高宗武乘车沿长江东下，到郊外散步，一直谈到5点。160他俩的“散步”，绝不是像一般人出于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必定与对日交涉有关。之所以要到郊外交谈，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人耳目。
4月5日上午，高宗武曾往见蒋介石。中午午饭时，高宗武便向周佛海报告了晋谒蒋介石的情形。161 4月6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周佛海忙于会务。8日，杨淑慧由香港飞抵汉口。至11日上午，周佛海才又得与高宗武商“谈应付日本外交办法”。16213日，周佛海应陈济棠之邀，出席晚宴，但未终席便往高宗武处，“商今后对日办法。因宗武明日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163
高宗武到底负有何种秘密使命呢？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在高宗武向蒋介石报告董道宁赴日本的情况后，“蒋介石便对高宗武说：‘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旨：我们决不是反对和平，但是要首先*，然后再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就会*起来，把此要点传给日本知道呢。’”
周佛海的这段话，是和西义显的*：《中日事变和平工作秘史》一书中的记载相吻合的。西义显说：高宗武由汉口飞抵香港后，于4月16日偕董道宁在浅水湾饭店与日本方面的西义显，伊藤芳男及松本重治等人会见时，高宗武单独向西义显等人口述了“蒋介石氏亲口告诉”他的话：“影佐大佐给何应钦及张群的信，我已看过。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而影佐敢于这样做，说明其对两国和平外交具有足够的诚意。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蒋介石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的真正意图是：
（一）在对苏关系上的安全保障。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依赖的确保。
这两项意思，原则上予以承认。
第一项更进一步分类如下：
1。东北四省。
2。内蒙。
3。河北、察哈尔。
1及2可以留待他日协商，3则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之确立及行政完整，日本须尊重。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164
尽管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事的真实性，也没有理由和证据来否认它，但是从实际内容看，是与蒋介石庐山谈话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贯通的。它说明蒋介石既不放弃和平谈判，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又不从其原则立场后退一步。
4月27日，西义显回到东京，打算向参谋本部报告高宗武所提交的中日“和平”方案，但是，由于徐州战役的进行，形势的变化，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西义显说：“我倾尽自己全部热情的报告和劝说，连关键人物影佐祯昭都打动不了，更何况对参谋本部当局，我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他说，他在参谋次长室召开的会议上，拼尽全力的讲演，但出席会议的人都一言不发。165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且使战局日益扩大之后，引起日本内部一派人士的忧虑，害怕日本陷入长期对华战争的泥淖，因此极力想恢复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使战争适可而止。西义显所进行的对华“和平工作”，代表了这一派人的主张。当然，这两派人之间，在主张上并未根本性的差别，在灭亡和奴役中国这一根本点上，他们是主张一致的。他们的差别仅仅在实现日本侵华亡华的手段与方法上不同而已，一派主张以武力征服，一派主张以政治的手段，使中国屈服于日本，接受日本的各项要求。
由于日本参谋本部对西义显的主张不加理睬，所以他在东京的活动毫无结果。5月17日，即徐州会战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之际，西义显由日本返回香港，向高宗武报告了毫无结果的东京之行。高宗武便立即致信汉口的周佛海，报告一切。
高宗武的此次香港之行，周佛海曾与之进行过周密的策划和详细的安排，因而也寄予了巨大期望。因此，他也一直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与日方交涉的结果。5月20日，当他接到高宗武的来信获知“所事渺茫”时，说：“闻之，不无焦灼失望耳。”166
从拥蒋到反蒋（1）
1938年4月至5月，继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与南北夹击的日本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结果，中国军队不守，于5月中旬相继西撤。5月20日，徐州陷于敌手。徐州的陷落，使日军实现了打通津浦铁路这一南北重要交通线的战略目标。接着，日军沿陇海路西犯，其目标是在夺取中原战略要地郑州之后，一方面沿平汉铁路南攻武汉，一方面沿陇海路继续西犯，夺取潼关进攻西安。以此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便迅速结束战事。
但是，徐州会战的失利，并未使中国军队丧失战斗意志，在日军西犯时，仍继续节节抗击敌寇。6月7日，为阻挡强敌，国民党当局掘开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黄水漫漫，水流之处，土地淹没，房倒屋塌，淹死者无数，千百万民众流离失所。但是，黄河之水，也使日军无法前进，不得不放弃攻占郑州的计划，而改以沿长江西犯。
徐州会战的失利以及最后的失守，这是在战争初期处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局面。它也丝毫表示不了中国的失败。但周佛海却不做如是想。5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参加国防会议。外交、军事消息均不佳，尤以军事情形紧急，南京失陷前心理又复恢复矣。”在10日的日记中写道：“与（范）绍陔谈徐州情形。至为焦灼。闻徐州四面被围，数十万大军退路已断，恐上海退却之情势又将重演，而武汉且生动摇矣！”167特别是由于日军的西犯，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准备保卫武汉，同时为防备不敌于敌，从6月7日起，下令在武汉的各机关分批撤离，而其宣传部也要一部撤离，一部留守。形势的如此发展，使他对前途“悲观之至”，168因而更促使他急于与日本谈判“和平”。
5月20日，周佛海收到高宗武的来信后，即于22日复信高宗武，“谈大局前途”。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他在信中对“大局前途”是如何估计的，但除了“悲观”“失败”之外，是不会有何种信心表示的。高宗武接周信后，于5月30日中午飞抵汉口，立即往见周佛海。下午1时半，周佛海偕高宗武到其宣传部，“谈中日关系前途两小时”。169
高宗武此次到汉口，只停留了短短的几天，对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武汉了。他于5月30日中午到武汉，6月6日上午便“奉命”飞往香港。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周佛海几乎是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他们是如何商讨的？又作了何种决定？周佛海在日记中没有留下记录，也没有留下其他文字，因而难于确切说明。但是，我们从日记的字里行间，以及他们的活动中，仍可窥其一二。
6月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晚，武来见，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170这段日记说明高宗武飞往香港，负有特殊使命，而且这个使命并非周佛海所授予；同时，这个“命令”非同一般，因为如果实现，决定了今后他们“再会何处”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另有所图。
高宗武抵香港，并执行所负使命之后，梅思平则于6月23日由香港飞抵汉口。当即，周佛海便请陶希圣来寓，一起“商中日外交问题”，并谈“中日外交趋势”。24日，又一次商谈。25日，梅思平往见汪精卫，回来后，与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1717月1日，梅思平离汉口飞往香港。周佛海前往送行，临别时感慨万分，再次表示：“此别不知后会何时何地，珍重而别。”172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从拥蒋到反蒋（2）
上述记载已明白说明，高宗武已经赴日，其任务是进行中日外交谈判。事实也确实如此。
高宗武是在6月22日晚，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外交部专员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前往东京的。据周隆庠的回忆，经过情形大致如下：
高宗武与我从香港乘坐日本轮船到东京去时，先是晚上九十点钟光景，坐出租汽车，到了日本总领事馆，再换乘领事馆的汽车，由领事馆派人护送我们登上轮船，并秘密指示轮船负责人妥善照料我们，作了保守机密的特殊布置。伊藤芳男则等候在长崎港外，秘密接我们上岸，乘汽车取道云仙，转乘火车，由伊藤一路护送我们到了东京。173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即是西义显等人的提议，也是周佛海的怂恿，并得到汪精卫的支持。
由于徐州会战的进行，西义显的“和平”提议，未能得到日本参谋本部的支持和响应，但他并不死心。他在返抵香港后，极力鼓动高宗武去东京，直接与日本当局交涉。他对高宗武说：“如果您能决心飞往东京，把上次对我说的条件亲口向日本当局建议的话……与影佐直接取得联系，这一事情本身就可以使影佐一派为结束战争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这是确实无疑。既使只是使日本内部确立实现和平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你也应去日本，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欢迎你到日本的。”174
高宗武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且得到了周佛海的极力支持和汪精卫的同意。关于此事，周佛海曾说：
我在高宗武再度上香港之前（后），对他说过：“你还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直接跟他们联络吧。”我说了这话时，高宗武便露示有所考虑的样子，心中正是想着到底要上日本去，是不是应对蒋介石报告才好呢？还是不必呢？因为若在事前报告他，则一定要被其阻挡的，于是我便对他说：“你还是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报告给他知道吧。对蒋介石的报告一事，我可以负责任了。”再三地对他鼓舞的结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决心，决定上日本去了，而且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打电报来托我：“请对蒋介石禀告，并请代为设法。”
因此，我便把此事传达给陈布雷，再传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便说出“太荒唐了！”他只说了这句话而已，再无说过别句话。175
从周佛海的供述中，我们可以得知，高宗武赴日本之事，蒋介石事前是不知道的，而且也是不赞成的。那么，授予他命令者，只有汪精卫了。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党副总裁，同时被任命为将要成立的国民参政会议长，是国民党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其主要任务仍然为处理政务。
汪之所以要高宗武秘密去日本，是事出有因。原来，早在3月间，日本通过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就已经开始了对汪精卫的工作，即要汪出面成立政府，代替蒋介石与日本谈判和平。此后，意大利大使还明确向汪精卫提出三点希望：“（一）汪亲自秘密去日本；（二）如果不能去日本，就给近卫公写信；（三）中国乘机表示决心参加防共协定（使中日交涉容易进行）。”176
汪精卫深感战局的不利，对此提议是非常赞成的，但他又无法满足日本的要求。为此，曾派其亲信人物，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答复意大利大使说：“（一）汪秘密去日本不可能，难于实现；（二）现在从苏联那里接受飞机和其他军事援助，在现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参加防共协定；（三）如果能得到意大利国的秘密保证，汪可以写一封长信给近卫公；（四）在起草给近卫公的信时，希望能在意大利方面的斡旋下，知道日本方面的大致条件；（五）在发送此信的同时，也准备通告英国大使。”177
从拥蒋到反蒋（3）
所谓“近卫公”者，亦即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高宗武赴东京，实际是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交涉。
1940年3月30日，周佛海回忆当年的情况时曾说：“忆前年4月与（梅）思平谈收拾时局办法，余谓必需三民宅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件。”查1938年4月，梅思平一直在香港主编《国际问题》，直至6月23日才飞往汉口。在4—6月间，只有高宗武前后两次往返香港、汉口之间。如果周的回忆仅仅是把时间记错了的话，他既然可以与梅思平商讨实现“和平”，收拾中日时局的办法与条件，那他当然也同样可以与高宗武商谈，而此事也一定与汪精卫商量过。不然，为什么梅思平会与汪精卫共同推测高宗武赴日之结果呢？
从周佛海所说收拾时局的四条件看，与日本所要求的以汪代蒋的条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日本是要国民政府更换人事，改变联共抗日政策，停止抗日，共同*。后来，汪精卫也正是根据这种基本要求，与日本实现“和平”，只不过是秘密出逃，另立反蒋*的傀儡伪国民政府罢了。
高宗武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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