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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下旬，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接见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锋报》驻上海特派记者谈话时表示，纵令上海与黄河以北均告不可，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继续抗战，如政府仅因华北或上海之不守，即考虑屈服，则政治统一即不可能。
　　23日，周佛海在阅读了宋的上述谈话后，深表不满，竟称：“宋之谈话幼稚之点颇多，如此妄论，误国不浅也。”125
　　上海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日本不断增兵上海，终致上海沦陷。
　　上海失守后，日军继续西侵，南京不保。面对如此形势，15日晚，南京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议迁都，以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步移武汉，第二步移衡阳。
　　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以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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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和”失败（1）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也施展其“中日直接谈判”的外交伎俩。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接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德国政府立即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并电令其驻华大使陶德曼转告中国政府，德国政府认为：“就目前来说，（中日）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亦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127
　　11月2日，狄克逊再访广田弘毅，探询日本对中日“和平”的条件。广田面告了日本初步提出的八项主要条件，请其转告中国政府。并于次日要德国政府“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并且建议让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向蒋介石报告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
　　11月3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电令陶德曼，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并称：“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128
　　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转告了日本所提的“议和”条件。11月9日，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根豪森，按照陶德曼的要求，也在南京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指出“战局的严重”。他要孔注意：“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129
　　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的行动，即史称的“陶德曼调停。”
　　日本政府之所以在此时授意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是破坏将要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这次会议是国联咨询委员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作出的决定，其目的是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对于这次会议，日本不仅拒绝参加，而且妄图以中日直接交涉、阻止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干预。第二，妄图借此诱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以便尽快结束战争，避免陷入长期对华作战的泥淖。
　　广田在11月2日接见狄克逊时，向其面告了日本所要求的如下八项主要条件，即：
　　（一）承认满洲国；
　　（二）内蒙古设立自治政府；
　　（三）在华北设置非武装地带和解决华北经济利益和权力问题；
　　（四）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并由国际警察队进行管理；
　　（五）　关于放弃抗日政策，应实施我方在1935年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要求；
　　（六）协力防共；
　　（七）降低关税；
　　（八）尊重外国人的权利。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日本的八项基本条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陶德曼在与蒋介石会见时，却将其中的第一项，即“承认满洲国”这样一个重要条件遗漏了，直至12月22日，广田再次会见狄克逊时，才对此作了说明。130
　　当时，蒋介石在听取了陶德曼的陈述后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并且表示他也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131应当指出，蒋介石是在不知道要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作上述表示的。尽管如此，双方的差距甚远，陶德曼的“调停”也就无法成功。

促“和”失败（2）
周佛海是在11月13日从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主任陈布雷那里获知“调解无望”的消息的，并得知蒋介石已决心迁都。11月16日，陶希圣从汪精卫那里获悉陶德曼调停的详细情况，并立即转告周佛海。他在听了德国的调解方案后，认为“条件与战前所传者大致均同，并未因战争而特苛。”并对陶德曼所表示的“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不愿，致成以后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之言”，认为“其言甚诚恳”。但是，“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132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对于蒋介石拒绝日本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何等的不满。
　　国民政府作出迁都的决定之后，南京国民党及政府的各机构便纷纷离开南京。周佛海是在20日下午同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吴鼎昌、何键、熊式辉、高宗武等人同船，由下关乘船离南京往武汉的。
　　中日战争是弱国抵抗强国入侵的自卫战争，因此，军事上的顿挫，战事的一时失利，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部分国土暂时的沦丧和城市的陷入敌手，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应由于此类情况的发生而悲观失望。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有了国共两方的团结合作，和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敌热情，以及最终必将赢得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对抗战，必将以中国取得最后胜利而结束。但是，充满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周佛海，却把军事的失利、首都的迁移，当成“亡国之初兆耶”，以至对于前途“悲观之至”，甚至认为“中国从今以后已无历史”。11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有：“（夜）12时返家。家耶？将离家而去矣！狂风大作，如鬼哭狼嚎。记李自成犯京时孝陵夜哭者，此狂风恐亦亡国之兆也。悲痛曷极！”133
　　11月19日，其妻杨淑慧因将先行离南京，在整理行装时，引起周佛海的绝望与悲鸣。他把此情此景与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相比，谓：“大有八国联军入京，满朝文武逃奔之惨象；风悲雾惨，重增凄凉。”20日，他在离家上船赴汉口之际，“盘桓各室，苦不忍离”。认为此去“不知重来何日”，也许“后会无期也”。他在上船之后，满见文武官员离京西去，心中万感交集，悲观万分。笑骂他们是“一群官，今后真不知死所也”的悲鸣。134
　　周佛海作为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拟定与实施，却对抗战抱如此悲观的情绪，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按照汪精卫、周佛海之流的主张，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抗战的前途和结局如何，中国的前途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也就是说，中国必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将永远成为亡国之奴隶。
　　11月23日，周佛海一行抵达汉口。25日，即偕其妻离汉赴长沙。正当周佛海在长沙为其妻子儿女的安置问题，忙碌不止之时，12月3日，却意外地接到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联名打来的，让他立即前往汉口的电报。周佛海虽不知因何事让他赴汉的，但猜想一定与时局有关。因此，心中万分喜悦。他在日记中写到：“殆时局有转机欤？极度烦闷之时，忽得此电，似炎热中饮凉剂，为之大慰。”135于是立即起程，赶赴武汉。
　　周佛海的猜测是有一定根据的。11月5日，陶德曼的第一次调停，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失败。但是，此后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被日军占领，日军已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势；华中地区的日军在占领上海之后，继续向南京方向推进，南京的沦陷已是为时不远之事。中国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而且在11月15日结束的布鲁塞尔会议，仅仅通过了一项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的政策的决议，对中国无任何实际的补益。因此，日本认为，利用其军事上及外交上的这种胜利形势，是迫使中国接受其要求的大好时机。德国由于自己在中国有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因为日本在反对苏联方面，对德国来说也有很大作用，因此，也不愿日本削弱或被困陷在中日战事里。由于这种原因，德国便又乘机开始其“调停”活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促“和”失败（3）
11月26日晚，陶德曼在汉口面告孔祥熙，称德国政府愿负“调停”中日战争之责。28日、29日，他又先后访晤孔祥熙及外交部长王宠惠。谓奉本国政府之命，特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方面的“议和条件”，并希望直接向蒋介石面达。孔祥熙经向仍在南京指挥作战的蒋介石请示报告，并得蒋的同意后，遂派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陶德曼前往南京谒蒋。
　　在陶德曼前往南京的途中，即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也在柏林召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要他转告本国政府：“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本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因此，首先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136
　　陶德曼于12月2日抵达南京，是日下午5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在问明日本的条件是否还是与上次所传达者一样，并在得到陶德曼的肯定答复还是一样之后，仍然表示：“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他并且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如下意见，即：
　　（一）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二）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
　　（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137
　　从蒋介石的上述谈话中，我们可以明确两点：第一，蒋介石所谓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是在陶德曼明确表示日本的条件没有变更的情况下作出的，并且其中并没有“承认满洲国”的条件，而这一点，直至12月22日，才由广田向狄克逊作了说明：“关于承认满洲国的问题遗漏了”。138　第二，蒋介石并没有因军事的失利，而改变原来的立场，仍然坚持华北的主权完整和独立不得侵犯。
　　但是，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对陶德曼的第二次“调停”活动，却大为兴奋。高宗武等人电告周佛海立即回汉口，就是在得知蒋介石已经与陶德曼谈话之后，他们以为蒋已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中日和平已经有了可能的情况下作出的。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34次会议，听取了徐谟关于陶德曼调停经过的报告，意在促使蒋介石接受陶德曼的调停。1939年3月21日，汪精卫在其发表的《举一个例》一文中，还公布了这次国防最高会议的记录。目的在于表白与日本谈判和平，已是当局一致的决定。这也确实反映了汪精卫当时急于与日本求和的心态。
　　实际情况却与汪精卫等人的估计相反，日本绝不会同意蒋介石的要求，而蒋介石也不可能接受超出陶德曼所传达的日本方面七项条件以外的任何要求。“调停”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至12月11日，召开国防参议会时，便宣布拒绝日本的要求。周佛海得知此消息后说：“闻德国调解失败，焦灼万端。命运已定，无法挽回矣，未知吾辈死在何处也。”会议尚未结束，他便提前退出，139　随即向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等人报告经过，密谋对策，但都想不出打破时局的办法。
　　12月12日，中国守军退出南京，13日南京失陷。
　　日军在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认为南京的陷落表明中国政府的抗战已经失败。14日，日本首相竟公然声明，国民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了。华北日军亦于是日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临时政府”的傀儡组织。22日，日本外相广田向狄克逊提交了对中国政府更加苛刻的条件，并限期要中国政府在年底左右，明确表明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否则，日本将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当前的局势。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宣称将逐步扩大和加强已成立的北平伪组织，使其“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140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更进一步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宣称：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今后将不再承认国民政府，即不以其为谈判对手，而重新扶植新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并与之调整关系。
　　1月13日，外交部长王宠惠根据12日行政院会议的决定，向陶德曼送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请其转达日本政府。复文指出：“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否则，“不知日本方面的详细要求，也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又不能表明任何意见。”14115日，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向陶德曼作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本的条件。16日，日本首相发表第一次对华政策声明，公然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将扶植已成立的傀儡政权，并与之调整日中关系。18日，中国政府撤回驻日大使，日本政府亦于是日撤回驻华大使，两国关系于是断绝。汪精卫、周佛海促“和”活动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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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研究会（1）
陶德曼调停的失败，中日关系的断绝，虽然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和平运动”遭到挫折，但是，他们不仅不就此停止其与敌谋取妥协的企图，反而变本加厉，并把他们的组织，从无形到有形，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抗战，和国共合作的罪恶活动。
　　1938年1月，在汪精卫的直接支持下，以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为中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名为“艺文研究会”的组织。从其名称上看，该组织似乎是一个研究文化艺术的学术团体，其实不然，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而且是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与资助的半官方机构。
　　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他的目的即宗旨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让陶希圣自己作出说明吧！1939年1月，陶希圣在写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信中说：艺文研究会的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142说穿了，成立艺文研究会的目的，就是专为对内*，对外‘主和’，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
　　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之所以鼓如此吹*和主和，这与当时不利的抗战形势有关。南京的失陷，华北与东南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中日外交关系的断绝，使他们这一小撮失败主义者更对抗战前途无望。在他们看来，与日本谋取妥协，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当时的民众抗战情绪，却与他们的想法完全相反。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了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党、军、政机构，实际上都在武汉办公，而且，八路军也在武汉设有办事处。1937年12月1日，*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已在武汉公开出版。1938年1月10日，*又在汉口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各种进步刊物，如《全民周刊》、《抗战》、《抗战文艺》、《战地》、《自由中国》等刊物，纷纷在武汉出版。由于*中央长江局领导与组织，以及各进步团体与进步报刊的宣传鼓动，武汉地区民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这种情景是汪精卫、周佛海等投降派绝对不愿看到的。
　　从当时的国共关系来看，两党合作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有着较为融洽的关系。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该会下属的政治部部长，并要*中央长江局副主席和*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恩来，担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