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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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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俱乐部（6）
周佛海等人所策划的与日本交涉的图谋，仍不过是希图重演淞沪停战的故事。但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先从日本方面看，如果说，当时日本的要求还只是限于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允许日军在这一地驻扎的话，而如今且本却是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广泛要求，其限度远远超过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再从中国方面看，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全面入侵，迫使中国人民除了起而抗战之外，别无他途。而且全国民众要求抗战的热潮，已成任何力量无法阻挡之势，顺之则存，逆之则亡。这些都是松沪抗战时无法比拟的。何况，不仅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间的矛盾与斗争已基本平息，而且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业已形成，中国已经有了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在如此形势下，任何中途停止抗战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周佛海等人的图谋，理所当然的为当局所拒绝。
但是，周佛海并不死心，特别是战事的扩大，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又极其嚣张之时，周佛海对时局更加悲观绝望，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策划与日本交涉的各种方案。9月4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第72届临时议会上发表外交演说，声称日本在华北采取行动之目的，在于促进日本、“满洲国”与中国的妥协与合作，安定东亚，以获得共同的繁荣与福利。中国必须认明其错误，而与日本之目的与欲望能趋一致。周佛海认为，广田的讲话表明，日本的态度虽极强硬，但“未关外交解决之门”，112 因此，仍应与之开辟外交谈判的途径。而且为了制造有可能与日外交的舆论，他还要求发表广田的讲话。并且还拟订了由英美出面调停的计划与方案，促蒋实施。9月11日，周佛海与陶希圣密商，决定让陈公博往访意大利大使，利用陈公博与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私人密切关系，通过意大利探询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意”。113所谓“真意”，也就是要探明日本究竟希望得到何种条件。
中日战争是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而造成的，中国的抗战，完全是被迫的，如果日本停止侵略，或者按照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或者通过其他国家的调解，实现和平；或者将战事适可而止，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反对的。但是，战争既然已经进行，作为中国来说，绝不能采取主动与日本谈判的要求。这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出于如此原因，蒋介石对于周佛海等人拟订的以上种种方案，一一加以阻止，终使周佛海们的计划化为泡影。
周佛海反对和破坏抗战的活动，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阻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实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际上明确表示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情和援助中国对日抗战的国家，唯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国。经过中苏间的谈判，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
两缔约国重新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
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
低调俱乐部（7）
倘若缔约国之一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114
至于国共之间的关系，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基本停止。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2月10日，*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相应的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的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的彻底*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15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关于重新实现国共合作问题，抗日派与亲日派间发生激烈争论。会议虽然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但不可否认在国内政策上开始发生转变。21日，由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中，确定了“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提出了统一军队，统一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表述方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人为代表，先后往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7月13日（或14日）周恩来偕秦邦宪、林伯渠秘密往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谈判，送交了《*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重申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及四项保证。双方并就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详细谈判。虽然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未能解决，但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已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7月19日下午，周佛海曾偕陶希圣往访*代表周恩来、林伯渠。谈国共合作等问题，周佛海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述：二时半，希圣来，略谈，同往访*首领周恩来、林伯渠，10年前老友也。相见欷殻В皇そ裎糁小Ｏ嘤胂晏刚咦渲庖寮熬�116
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接受了*关于红军改编后人事及指挥的主张。8月25日，红军经过改编，相继开赴抗战前线。按理，国民党当局为适应全国性抗战形势的要求，本应迅速公布*中央早已送交的《国共合作宣言》，但却迟至9月21日才由中央社发表；22日，蒋介石发表事实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是为什么呢？除了由于蒋介石本人不愿接受*中央提出的*要求，和对三*义的解释，以及*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后共赴国难等原因外，也是与周佛海等人的竭力阻挠分不开的。
周佛海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他自己所供认的那样：自他被*开除之后，他就始终以*为敌。抗战爆发后大势所趋，周佛海虽然不得不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但却竭力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他在庐山与周恩来、林伯渠会见之后，他就抱定国民党不能与共产党维系长久的关系，因为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态度上不同，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
周佛海既然主张与日本妥协，力图使抗战适可而止，当然就不希望并必然千方百计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关于如何阻挠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发表及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周佛海曾供认说：
在抗战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立即停止战斗行动。我们主张一面抗战，一面不能断绝外交的线索，为此，不宜从别的方面，再给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实，使他们作为扩大战争的理由。不幸我们所不愿意的现象，继续不断地发生了。中俄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蒋先生容共的谈话发表了。前者给日本以刺激，后者授日本以口实，是毫无疑义的。当中俄协定公布后的两三天，其晚我听蒋先生的容共声明，明天就要发表，我觉这两件事，先后接着发表，其实是毫无好处。就和熊天翼商量，最好请蒋先生稍缓发表。天翼也以为然。凑巧蒋先生那晚约他谈话，他就陈述这种意见，并蒙采纳。117
周佛海如此反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也是出于他对共产党的仇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民族于危亡，本是中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民族的共同愿望。试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与抗日行动，即可深切地体察出中国人民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与信念。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入侵的形势下，主张国共合作，共同御侮，发出了团结抗战的号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但是，周佛海对此却是恨之入骨。他恶毒攻击共产党是“惟恐天下不乱”，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118
与汪的不解之缘（1）
周佛海等人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和平运动”，不是偶然的，不仅是由于有汪精卫的支持，而且是在汪精卫的直接主使下进行的。1939年7月，周佛海在由日本返回上海，公开声明进行卖国投敌，准备成立傀儡伪政权时，就在其所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中，公开承认，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
从历史上看，周佛海与汪精卫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1924年4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国任职，他所投靠的是戴季陶和邹鲁，也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关系，才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的信任。戴季陶、邹鲁以至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的右派集团，而汪精卫其人，则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代表，是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的领袖人物。当时国民党中左派与右派斗争的中心，是围绕要不要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允许不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保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汪精卫是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同戴季陶等人分裂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佛海本来是共产党人，而在戴季陶等人的拉拢下，不仅背叛了共产党，而且积极追随戴季陶，打起了“*产”的黑旗。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甚至叫嚷取消共产党。周佛海的如此行为，曾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1927年5月，周佛海逃离武汉之后，曾写文章反唇相讥，他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119
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清党，宁汉合流之后，汪精卫又因与桂系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以致被通缉，不得不于是年底离开上海前往法国。接着，又因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又和蒋介石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对抗。汪曾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发动和联合各地方实力派，以武力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汪不仅在北平召开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另立反蒋的国民政府，而且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又与粤桂系联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了广小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
在所有上述这些斗争中，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的。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汪之间才消除对立。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实现了南北合流，并在1932年1月28日，实现了蒋汪合作，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周佛海既是中央执行委员，又是江苏省教育厅长，与汪之间，也就形成了部属关系。
蒋汪之间由于长时间的对立和争夺，而必然产生深深的隔阂。为了弥缝裂痕，蒋介石曾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即是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同时，也要设法消除周与汪之间在历史上的“误会”。由于有了蒋的指示，所以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往，而且无所顾忌。作为教育厅长，周佛海对南京行政院及*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此，也深得汪的好感。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汪的不解之缘（2）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迅疾回国，于22日由意大利的热那亚，乘波茨坦号邮船启乘。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的行程电后，即于1937年1月6日决定，派周佛海与周启刚及邵力子为代表，前往香港迎汪。
周启刚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邵力子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武汉政府时期，邵与汪的关系密切，派他俩为代表赴港迎汪，为理所当然。而周佛海时任国民党民众训练部部长，从纯职务的关系上看，实无由他迎接的必要。而之所以派周佛海去，一方面反映了他与汪的关系的良好，同时，也由于周佛海是蒋介石的亲信，是以代表蒋介石的身份迎接的。
1937年1月8日，周佛海由南京赴上海，当晚，偕汪派人物彭学沛乘法国邮船离上海，11日抵达九龙，住半岛饭店。12日上午，汪船抵香港，周佛海等即往码头迎接、致意，下午，周佛海偕邵力子、周启刚登上汪乘的波茨坦号邮船，离香港往上海。经过近两天两夜的航行，于14日中午抵达上海。
从周佛海登上波茨坦号船起，至抵达上海时止的船行途中，汪与周佛海等人就西安事变最近国内国际政情及中国今后出路，以及有关国内政治、党务、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题，作了极其广泛的交谈。汪精卫对国内外政局之观点及各项主张，与周佛海极为近似或一致，臭味相投，因之，关系更加密切。周佛海后来谈及此事讨说，想不到此次奉命迎汪，他与汪精卫之间，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主张完全一致。首先在对日关系上，两人一致主张中国与日本只应为友，不应为敌。“冤仇宜解不宜结”，力主与日本妥协防止抗战发生；第二在国共关系上，反对停止内战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两个问题，虽然有区别，但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国共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团结御侮，共抗强敌；反对抗战，必然反对国共合作。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继续重弹“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反对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汪精卫曾说：“我当时只能牢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他诬蔑共产党是“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推动中日战争。”120
汪精卫本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于8月15日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而这两个会议是以汪精卫为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也是极力阻止对日抗战。他说：“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121正因为他们的主张一致，周佛海便与汪精卫沆瀣一气，并以汪精卫为领袖，利用其地位，进行阻止和破坏抗战的种种活动。
前述周佛海等人所拟定的须与日本开始外交的步骤及方式等计划，都是通过汪精卫转给蒋介石的。此后，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在方式上，周佛海主张由德国和意大利出面斡旋，如此，“日或可接受也”。122
日本对中国的武装入侵，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战事爆发后，曾有人主张对日本宣战和绝交，国民党当局曾就此进行讨论。时任宣传部长的邵力子曾提出，如果对日宣战，英美等国会借此拒绝给予中国任何援助，对我不利，故不能宣战，但主张绝交，则不能反对。周佛海则诬蔑由中国提出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则我处挑衅地位”。123
10月13日，国防参议会开会讨论对将要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的对策问题时，有人提出应与日本绝交。汪精卫听到这种主张后，暴跳如雷，“谓绝交自我，则吾国必变应战而为挑战，国际同情我之形势亦必大变。”并诬蔑“主张绝交者，为破坏国家外交政策，虽谓汉奸，可也。”周佛海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很同意汪的发言。他说：“此语与余意正合。” 124
10月下旬，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接见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锋报》驻上海特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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