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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腕儿-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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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天下局势已成瓦解，各种政治势力风起云涌，政事军情瞬息万变，革命党、清廷和立宪党均无力收拾残局，只有请袁世凯出山来摆平。这时候的袁世凯真可谓“众望所归”，但他牢牢握住兵权之后，对哪一方都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反对，而是左顾右盼，左右开弓，一方面对清廷信誓旦旦表达自己的忠肝义胆，同时以革命党的势力和要求来要挟清廷，一方面则对革命党表示民心思安，天下为重，而又以清廷的要求来压制革命党，还充分利用立宪党在其中做穿花蝴蝶，穿针引线，终于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这一幕大戏，演得是起承转合、跌宕起伏兼有声有色，的确是袁世凯一生中耍权弄术的经典之作。可惜袁世凯身边有些人不明白袁世凯种种举措的妙处，觉得他做事不像以前有决断了。袁听了不免得意地向这些人解释：“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如果硬来，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在戊戌变法中，他最初也是秉持灵活机动的策略，而且极为成功。虽然他有段时期被慈禧太后目为维新党，而且康梁一党对他的确也倚为腹心，连政变这样大逆不道的事也请他参与，但袁世凯在保守派和洋务派那里也很吃得开，至少是他们极力拉拢的对象。荣禄对他的器重和保全是不用说了，李鸿章这一洋务派大佬则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推崇他，而李鸿藻作为清流派的首领，对洋务派李鸿章的政见和为人向来不齿，但对袁世凯这一“李鸿章的人”居然也赞赏备至。
春节与元宵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有关资料记载，春节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然而，现行“春节”称谓才有98年历史。
中华民族传统历法岁首正月初一，现今无论中国还是海外华人都统一称为“春节”，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称之为“元旦”。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
据《史记》载，夏代元旦为正月初一；殷商定在十二月初一；周代提前至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再提前至十月初一为元旦，直至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才恢复夏代的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以后历代相沿未改，所以这个历法又叫“夏历”，今俗称为农历。
中国历史上早有“春节”，不过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在《后汉书·杨震传》中有载：“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到南北朝时，“春节”是泛指整个春季。而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中国废除旧历采用阳历（即公历），用民国纪年。这样做带有改朝换代重新确立“皇历”的传统，同时也蕴含着与封建王朝彻底决裂的含义。
不料，孙中山的这个建议，民间一时没有接受，于是民间同时流行了两种历法，阴历和阳历。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仍然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
1913年（民国二年）7月，当时北京（民国）政府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
但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因当时是“五族共和”，端午等汉族节日列为全国节日不妥），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夏历岁首就由以往的“元旦”改成了“春节”。
由于这个“春节”是袁世凯批准的，许多倒袁人士，都拒绝过这个春节。孙中山在1924年还提出过废除这个节日。但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不同意，对孙中山不满的人也不同意。
1930年，南京政府为了适应当时世界上风行的改历潮流，一些改历人士重新提出，先过“元旦”新年，后过“春节”旧年，新年在前，旧年在后，十分荒唐。南京政府颁行政令，宣布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这个政令一颁布，立刻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对国民党的热潮。结果，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把旧历新年禁下来，而且还招来了国内许多反对的声音。
“春节”从“过年而不过节”，经袁世凯批准后，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盛大的传统节日”。90多年来，中国人都重视民族传统的新年，把春节当作真正的“年”来过。人们接受“春节”称谓，是因为它既区别了公历新年元旦，又因其在“立春”前后，“春节”表示春天的到来或开始，与岁首之意相合。
元宵节的应节食物是汤圆，汤圆的别名也叫做“元宵”。袁世凯因“元宵”谐音“袁消”，认为不大吉利，于是在他登基做洪宪皇帝那年，就明令公布，不准百姓叫“汤圆”为“元宵”；同时又下令要把“元宵节”正名为“上元节”。
原来，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他疑神疑鬼。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街上小贩在吆喝“卖元宵”，袁世凯一听，“元宵”不就是“袁消”吗？这是要消灭我袁世凯啊！可他又没办法禁止人们在正月十五吃元宵，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之后，袁世凯干脆来了个掩耳盗铃：下令从1913年正月十五日起，正式改“元宵”为“汤圆”，小贩们叫卖汤圆，听起来就不那么刺耳了！
袁世凯是顺耳了，可全国人民却不干了，尤其是革命势力控制的南方各省，根本就不理袁世凯这一套，1913年正月十五，南京夫子庙的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小贩们照旧扯开了喉咙：“卖元宵啦，卖元宵啦！”引得人们纷纷购买。执勤的警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不管，因为谁都知道，老袁复辟是逆历史潮流，不会长久。
果然，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梦后一命呜呼，“卖元宵”的吆喝声却在今天还能听到。
时人因袁世凯取消“元宵”，作了一首儿歌讽刺他：袁总统，立洪宪，正月十五称上元；大总统，真圣贤，大头抵铜角，元宵改汤圆。
矮人也有女人缘
相貌上，袁世凯先天不足。所以他一生什么都被人编排，就一点没人诟病，即从未有过桃色绯闻。说来还得归功于他长得不帅。
尽管相貌不佳，读书不多，既无高度又逊风度，但袁世凯久处市井，历练江湖，深谙市井风俗，为人处世上，既不违人情，又颇合事理，加之机心绵密，善于权变，所以官场上，巧于应付，拿捏尺度，自显英雄风采；情场上，体贴人意，不乏温度，一点不缺女人缘。
袁世凯生命中的女人，明里暗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十多位如夫人，可谓艳福不浅。
袁世凯的九位小妾中有三位来自妓院（大姨太、六姨太、八姨太）。
袁世凯的妾更多的来源于自家的女婢，是在长期主仆生活中慢慢建立感情的。
从女婢走入袁世凯个人生活的有五位（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七姨太是大姨太的女婢，九姨太是五姨太的女婢）。
尽管袁世凯长得不帅，这些女人与他结缘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袁世凯自有他的魅力，女人们大都念着他的好而在情感上臣服于他。
查一查袁世凯的一妻九妾，四姨太为他殉节，吞金立死。三姨太吞金后，伤身，三个月后死。七姨太因为怀孕，有孕乃大，被劝下，没死成。一个女人肯为一个男人抛弃生命，你能说这里只是金钱的关系？说明袁世凯在她们心里是有分量的。
袁世凯管理妻妾队伍是有一套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一碗水端平。不似光绪皇帝那样偏心眼，专宠珍妃一个。
钱财利益方面，七子袁克齐说：
我父亲对待她们，都一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因此一家向称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一次也没见过。
我记得三庶母想买一副金镯子，父亲说，好！每人一副，一个人买是不行的。月钱数目，各房一律，谁也不能多拿。
家中存款折子向由我母亲保管，父亲的图章由五庶母存着。家中用钱，我母亲向父亲报告数目后，就拿去请五庶母盖章，到银行去取。取出后交账房按月钱数目发放。
如果庶母们谁要犯了错误，父亲除当面训斥外，还要看情节轻重，停发一月或数月月钱。有一次九庶母与人赌博，就被停发两月月钱。
按规则办事，走程序，不偏不倚，这就消除了妻妾队伍中“患不均”、嫉妒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其二是袁世凯让这些女人有事干。女人没事干，三个女人就是一台戏，东家长西家短地整天搬弄是非。
袁世凯采用绵里藏针法，让大姨太场面上出风头，二姨太管钱财（前期）和烧菜。三姨太能歌善舞，弹琴（七弦琴）唱歌，五姨太管队伍建设。
不同于前面几位过了更年期的姨太太，六、七、八、九姨太太白天学文化，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晚上值班伺候。
大家都在忙，闲事儿就少。
袁世凯对待妻妾特别鬼的地方就是投其所好，对症下药。不知是真是假，据说袁世凯好上了二姨太的熏鱼，二姨太美得什么似的，每天用高粱米和芝麻养蟹，变着法子改善伙食。五姨太杨氏从小跟爹做小买卖，擅长理财，袁世凯就让其管钱。还假装糊涂让五姨太每天从预算里扣点儿小钱，自得其乐。什么都拿不出手的那几位，就让她们学英语，学填词，酬酢唱和，吟风弄月。
看来，读懂人心、善解人意的男人，从来都不缺乏魅力。
段祺瑞：六不总理，围棋功臣
段祺瑞信佛吃素，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俭朴，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大批围棋手，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还好打牌；段祺瑞喜用私人，刚愎自用。通电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和讨伐张勋复辟，三造共和。
学艺克虏伯
从1872年到1875年，洋务派用4年的时间，在各地选拔120名11~15岁的中国幼童分批送往美国留学。曾国藩、李鸿章向清廷陈述：中国欲自强，唯有学习西人的先进经验。西人的坚船利炮，背后有天文、地理、数学、制造等先进技术做强大后盾。因此应当选拔人才，直接到先进国家内部去追本求源。
虽然这些幼童“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但毕竟是长线的计划——15年风云不定的岁月，实在是太漫长了。这对于当时身处“数千年之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来说，的确是远水救不了近渴。
作为短期的救急方法之一，李鸿章率先在淮军中组建了有近代意义的新式炮营，采用克虏伯后膛钢炮装备。洋务派并不是一味盲目崇拜德国大炮，而是做了一番精心的比较研究。李鸿章1874年在给清廷的关于海防的奏折中提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查炮位一项，德国全用后膛，英国全用前膛，俄法则小炮多后膛、大炮多前膛，美国仍用老式滑膛。其中著名厂商，德国曰克虏伯，专造后膛全钢之炮。”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谈道：“唯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
大量购买克虏伯新式兵器固然正确，然“有器尤须有人”，从天津大沽口炮台到海南秀英炮台，这18400多公里海岸线，无数的海防大炮，需要有多少谙悉西方火炮长技的人才？所以当克虏伯的使者瑞乃尔1870年带着他的大炮来到山东登荣水师的时候，李鸿章立刻聘他为教官。
1872年，李鸿章再托克虏伯公司推荐人员来华任职，指导淮军炮营操练德军炮法。1876年，又精心安排了查连标、卞长胜等7名中国士官带足够用3年的笔、墨、砚台到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他们学成回国后，被派到淮军各炮营当教练，有的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军事科技人才。
李鸿章的克虏伯情结，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从洋务运动到抗战爆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德之间的军事交往从来就没中断过。
1886年，李鸿章来到段祺瑞就学的天津武备学堂考察，其目的是为了选拔若干像查连标、卞长胜等有着戎马生涯经历，能在短短二三年学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留学效果的武弁。考察的第一课目是：炮兵学员做炮击海面活动浮靶汇报，这给了段祺瑞脱颖而出的机会。
段祺瑞是唐太尉段秀实的第38世孙，祖籍为江西波阳。1865年3月6日出生于六安，1870年迁到安徽肥西县陶岗村定居。1872年，段祺瑞随祖父段佩在江苏宿迁兵营里读私塾。1883年10月，段祺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的炮兵专业。
因为当时学生都慑于李鸿章的威严，为此，首次开炮的学员，从第一炮到第六炮都没打中浮靶。李鸿章勃然大怒！
轮到段祺瑞指挥打靶，他沉着冷静、笃定指挥，第一炮就打中浮靶，紧接着连续快速几炮都每发必中。
李鸿章得知指挥员是安徽老乡，其祖父等家族成员都曾是自己手下的淮军官兵，非常高兴。接着又当面考了一些军事试题，段都对答如流。李鸿章兴奋得击节称赞，当即表扬段祺瑞是“熟知军事，俾易造就”，是可用之才。
1887年夏季，李鸿章亲赴天津武备学堂主持第一届学员的毕业考试，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赞扬段祺瑞等学生“各项操法，一律娴熟，试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无不洞悉要领……”
1888年冬天，五位赴德国留学生的学员名单呈送到李鸿章的手中审批。可是，李在这份留学德国的学生名单里，竟然看不到段祺瑞的名字。李鸿章认真审视了片刻，大笔一挥，将其中一名山东籍学生的名字划掉，换上了段祺瑞。
1889年春天，段祺瑞告别妻子和仅有一周岁的儿子，和其他四个同学来到德国柏林陆军学院，学习军事理论和各种操练课程。一年后，他们又奉命到鲁尔区埃森克虏伯兵工厂，进行火炮实习。
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各种威力巨大的先进火炮，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师夷长技”的魅力。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落后挨打、备受屈辱的局面，他们拼命用功学习。
弗里茨·克虏伯从留德督学荫昌转交的李鸿章的信函里，知道这批学生是中国的精英。但因为忙于公务，始终无法抽身前往探望。当他知道这些学生的聪颖与吃苦精神事迹后，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前往梅喷射击场教授课程。
1890年春天，清廷特使洪春代表皇帝前往德国埃森探望留学生。段祺瑞及其同学以娴熟的技术操演了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并以优秀的测距、瞄准、射击成绩，获得洪春和弗里茨·克虏伯的赞赏。
完成学业后，四位同学都先后回国，段祺瑞又奉命留在克虏伯兵工厂学习弹壳加工、炮管膛削、铣磨来福线、浇铸优质钢、检验钢材压力、拉力试验，各类火炮的型制构造、使用和保养等课程。
1890年冬天，25岁的段祺瑞自德国归来，当他前来跪叩李鸿章之际，心里一阵惊惶。李用凌厉的目光审视他后脑勺上的长辫并没有造假之后，才和颜悦色地说：“你的责任是报效国家而不是剪辫子！”段祺瑞满脸羞愧。因为在留学时，他曾一度想剪掉被外国人耻笑的辫子。
不久，段祺瑞被李鸿章简派为北洋军械局要员。1891年被调回威海，任随营教习五年之久。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之战时，段祺瑞带领武备学堂的学生帮助威海卫守军搬运炮弹，并亲自操炮与日军展开殊死激战。
1895年12月，段祺瑞随袁世凯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任炮兵营统带，随营学堂总办兼炮科班监督和总教习，培养出中国第一支野战炮兵部队并任司令。
三一八：民国最黑暗的一天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学生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和北京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医科大学、交通大学、工业大学、清华学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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